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文化最后一代传人黎梓

我这里所说的沙滩文化乃传统的沙滩文化，或曰古典意义上的沙滩文化。她的最后一代传人，是谁呢？众所周知非黎梓莫属。遵义县政协编的文献，有何逸先生写的黎梓的生平及其著述介绍，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以讹传讹。

　　黎梓为黎安理之玄孙，黎雪楼（黎恂）之曾孙，黎季和（黎兆铨）之孙，黎庶昌之侄孙，黎汝谦之堂侄，季和之长子黎魏甫（字汝琦）之子。他同胞兄弟四人，长兄黎文圃，二兄黎直哉，均为清光绪年间秀才。长兄承祖风，一直以授徒传经讲学于遵义为业。二兄于民国初年毕业于天津法政学堂，游宦于陕西、北京和沈阳。其所以学法，盖源于堂兄黎渊自日本留学归来任天津法政学堂监督故（即今之校长）。叔兄黎禹舟随堂兄黎迈游宦江南，中年以病逝于上海。黎梓字君卫，号丹雘，排行为四，少年逝父，青年丧母，天资颖悟而又好学，随长兄文圃受经，年才弱冠，于经史子集，诗书六艺之文，许段训诂之学，毕博闻强志，涵养其间。平生除琴棋以为迹近玩物丧志，不屑一顾之外，于书画颇好之，然习画不久，即转而攻书法，尤长于草书和篆书，特别是小篆。禹门寺即有他长达半壁的篆刻。如今已毁于劫火不复见。除此之外，更长于诗，游刃于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宛如也。诗风上追元白，下取袁枚和查慎行。由于接近民间，故于民间疾苦多有沉痛的呻吟。如《老媪啼》《食盐叹》皆脍炙人口，流传于遵义民间。而对贪官污吏，言之辄切齿。民国年间有甘芳其人者，曾任遵义地区专员，敲榨勒索花样翻新，民不堪其苦，黎梓带着愤怒和诅咒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首七古，层层剥皮，最后以“男为娼兮女为盗，贪墨污吏子孙当，君不见播州司牧为甘芳”剑光一闪收笔。晚年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定其所著曰《助归草堂诗钞》。

　　为什么取其诗集曰《助归草堂诗钞》？姻缘所系就不能不回溯黎梓的经历。民国八年（1919 年），黎梓 30 岁，时二兄黎直哉任陕西省高等法院民庭推士。来信催之曰 :“教书传经乃吾家旧业。然壮而禄食天下，得志则造福于民，不得志则禄俸之入亦比作西宾强（西宾，即教书先生），弟其来之，矧长安为千年故都，南依秦岭终南，北望祁连皑皑积雪，东倚黄河潼关之险，大小雁塔，长安古道，坝桥柳色，无时无处不溢汉唐典韵风物，此固有志文人之所向。倘拘泥于闾里，久之志必促。吾家代代仕宦，向未有宦于秦者。我兄弟二人可以补其白。弟其辞庙别祖速来。”就这样黎梓轻装取道于湘，经武陵、岳阳、汉口去长安，任陕西省高等法院书记官。工余，他寻曲江旧址，登大小雁塔，往返今古，诗情文思大大开阔，发而为文者不多，讴吟而诗者连篇。去西安的次年，二兄直哉以重金赎长安教坊女张氏之身，娶之为妾，黎梓以其耿介个性，坚决反对，二兄不听。同胞手足之厚，兄固不计其直，怡怡然如然。然黎梓在当时终不见谅于张氏。逾年，遵义老乡，前清进士周季贞（沆）先生任陕西汉中道尹，知黎梓之为人，刚正木讷，专于文事，罗之入幕，旋即外放任褒城县知县。黎梓理财治狱严过于宽，刚胜于柔，略有政声。不到一年以兵变故，几不能自保，与周季贞同时下野，二兄直哉此时已不在长安，而在汉中一中学教书，于是往依之。盖黎梓做了不到一年县令，仍操守如故，清风两袖。他经此磨折，方知仕途的艰险，世事的诡诱莫测，自愧书生本色难以合污，慨然有思归之志。但回黔的川资从何而来呢？二兄清贫只能自给，何况二兄并不赞许他回老家株守。于是黎梓弃笔从戎入幕川军当文案，目的是借此车船之便返贵州，行至重庆，川黔道上兵匪如毛，家山近在咫尺而寸步难行。在重庆徘徊观望月余，终日唯以书排愁。思之良久，最后毅然决定 : 顺江而下，过汉口。取道京汉铁路去北京，依从兄黎渊（字伯颜）、黎迈（字仲苏）兄弟，志不在求显达，只图谋一枝棲。当时渊讲学于京师的法政学堂并膺选为北洋政府的参议院议员，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高职。不久，二兄直哉亦到北京任北京市地方法院推士。然以张姨娘故（即宜哉之妾），黎梓衣食行处仍依渊迈兄弟，三人手足之情无异同胞。黎梓在北京六年，两年生病，一年赋闲，其余三年，或为富家人当家庭教师，或在中学教语文，或在机关当小职员，贫病交加，穷愁不可终日。幸有渊迈兄弟解衣推食，爱护备至，得以解颐排忧。盖渊与迈深知黎梓秉性朴讷刚直，耿介操亮自守，在北洋政府尔虞我诈的官僚机构中，是无法见容，也无法屈伸自如的。因此，在北京的六年，益令黎梓愤世妒俗，觉世道之不可为，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有一触而不可拾之势。于是一门骨肉读书论道，论文论诗有如浊世之清流。渊与迈富于中西学养，而国学根底来自黎家的家学，渊源有素，对古文和诗词，皆曾三折股肱。渊，长于词 ; 迈，长于诗。黎梓与他们朝夕共处，涵养其间，学益广，诗益精，虽穷愁亦不解其乐。用黎梓生前的话来说 “:长安居，大不易，然亦易，盖有伯颜仲苏兄弟两家眷可依。”因此，北京六年，黎梓诗的创作极丰。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北伐成功，北洋政府瓦解，渊与迈处境艰难，生计亦步履维艰。此时，现实便给黎梓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 怎么办？继续客寓北京吗？看来是难了。返贵州吗？路费不少，从哪里来？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舟揖虽有惜无门。用黎梓的诗来讲乃“莺花入梦黔山远，烽火连云蜀道难。”正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贵州省的督军周西成做了一桩好事，他命令他的驻北京办事处，举凡贵州老乡滞留北京无路费返黔而又乐意返者，每人资助三百块大洋。黎梓喜出望外，领了周西成的厚情，告别北京，告别伯颜、仲苏两位生计日穷的兄长，客情几万里，挥泪别京华。当时，自己的胞兄直哉已不在北京而远在奉天（即今沈阳）的地方法院任推士去了。这就是黎梓晚年定其诗集曰《助归草堂诗钞》的由来。

