原国务院副部长：70年代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王海容沉浮录

 由于“文革”站队正确，更兼特殊的政治背景，王海容在外交部“仕途”平坦，似一马平川。从礼宾司“负责人”到副部长，她只经过短短4载。作为深居红墙的毛泽东的一座特殊“桥梁”，王海容在70年代中期攀援到她政治巅峰，在中国政坛上熠熠闪光……1965年11月，王海容结束了在北京外语学院的进修，学成归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她被安排在办公厅秘书处综合组。在最初的时候，王海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们与总理间的文电收发，同时也干些其他诸如编写外交通报之类的杂活。这时，与她在办公厅一起共事的有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14届候补中央委员刘华秋等。

       由于特殊的背景，加上“文革”中站队的正确，王海容“仕途”平坦，如一马平川。了解中国外交界内情的人士都知道，70年代中期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交部是国务院各部委中干部升迁最慢的一个部。原因有二：一是外交部“文革”以前十数年汇集了全国各路精英，资深人物密集；二是周恩来多年执掌、主管外交部，用人甚严，多降格使用，习以为常。以外交部大才子乔冠华而言，他从司局级官员升到副部长，经历了漫长的15个春秋。其中从部长助理升任副部长就长达10年之久。王海容无疑是迄今为止中国外交界升迁速度最快的外交官。在激烈的“文革”派系搏杀过后，显得有点“平步青云”了。

      1970年仲夏，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王海容因“工作需要”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年后，王海容便名正言顺地到位，被正式任命为该司副司长。那个时候，礼宾司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后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的韩叙先生。1972年春，王海容与资深外交家章文晋先生（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同时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早在50年代初期，章文晋就是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亚洲司的副司长、司长。两年后，在乔冠华成为共和国第4任外交部长以后，王海容取乔旧职而代之，成为中国外交部负责美洲大洋洲事务的副部长，从而攀援到她的政治生涯中的巅峰。1964年深秋，中国外交部杰出的女性龚澎（乔冠华已故夫人）在新闻司独领风骚14年之后升任部长助理。她本来是中国外交界最有希望成为女性副部长的头号人选。遗憾的是万恶的癌细胞过早地夺去了她智慧和灿烂的生命。在龚澎辞世5年后，中国外交部有了第一位女副部长。迄今为止（作者此文刊发于1997年2月──编选者注），在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以来的47年间，王海容是53位现任和卸任副部长中的惟一女性，也是最年轻的副部长，当时年仅36岁。

      自“文革”以来，王海容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她先是担任毛泽东在外交部的联络员。伟大领袖对外交部有何“最高指示”，常由王海容传话、带回信。迟暮之年的毛泽东与年轻的王海容有过许多深入的倾心交谈。1967年夏，王力因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终致下台。毛泽东谈起此事时对王海容脱口吟出晚唐诗人罗隐《筹笔驿》中两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对王力倒行逆施、多行不义而为历史所抛弃不无嘲弄。他老人家生怕侄孙女不解其意，还特地从书架上抽出诗集，找出罗隐原诗指给王海容看。

       及至“文革”后期，她和唐闻生（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后曾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几乎参加了毛泽东与来访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国知名人士的全部会见。得到毛泽东信任的王海容得以经常列席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尔后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进入人生暮年的毛泽东足不出户，深居红墙之内，他对政治局内部的交锋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不少是通过王海容这条渠道。晚年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政治局内部分为两个阵线，对于来自两方面的情况、材料，他都未必轻易相信。老人家需要自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王海容以其自身条件，便成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保持联系与沟通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文革”中胡愈之、杨东莼、周世钊诸位先生向毛泽东痛切晋言，即是王海容作为中介联系的。

      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致悼词的就是他的学生周世钊先生。稍后，受胡愈之等人之托，准备上书言事的周世钊，便通过王海容正式提出求见青年时代的好友毛泽东。1972年国庆节次日，王海容即陪周世钊赴中南海会见毛泽东。收下周世钊当面递呈的信件后，毛泽东着汪东兴安排时间听取胡愈之等民主人士意见。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晋言并无结果，但王海容的作用、地位已可察见端倪。1975年1月，四届一次人大会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位从昔阳虎头山进京的“永贵大叔”很快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出于朴素的农民意识，陈永贵不久就致书毛泽东，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蹲点，三分之一时间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二是搬出“钓鱼台”。毛泽东接信后于凌晨4时批示：“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次日，毛泽东破例亲自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

      陈永贵这两条为毛泽东欣赏的意见，事先就曾找王海容、唐闻生交换过看法，他是在得到王海容、唐闻生的支持后，才着秘书“起草”的。王海容、唐闻生在70年代中期中国政坛的影响可见一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权倾一时的大奸康生，临死前曾虚情假意地“揭露”江青叛徒的“峥嵘”面目。他在与重病中的周恩来密谈后，找的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希冀她俩给毛泽东传话。章含之在其《我与乔冠华》一书中，将王、唐指为“通天人物”，虽不乏贬意，但该时王海容、唐闻生其权其威亦毕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