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之三：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11

(四)

《南八公支系是康叔的后裔》

作者：康博林日期：2015-03-23

康氏南八公支系是不是康叔的后裔，当前在一部分族人中还存在争议。湖南新化《康氏族谱》八修谱记载了二修——八修谱序，谱证南八公支系是康叔的后裔。现将谱序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二修谱序摘录，“吾远祖为成周之大司寇（康叔），受国开基，爵列诸侯，积功累仁，钟灵毓秀。而万叶千枝之衍世远，派蕃难以悉举，至始祖南八。原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千秋乡梅子坡、早禾塘、庆渡、金仙庙王、万段井、土地圳、上谷林人也。诗礼传家，子发诏官居光禄大夫，子孙蔚起振振公族已非他姓可比越。和仲、政仲、明仲将坟山屋宇基业付外房子孙掌管，携家属于后唐庄宗时肇迁仁里，始来湖南湘乡三十二都万家园，次移安化、黄砂、龙坳、龙湾等处落业”……  

     四修谱序摘录，“吾宗自孟侯（康叔）分封，得诰受姓。经阅屡朝至唐同光年间，南八公自豫章来楚。所谓别子为祖之始祖，厥后而派衍支分，子姓繁衍，班班辈出。有安本县而分居星散者，有离本里而立籍他邦者，不续修以纪之将来，不至亲疏分尊卑罔辨骨肉而视为途人。一本而等诸秦越，是岂敬宗收族之道乎？幸族中贤哲倡续是举。越四载，而终其事，披而阅之。本本源源，有条不紊，支支派派若纲在纲，人数则大小多寡无遗，而盛衰可睹矣”……  

     五修谱序摘录，“我祖康叔封卫地，民怀七族椒蕃瓜蔓，固聚族于沫土之乡矣。雇我族何以不氏其国而氏其诰。考古者，天子健德因生赐姓，胙土命氏，而诸侯以字为族，大夫以官为族，我之氏康，从祖侯封之诸也。嗣后，周秦汉晋代有名儒，宋齐梁陈世多贤哲。而隋唐之代梁唐之朝，其人之杰出者，殆不一而足焉。如承训以讨庞勋为著功，延孝以取全忠而显烈。至于证所著五不惧六可畏之说者，尤见才识卓越，议论明通焉。自是而后，越石晋，越汉周，洎宋与元明列在晋绅者，代有伟人，难以尽述焉。姑勿具论，第即我始祖南八公由江右卜迁楚湘，其人才迭兴，斯文蔚起者，犹难以枚举。以故，旧牒所辑惟我福祖兄弟等支合修，迄今垂六十余年矣”……  

     六修谱序摘要，“我宗出自康叔，我康氏系出孟侯，派垂京兆，梓材作诰，菉竹传诗。秦汉以前，固称显族，晋唐而后不少型门。然年代久远，故牒难稽。惟南移鼻祖南八公生唐同光时，以宋初自吴来楚，披荆削棘，丕启鸿基，永诒燕翼。故世系之可徵，以始迁为断，而世乱频繁，胡羯云扰惧陨兵火，藏贮潭洲库内，迨明鼎定始，自宁乡石岩取回。永乐四年丙戌，族前辈振峰（琅华）先生始倡修家乘，是为一修。康熙五十一年壬子二修，雍正十三年乙卯三届，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四届，高祖登仕郎兆凤公董其事，皆合成也，至咸丰壬子五届，王父邑庠生云航公为纂编，其时因人心未一，两房分建，然福三福五两房自合也，福一福十六两房不分也。继继绳绳，详而且备，琅琅炳炳信而可徵。千余年之族系不淆，数十世之渊源可溯。前之修是谱者其功洵不可泯矣”……  

