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姓溯源蠡测

段姓溯源蠡测  

     一、宋太宗时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资政大夫段文阊为《京兆段氏族谱》所写的谱序称：“吾段氏之先，黄帝十四子圉，封于段，以地为氏。”这可能是段姓得姓最早的记载了，但细细考究，其中不免有许多疑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大概是所有古籍中共同的看法，详析则“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葴、任、荀、僖、姞、嬛、依。”这其中就没有关于“圉”和“段姓”的记载。当然，黄帝的“二十五子”并未一一载明，但即使其中有“圉”这个儿子，也是没有姓氏的。据此我认为，这句话当是段文阊公的误记或是在传抄中有贻误。但是，段文阊公关于“圉”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一定有他的依据所在，我们不妨在黄帝的后人中查找一下。最有可能出现差错的是黄帝的第十四世孙“姬高圉”，“十四子”和“十四世孙”很相近，可能是传抄中出错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世本》中记载说：“黎、比、髦、初、段、瓦、鐵七國，皆商後也。”“圉”封于段地，以地为氏，当然应该是“商後”，商和周是从帝喾后分支的，帝喾子后稷为周祖，契为殷祖，而“姬高圉”为后稷的后人，当然并非商族，所以“姬高圉”并非封于段地的“圉”。在殷族的后人中有名曹圉者，应为黄帝的九世孙，其后直至殷纣更无名“圉”者，或许这位“曹圉”倒是段姓的始祖。

     二、如果以“曹圉”为段姓始祖的话，应该说还不能十分的确切，因为此时“商”尚未立国，《世本》明言七國皆商之後，所以所谓的“段国”尚未封国，故也不应有“段姓”。再者从历史上看，由契至汤大约在公元前2366至公元前1819年，在这近500年的时间里，商族还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游牧阶段。有传说谓：高辛氏有子二人，日寻干戈以相征伐。后帝不臧，迁一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一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使其各分东西，永不相会。故唐杜子美有句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契始封于商，其地在今河南商邱，当时的黄河河道尚未固定，河东河南地区水患频仍，商族不得不四处迁徙，以求衣食，故其发展比不上封于黄河中游的夏族。“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八迁”的具体位置已无所考据，“曹圉”随“商”族播迁，当然不可能被封国建城。商族直到成汤，迁居“亳”“作帝诰”，国力才日见强盛。关于“亳”史册有“三亳”之说，即南亳（今河南商邱县）、北亳（今山东曹县南或开封兰考县）、西亳（今河南偃师县），但据今人考证，成汤迁居的“亳”，当为今河南安阳。其依据：1、契父帝喾居亳，故成汤自商丘迁亳“从先王居”，现安阳市内黄县东南三庄村有帝喾陵，可知帝喾在此建都；2、《史记·殷本纪》[正义]“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盘庚迁殷已为史证，故“亳”当为盘庚所迁之都，即为今之河南安阳小屯村；3、河南安阳位于黄河古道以西（北），靠近太行山区，既有渔猎引水之便，又有丰富的物产，帝喾于此建都，成汤复居于此，乃至兴旺强盛，故殷商之族多于此卜居。后有中宗祖乙（《史记·殷本纪》以中宗为太戊，现由甲骨文证实，中宗为祖乙，后所引据此改）居亳，“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祖乙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祖乙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祖乙。帝祖乙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现安阳内黄县亳城东二里许刘次范村有商中宗陵。再后有“河亶甲居相”，《史记·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至盘庚乃迁殷“复居成汤之故居”，其后历十一世二百七十余年，更不徙都。由此可知，安阳左近乃是商族首领认为理想的都城所在。

三、商族由成汤至盘庚，仍“五迁无定处”，而此时的商族由于社会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百姓”和“万民”都有由游牧方式过渡到定居一地的要求，盘庚“迁殷”，实际上就是在因应这种需求，寻找一个适当的地域定居下来。“迁殷”之后，生产环境相应地安定下来，商的手工业得到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分工也更加精细。商代仍属奴隶制社会，做工的奴隶叫做宰，管宰的官叫做冢宰，商族首领任命一些王族庶支担任冢宰，掌管百工。是时大部分手工业作坊均设在都城，但是也有一些较大的作坊或只能在野外作业的行业，则不得不在都城以外的地方建城，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封国，当然这些封国都是在都城周围的一些城池，只是为了保证不受外部落和野兽侵害，城周最大也不超过300丈，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村庄，但它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赐封之国，而此后受封者即以为姓。《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段氏当即此时被封为“段国”的冢宰而“以国为姓”的。段字的本义是锤击、锤炼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对段字所作的解释是：“段，椎物也。”朱芳圃在《殷周文字释丛》中讲得更加明白具体，他说：“金文段，象手持椎于厂中捶石之形。”段字是象形字，一般认为段字的左边像山石或山崖的形状，右边的象形则是用手持锤击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周礼·考工记》：段氏为鎛器。鎛欲其段之坚。故官曰段氏。函人职曰：凡甲锻不挚则不坚。锻亦当作段。金部曰：锻，小冶也。小冶，小铸之灶也。后人以锻为段字。”孙冶让说：“凡铸金为器，必椎击之，故工谓之段氏，锻则所用之具也。”以此可知，“段”即为百工之一，掌管采矿及锻造。由于职业的需要，段国当拥有矿山和采石场，所以其范围一定也是很大的。周的手工业没有商的手工业发达，所以在灭商以后，保留了商的大部分手工业封国，并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周公教康叔杀戮饮酒的商人，独百工犯酒禁可以免死。故此“段国”则得以保留，以至于才有共叔段居段国的后裔“以邑为氏”，也才有以后也改为段姓的“老聃子宗，字尊祖。为魏将军，封段，又封干，因以为姓。”的段干氏。