　　黎梓回故里以后，绝念仕途，一心一意地继承祖风，在禹门寺设馆以教书授徒为业。其丰富学养、人品文品诗品，远近驰名。黎氏子弟皆受其教。其最得意的学生有三人：一个是新舟镇上的刘芳泉，并以堂侄女黎淑蕙许之；一个是龙坑世家子弟王翰林之后裔王燕玉（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是峨眉山的一个年轻和尚悟人。此僧，从蜀人口中慕黎梓之名远道而来学诗，悟性极高，颇不俗。黎梓倾其所学，诲人不倦，亦经亦史亦文亦诗，大都因人施教。他强调读书化气质，重在立品，要求极严。冶荡子弟虽重金亦不收，盖恐其乱群也。对黎家子弟，则反是：贤与不肖皆教之，然小则呵斥，大则杖笞。但对外姓子弟则不然，总是循循诱迪。因此，人皆知先生之严而敬畏。我在文学，特别是诗的修养上能有今日实渊源于黎梓的厚积薄发。到其晚年，沙滩成立诗社，由他作盟主，每七天一次，一门骨肉，男女老幼、兄弟姐妹，按题写诗，交给他作月旦评。他说：“世风日薄，道德沦丧，惟诗方可淑人淑世。我们无力挽此狂澜。只求沙滩能保持这一方小小净土。”其用心良苦，然亦失之于迂阔。大环境污了，小环境能洁么？由此，可窥其受困于乡野从而对世界、对时代认识的局限。他只是从民间的疾苦，民不堪命的实际感受中生发出对蒋介石政权的诗的愤怒和诅咒，而又结庐远人境，遁迹于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作为他的精神家园，以诗，作为他宣泄情愫，宣泄胸中沟壑的唯一方式，直至于死。解放那一年，他 65 岁。对新生的政权他充满希望，其原因是 : 不到两年，社会风气一新，他给当时尚健在人世隐居于河北唐山市的黎迈写信说 :“故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昔之吃、赌、嫖、荡然矣！共产党能哉！兄其归来乎？”为此，他清贫而乐，然终以贫病交加，于 1953 年春归去，终年六十有九。他一死，沙滩古典文化的传统，有人说成了“广陵散”。是这样吗？夷牢溪的潺潺流水，禹门寺的明月清风，拙尊园的人文品格，历劫火而弥坚，留遗响于高山流水，继承它的不一定是沙滩黎家子弟。倘有才智者起于后，以此为奠基，开拓进取，固幸 ; 倘不能，亦不忧。国内某些学府的文史研究者，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某些学者不正以庶昌老人为主线在研究沙滩文化么？我们的责任 : 是应当尽所知者或著或述，给这些海内外的研究者提供参照。这篇小文，算是抛砖引玉。一俟眼力恢复，将就我所知而人所未知，或知之不详，或以讹传讹者，以郑莫黎三家的人为主，一个一个地写，还人的本来面目，庶几有助于世人了解沙滩文化的实质及其脉络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