     七修族谱新序，“吾康氏受姓于卫康叔，盖明德之后远矣。得亲每读康诰，兆庸世家，读书未尝不竦然而起，肃然以敬。自来承国祚者，莫长于周代帝王，其德莫盛于文王。我康叔者文武之苗裔，为周之司寇而受封于卫者也。当成王之举康叔为司寇也，赐祀宝器，以章有德，受之抚有卫国。继事志述，事至武公耄而好学，切磋琢磨，诗人为之赋淇澳曰：有斐君子终不可谊兮，用能保世。兹大武王成康所封。诸侯数百而同姓五十，独后灭以迄战国之末，传四世十卜年八百与周共终始，何其盛也。岂康氏子孙世世贤哉，皇祖烈祖之德大则推及其遗体也远矣。然而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遂亡。自是而后，康氏分散在晋、在蜀、在粤或在吴楚其间，丕振家声以著名史传者，虽代不数人，而煦濡涵育继继绳绳不坠益修，源远而流长，盖蔓延于天下也，新化之有康氏亦数百年矣。试翻旧谱而追溯其所由来，则当后唐同光时有南八公者，住江西之吉安，其后南迁而湘乡之万家园，而安化之黄沙龙坳。及明鼎定而来新化遂著籍，累世聚族梅城。明农劝学相守以睦家给，而人足礼让烝烝。明清之际天下大乱，而吾父母之邦安堵无恐，因是知我祖我宗，所以贻谋燕翼，永建乃家为能，庇佑其子孙于无穷也。当逊清之世，我康氏之子功名不绝。既为著姓，而民国肇造亦多济美，或参邦国之政，或励戌马之劳，俊彦云兴比肩而接踵，或究道考艺，或隐居求志，楷模人伦潜德而勿耀，盖彬彬乎望族矣。我康氏之谱牒肇修于明永乐丙戍岁，踵事增华后出益善至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凡经六修。前岁之春我族老穆，然远念众以为自六修以还四十二年矣。族大子姓繁世又益乱，及今不修后人何观？于是，公推灿廷、尧廷、毓沅先生为总修，价廷、效廷先生为纂修，召南、锡韩，如缘、涤源、钦梅先生为主编，陟陔先生为编修。而七谱我康氏之族焉，诸先生者乡之良也，族之望也。循而守之，昌而大之，比其散者而同之，联其远者而合之。我康氏之世载其德，于是乎不替焉。得亲方负笈国立师范学院，自惭薄劣，未获追随诸老以赞游夏，一辞暑假归里，家家父命为之序。而灿廷先生亦以为嘱，得亲深感继述之维艰，握笔之不可以苟，而吾康氏之源远流长，诸宗老之敬宗收族，兹事体大谊不可以无述也，遂承命而序于端云”。  

     八修族谱序言摘录，“本溯源仍以老谱为据，远祖卫康叔，近祖南八公。支分派别有条不紊……我族肇自周朝，祖本康叔——文王之第九子, 武王周公之弟也”……  

     又根据四川安乐《康氏族谱》记载：“我祖卫康叔的后裔南八公，南迁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千秋乡一带，先后居住在梅子坡、早禾塘、庆渡、金仙庙王、万段井、土地圳、上谷林等地。其子发诏，其孙和仲、政仲、明仲在宋末元初，由江西迁徙楚南。在宝庆、新化、邵阳、武冈、湘乡等地立业。据《新化谱》、《邵阳谱》记载，我祖在武冈建有宗庙、祖祠、祖坟，并珍藏一部康氏总谱《泰和谱》。我支脉的《泰和谱》、《新化谱》、《邵阳谱》等族谱、家乘、宗朝、祖祠、祠堂、神龛都冠以‘京兆康氏’ 称谓。京兆康氏，始祖康叔”。  

     各地谱书及大量资料证明，南八公支系是康叔的后裔，一脉相承，事实清楚，有根有据，不可否认。后嗣子孙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议论。

     由《南八公支系是康叔的后裔》一文可以看出康博林先生对于南八公是康叔后裔是深信不疑的，可惜的是康博林先生的立论基础并不牢靠。康先生的立论基础牢靠与否，取决于湖南新化《康氏族谱》二修—八修谱序的真实性。我读了湖南新化康继文先生的《再探南八公之谜（新化康氏）》、《梅山康氏可见旧谱上行世系信息浅析》和四川内江的康忠清先生的《南八公康氏的寻根之路》之后，给我的印象是新化的《康氏族谱》中的南八公，本身就存在疑问，难以成为支持康博林先生立论基础。