四、段国的始封者应是曹圉的后人。曹圉究竟有几个儿子，已经无从考据，但他必然不止有一个儿子，冥只是他的长子。作为并非曹圉的长子直系的后人，这位被赐封者只能算是王族的“庶支”了，而且经过了十七代漫长的岁月，关系已经较为疏远，所以他才会被封给一份类似外放的艰苦工作。这个“曹圉的后人”究竟是谁呢？因为史无明载，是很难考查出来的，我们只能靠现有的历史资料去推测。据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所载，见于青铜器铭文的段姓有四器，一为第八·五十四中的“段”簋，仅言“段”而不知其为谁；二为第六·三十七中的“段金(左“益”右“帚”)”簋；三为六·三十八中的“段金(左“益”右“帚”)”簋；四为第十一·二十三中的“段金(左“益”右“帚”)”尊。后三器均为“段金(左“益”右“帚”)”，这不能不让我们特别的予以关注，有什么人能在这么多的青铜器上“留名”呢？笔者在1994年台湾出版的《安阳文献》上见到学者白川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殷代的金文》，文中说，早期的殷器，几乎都不见铭刻，“不久之后，这些彝器开始刻有图象性的标识。也许是氏族的标识吧！不过使用这种标识只祗是为区别彼此，表示自己的一种行为，即以诸多氏族之一员而标示本族的地位。这个现象意味著制器者承认了某种政治的关系，即包含自己在内的全体氏族已具备了统一的秩序。有时这些图象标识之器，也合刻著受祀者之庙号，或者祗记庙号的也不少。刻上父祖等之名，乃是具有以特定之名表示祀者与受祀者之关系的意义。这或许是族内的亲族关系正在分化，氏族生活日趋复杂的事实反映吧！故殷代铜器出现刻记图象标识与庙号之金文，可以解释为：表示上述的氏族关系之意识以及氏族内部之情况，已经逐渐明确了。”在列举了种种器铭之后，白川静学者又说：“如果我们相信殷代铜器上的图象是在表示身分或职能，那么我们必可利用这些图象所显示彼此关系的全体观来设定殷王朝的秩序。图象标识理当具有与整个王朝相应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可以视作王朝的统治形态在基础构造上的显示。古代诸氏族在服属于王朝的关系上，各自表示他们的身分或职能，其用意是要在整体的秩序之中标定自己的地位。而且可能从这些职能化了的氏族之中，产生后世称作“百工”，类似古代日本“品部”那样的氏族，或[周礼]上所谓的方相氏、冶氏等官职。”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在器物上铭文中的人名，即应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或应是王朝中由王所册封的氏族中最高的官职，也即由王任命的该氏族中的王朝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段金(左“益”右“帚”)”是否就是被殷王所封的段氏始祖呢？

五、如果以上的推断均能证实的话，则“段国”的位置也就不能确定。首先我们由三条资料知道“段国”是确实存在的：1、《世本》记载：“黎、比、髦、初、段、瓦、鐵七國，皆商後也。”2、《周礼·考工记》说：“段氏为鎛器。鎛欲其段之坚。故官曰段氏。”3、《名疑集》载：“老聃子宗，字尊祖。为魏将军，封段，又封干，因以为姓。”然后我们确定，段氏是在公元前1384年盘庚迁殷后所分封的曹圉后代，职能是管理“百工”之一的采矿及锻造。据此再来确定“段国”的位置。当时分封的庶支王族均在王城的附近，黎、比、髦、初、段、瓦、鐵七國，黎在山西的黎城，铁在河南的濮阳，，故“段国”似应在由山西黎城至河南濮阳一线靠近山区的地方，河南安阳县西部，靠近殷墟小屯，拥有丰富的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正应该是“段国”最为适宜的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