     康叔是不是康姓的得姓血缘始祖，同样也不是定论。因为康叔裔康氏是尊康叔为始祖在先，然后再进行求证，编撰“世系”。康镇明先生的《集成》，正像康继文先生所说：“务虚的一般采取第一种研究方法，认为我姓康，必是康叔后裔。就从正史等书海中摘取于自己有利的史料，不管正确与适当，总之是“引经据典，出入有章。务实的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从已知的世系向未知的世系一代一代推进。””。康镇明先生的四集《集成》宏论，貌似“言之凿凿”；其实还停留在《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而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阶段。不知康叔裔康氏康叔至康乘的千年大缺载；“廿四史”，乃至中华康氏研究会谱牒部编撰的《康氏名人》中哪一位是康叔的裔孙？这样的疑问不知康先生如何给于自圆其说的回答。也许我是个辩证唯物主主义者；也许我没忘记毛主席在世时的教导：“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认识论”是存在决定意识，本末倒置的东西，别人相信我不干涉；如果康叔、康伯、康季明明是封号，牵强的说成康叔父子三人都姓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奉劝自诩为康叔裔康氏的诸君随我到高昌古城走走，看看那里康氏繁荣昌盛景象！粟特裔康氏姓氏起源《梁书·康绚传》有明确记载：“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除康绚之外，我随便可以列出一大堆以康为氏的粟特裔康氏人的名字，难道在粟特裔康氏这里还有什么需要推测的吗？

二、高昌/西州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

     1.荣新江教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原版抄录：

     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地区遗址出土的大批文书，为我们追索粟特人的遗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姜伯勤先生《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一文，汇集了见于吐鲁番文书的粟特人资料，分为高昌麴朝的著籍粟特人、唐西周粟特人聚落、麴氏高昌及唐西周末入籍粟特商胡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并进而讨论了与粟特人有关的钱币流通、胡锦贩运、宗教信仰等问题[12]，使我们对麴氏高昌和唐西州的粟特人有了全面的了解。本文选取比较全面能够集中说明问题的材料，在姜伯勤先生引文的基础上，展示粟特人在吐鲁番盆地的情况。

     1965年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题记：

     庚午年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刚经一部，断手讫竟。[13]

     从写本书法、题记中的专名来看，庚午为430年[14]。其时高昌有供奉胡天的祠，它一定是那一带有名的建筑物，因此人们当作太后祠的地理坐标。胡天祠，即后人所称之祠的存在，表明信奉教的粟特人的存在。而从石城镇、伊州、敦煌、凉州的情形看，祠往往立在粟特胡人当中。因此，虽然现存的吐鲁番文书中粟特人大量出现是在六世纪，但上述胡天的记载已经透露出粟特人应当早在五世纪前半即以进入高昌，其聚落的位置很可能是在高昌城的东部，这和敦煌粟特人聚落的位置正好相同。

     大概因为早期的粟特移民与高昌城内的汉人接触不多，所以粟特人名渐渐出现在汉文书记载已是六世纪时的事了，此时高昌在麴氏王朝统治之下。姜伯勤先生上述引文已经检验出麴氏高昌文书中入籍粟特人的名字，并按身份、地位作了归纳。但这些单个的粟特人名字似难证明粟特聚落的存在，因为这些人名中除个别作人看客馆者为胡名外，多为汉名，似表明他们已是融入汉人社会中的粟特个体。姜伯勤先生举出“康”、“史”两个粟特家寺材料，来推断粟特人可能聚族而居；又从高昌粟特人信奉教并有“萨宝”体制的情况，来说明“虽然不能骤然作出高昌麴朝时已有粟特人聚落的结论，但我们也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吐鲁番文书中见到许多有似康、史类的家，一般认为其规模不大，似乎只能表明康、史富姓所立，而难说有聚族而居。如果这的康、史像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是指祆寺的话[15]，固然有利说明粟特聚落的存在，但学者们认为他们都是佛[16]。事实上，最能证明高昌粟特聚落存在的史料，除上面举出的胡天外，就是姜先生提到的反映萨宝制度的史料。

     阿斯塔纳524墓志上《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卅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上名及谪罚事》在列知祀官员名单时，计有：

     虎牙校恕萨簿□□虎牙孟义（下残）[17]

     又阿斯塔纳331墓志上《高昌义和六年619伯延等传付麦粟条》有：

     萨簿□□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义和六年□卯岁九月十一日[18]

     这的萨簿，即隋唐史籍中的萨保、萨甫、萨宝，为京师和地方州郡中管理胡人聚落的官员。因为这一时期的胡人聚落同时又是宗教信仰中心，所以萨宝又是胡人的宗教首领[19]。高昌萨宝制度的存在，以及麴氏高昌文书中常见的供祀天或胡天的记录[20]，都透露出粟特胡人聚落的真实存在。

    姜伯勤先生在上述引文中指出，高昌麴朝时期，还有一批不着籍的粟特“客胡”或“商胡”，他举出的主要材料是阿斯塔纳31号墓志出土的《高昌曹莫门陀等名籍》和514号墓志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他据前者登录者均无子女，认为是 “客胡”名册，后者是高昌官府收取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的记录，买卖双方均为粟特人（包括入籍，未入籍）。这两件文书是麴氏高昌时期粟特移民的最好证据，前者文字不长，全录如下：（抄录者注：只记录康氏）

      …康莫天一人，…康婆颉骑知一人…。[21]

      这总共记录47人，奴3人…。

      …。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设西州，很快把唐朝地方行政体制推行到吐鲁番。…。

     …。

     吐鲁番文书多为残卷，…，以下相关部分还会加以讨论。

    

     2014修订版抄录：

     吐鲁番地区遗址出土的大批文书，为我们追索粟特人的遗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姜伯勤先生《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一文，汇集了见于吐鲁番文书的粟特人资料，分为高昌麴朝的著籍粟特人、唐西周粟特人聚落、麴氏高昌及唐西周末入籍粟特商胡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并进而讨论了与粟特人有关的钱币流通、胡锦贩运、宗教信仰等问题①，使我们对麴氏高昌和唐西州的粟特人有了全面的了解。本文选取比较全面能够集中说明问题的材料，在姜伯勤先生引文的基础上，展示粟特人在吐鲁番盆地的情况。

     1965年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题记：

     庚午年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刚经一部，断手讫竟。②

     这里的庚午岁，基本上可以确定为430年③。据此知当时高昌城东立有供奉胡天的祠，它的存在，表明信祆教的粟特人的存在，因为从石城镇、伊州、敦煌、凉州等地的情形看，祆祠往往立在粟特胡人聚落当中。因此，虽然现存的吐鲁番文书中粟特人名的大量出现是在6世纪，但上述胡天的记载已经透漏出粟特人应当早在5世纪半即已进入高昌，其聚落的位置很可能是在高昌城东部，这和敦煌粟特人聚落的位置正好相同。

     然而，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高昌国时期粟特聚落存在的直接记载，姜伯勤先生举“康寺”、“史寺”两个粟特家寺，来推断粟特人可能聚族而居。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家寺指的是祆寺，但与其他同类家寺和在一起考虑它们更可能是佛寺。事实上，最能证明高昌粟特聚落存在的史料，除上面提到的胡天祠外，就是姜先生提到的反映萨宝制度的史料。阿斯塔那524墓出土《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卅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上名及谪罚事》在列举知祀官员名单时，记有“虎牙校恕萨簿□□虎牙孟义（下残）”。又阿斯塔那331墓出土《高昌义和六年619伯延等传付麦粟条》有“萨簿□□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义和六年□卯岁九月十一日”。这里的萨簿，即北朝隋唐史籍中的萨保、萨甫、萨宝，是管理胡人聚落的官员。因为这一时期的胡人聚落同时又是宗教信仰中心，所以萨宝又是胡人的宗教首领。高昌萨宝制度的存在，以及麴氏高昌文书中常见的供祀天或胡天的记录，都透露出粟特胡人聚落的真实存在。

     属于麴氏高昌时期的阿斯塔那31号墓出土《高昌曹莫门陀等名籍》和514号墓志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是两件反应高昌粟特移民的最好证据。前者记录者47人，奴3人，因文书前后残失，原本记录的粟特人一定更多，从其所记主要是曹姓人和均为音译胡名来看，他们可能是刚刚来到高昌的粟特移民；后者是高昌官府收取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的记录，买卖双方均为粟特人（包括入籍，未入籍），他们其中有的做完买卖就走，有的则“到一处辄止”停下来做买卖，这就是丝绸之路沿线各绿洲城镇中粟特聚落的来历。

     麴氏高昌时期，高昌城及其周边地区有粟特聚落当无疑义。至于其具体位置，一个可能在高昌城东胡天近旁，另一个可能在文书中提到的‘丁谷天’所在的吐峪沟沟口一带。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设西州，很快就把唐朝地方行政体制推行到吐鲁番，入籍的粟特人被归入乡里。姜伯勤先生指出的高昌县从化乡既有相当数量的粟特移民聚居，这反映在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的《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点籍样》中。池田温先生进一步指出，该乡粟特人主要集中在安乐里，即《点籍样》（一）第22—97行，所记几乎全是粟特人，而崇化乡的其他里则多有汉姓户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乐里的粟特人名直译者较多，年龄大多在四十岁以上，而且非常集中，表明他们原本是生活在粟特聚落里的胡人，被唐朝强编入乡里。姜伯勤先生举出的阿斯塔那518号墓出土的《唐史到何等户名籍》，也反映了原本存在着聚居的粟特人聚落。

     2.唐长孺和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唐长孺

     生平经历  

     唐长孺(1911～1994)中国历史学家。江苏吴江人。1911年7月(宣统三年六月)生。

     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在多所中学任教。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讲师。1942年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副教授。1944年至今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并在1949年后，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武汉分社副主任委员。  

     唐长孺早年钻研辽金元史，以后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自1955年以来，由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处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等学术专著，还多次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物》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在研究工作中，他首先注重对旧史记载作严谨的去伪存真的鉴别，如《唐书兵志笺正》是一部史料整理性质的书，经他旁证博引地溯源勘对、条析笺正，弥补并纠正了兵志记载上的许多疏漏和错误。更重要的是，他注重对历史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结构及动向等社会本质问题作周密而透彻的考察，从纷繁的社会表象着手，在诸社会因素的关连中找出内在的规律，从而得出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的结论。  

     唐长孺还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1956年，参加教育部颁“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编制。1961年，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6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范围由魏晋南北朝延伸到隋唐，史料收集也由对史籍的查考发展为对出土古文献资料的整理，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再辟蹊径。1975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将整理后的文书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共十册。随后又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书。  

     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其中有些已成长为教授、研究员。1962年，他领导成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已经建设成为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

     学术兼职  

     唐长孺还参加了许多社会学术团体的工作，1978年以来被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副会长、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并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他还应邀赴日本讲学，在日本《东方学报》、《东洋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著作论文  

     著作部分  

     著作

     《佛兰克林自传》（独译，英，佛兰克林著），上海启明书店1947年 ，三联书店1956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下称《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第1版，1978年4月第4次印刷。

     《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  

     《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以下称《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第1版，1978年11月第2次印刷。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以下称《拾遗》） 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山居存稿》（以下称《存稿》） 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何德章整理于1999年，属于武汉大学学术论丛之中的一种】  

     《唐长孺文存》 朱雷、唐刚卯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主编：  

     魏书、北齐书、周书标点校勘（与陈仲安先生合作） 中华书局1971一1974年版。（北齐书点校前言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内部发行1979年5月版。  

     《吐鲁番出士文书》1一10册 文物出版社1981年一1990年版（第10册待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3册（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1月第2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前言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中国古代史讲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部分，参编） 求实出版社1987年11月版（196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稿）。

     《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前言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论文部分  

     1.《巴而述阿而的惕斤传译》《国学论衡》6卷5期，1935年6月  

     2.《海桑东游录》（译文，苏EmilBzetschNeioler） 《国学论衡》6卷5期，1935年6月  

     3.《箭内互（可敦城考）驳议》《国学论衡》6卷6期，1935年12月  

     4.《元经世大典释序》（译文，苏E.B.著） 《国学论衡》6卷6期，1935年12月  

     5.《耶律大石年谱》《国学论衡》7期、8期，1936年4月、11月  

     6.《周斌陵考》《国学论衡》8期，1936年11月  

     7.《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齐鲁学报，第2期，1941年7月。  

     8.《辽史天祚纪证释》史地教育特刊（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编），1942年10月，《存稿》收入。  

     9.《金代行省建置述（一）、（二）、（三）》湖南中央日报史地副刊，1944年3月、4月。  

     10.《读陈寅恪<</SPAN>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6年12月9日、16日。  

     11.《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杞》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3月14日。  

     12.《记阻卜之异译》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5月16日。《存稿》收入。  

     13.《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6月23日《存稿》收入。  

     14.《评<</SPAN>中日经济史纲>（朱伯康、祝慈寿著）》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7月16日。  

     15.《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12月8日，经修改后名《素族》，《拾遗》收入，第249页一253页。  

     16.《清谈与清议》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论丛》收入。  

     17.《红楼梦中的几出冷戏与南府剧本》申报文史，1948年5月1日。  

     18.《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学原，第2卷第7期，1948年11月，《存稿》收入。  

     19.《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复刊后第9卷第1号，1948年12月。  

     20.《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  

     21.《读<</SPAN>帝日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长江日报，1952年10月31日。  

     22.《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存稿》收入。  

     23.《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续编》收入。  

     24.《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25.《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26.《西晋田制试释》《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27.《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28.《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29.《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30.《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31.《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32.《魏晋才性论的政洽意义》《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论丛》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魏晋杂胡考》《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36.《拓跋族的汉化过程》历史教学，1956年第1期，《续编》收入。  

     37.《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9月）转载。  

     38.《西晋占田制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其作用如何？》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

     39.《南朝士族的衰落》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  

     40.《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 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  

     41.《西晋户调式的意义》《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2.《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3.《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4.《南朝寒人的兴起》《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5.《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6.《读<</SPAN>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5月版  

     47.《关于评价曹操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59年5月8日。  

     48.《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  

     49.《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50.《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存稿》收入  

     51.《试论魏末北镇慎民暴动的性质（与黄惠贤合写）》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朝，《存稿》收入。  

     52.《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义（与黄惠贤合写）》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存稿》收入。  

     53.《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  

     54.《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存稿》收入。  

     55.《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期，《存稿》收入。  

     56.《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1979年5月。  

     57.《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与黄惠贤合写）》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58.《北魏沃野镇的迁徙》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  

     59.《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拾遗》收入。  

     60.《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存稿》收入。  

     61.《北齐<</SPAN>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山居存稿》收入。  

     62.《贞观十四年（640）手实中的"合受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期，1980年12月。  

     63.《汪籛隋唐史论稿》序言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  

     64.《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考（与李涵合写）》文史，第11辑，1981年3月。  

     65.《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日）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2号，1981年9月）川胜义雄译，汉文稿名《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拾遗》收入。  

     66.《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修改后名《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收入。  

     67.《高昌郡纪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11月。  

     68.《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版，《拾遗》收入。  

     69.《隋唐客と部曲》（日）东方学，第63辑，1982年，竹内实译。  

     70.《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日）东方学报，第54期，1982年3月，《存稿》收入。  

     71.《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存稿》收入。  

     72.《跋<</SPAN>敬史君碑>》魏晋南北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12月，《存稿》收入。  

     73.《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4.《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5.《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6.《北魏和青齐土民》《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7.《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8.《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79.《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80.《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81.《史藉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82.《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83.《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4.《读史释词》《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85.《唐贞观十四年手买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86.《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87.《<</SPAN>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88.《唐代的内诸司使（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12月  

     89.《唐代的内诸司使（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6期，1984年12月。以上两篇修改后名《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收入。  

     90.《跋明张璁书扇》学林漫录，第11集，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91.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12月。  

     92.《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93.《<</SPAN>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  

     94.《王梵志诗校辑偶得》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95.《<</SPAN>木兰诗>补正》 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96.《晋郭休碑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12月。

     9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江汉论坛，1988年第8期。  

     98.《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99.《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日）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3月版，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转载。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00.《<</SPAN>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序》 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转载。  

     101.《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2.《唐代的客户》《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3.《唐代色役管见》《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4.《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5.《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6.《读<</SPAN>隋书>札记》《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7.《吐鲁番文书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期。《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8.《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09.《金初皇位继承制度及其破坏》《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10.《金代收继婚》《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11.《张万公谏开筑界壕及东北壕堑毕工年月》《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12.《贞祐南迁后的河北砦寨与九公分封》《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13.《补<</SPAN>元史张易传>》《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  

     114.《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15.《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16.《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 敦煌吐鲁番本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17.《<</SPAN>太平经>与太平道》，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18.《南朝高僧与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19.《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20.《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21.《读<</SPAN>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嫡庶身分的差异》， 《历史研究》1994年01期。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22.《<</SPAN>兵车行>写作年代质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期，1994年12月。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23.《跋吐鲁番所出<</SPAN>千字文>》，《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收入《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2001年。  

     124.《<</SPAN>文心雕龙>“士衡多楚”释》 《唐长孺文存》，2006，上海古籍出版社。  

     125.《太平道与天师道—札记十一篇》：  

     一、曹腾宗族墓碑文与黄巾口号  

     二、襄楷与《太平经》  

     三、张普题字碑与天师道初传  

     四、天师道组织和思想  

     五、所谓“修法略与角同”  

     六、黄巾起义之后的太平道  

     七、三国晋南北朝蜀地天师道  

     八、晋代葛、许两家僊道之异同  

     九、天师道之服黄  

     十、东晋士族与天师道杜孙教团  

     十一、孙恩起兵的直接原因 《唐长孺文存》，2006，上海古籍出版社。并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126.《葛荣未任怀朔镇将辨》《唐长孺文存》，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