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涡阳县城北边三公里之处,有座高大的坟墓土堆--尹孤堆,它就是埋葬着春秋末期与老子齐名的道家创始人尹喜之墓。相传尹喜曾经几次拜见过老子,与其共同探讨道教知识。然而,最后一次拜见,却病故于老子故里宋国的相县(今安徽省涡阳县)。宋国的国君就让人在此地安葬了他。为防止有人盗墓,就掩人耳目,埋了两个庞大的坟墓,即西尹孤堆和东尹孤堆(曹市集遗址)。两个孤堆相距三十里,也是古代一舍的距离。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尹喜墓
临近
涡阳老子故里
墓主人
由尹喜
又名
关尹
目录
1基本介绍
2涡阳民间故事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涡阳老子故里太清宫西行2公里就到了尹喜墓
。由尹喜,又名关尹,春秋末著名道家人物;原系周康王朝中的一位贤大夫;周昭王23年,天下大乱,他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据司马迁记,老子西出函谷关时,是应尹喜的恳请才写下《道德经》,并把《道德经》留给尹喜,后不知所终。于是,尹喜成了《道德经》的第一传人,道家尊他为无上真人,并把他作的《文始真经》九篇奉为经典。不忘恩师,晚年遂到到老子的家乡宋国相县(今安徽涡阳)定居,死后葬于此,以忠魂守护老师。把自己的躯体留在这里,让自己的忠魂永远守护老师诞弥之地,以示虞诚和报答五千言教诲之恩。尹喜墓为涡阳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尹喜墓文物的发掘和遗憾
马杰
老子晚年西出函谷关的时候认识了关令尹喜,并且在尹喜的恳求下写作了《道德经》流传于世。尹喜是老子的大弟子,晚年为了报答老师的教诲之恩,来到这里守护老子故里,去世后也就安葬于此地。尹氏后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守护老子庙,纪念道祖老子和先祖尹喜。于是尹喜墓成了老子出生地的重要证据和组成部分。
1991年秋,按照县长栗兰忠、分管县长廉成荣二位领导的安排,我和刘永新先生对尹喜墓文物进行普查。历时近两个月时间,我们了解到,1951年4月初,时任涡阳县赵屯区政委的曹霖为建学校和区公所,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作出挖掘尹喜墓取砖的决定,因为那时尹喜墓以及附近村庄隶属赵屯区管辖。挖墓工作由区长翟玉山具体负责,区部通讯员李文标在现场负责指挥各乡民兵施工,然后由他监督把取出的墓砖用“太平车”拉回赵屯集区部集中使用,而时任赵屯区耿楼乡的民兵队长耿献才、农会主任耿良才就曾带领今前耿楼、后耿楼村的民兵参与过尹喜墓的挖掘。
我们调查了位于尹喜周围的桑楼、前耿楼、后耿楼、蔡楼、樊东、樊西、胡溜、刘楼、周庄等自然村,询问了近百位耄耋老人,获得了不少重要信息。刘楼自然村的徐立才及已故村民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向我们介绍说:“在扒尹喜墓的时候曾经发现一块石碑,尺寸不太大,长约一米,宽约半米,厚约十五公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篆字,大多人都不认识,桑楼村的桑先让和刘楼本村的刘汉臣是涡北有名的文化人,他俩曾在现场抄过碑文,石碑当时立在过道西边的大门外。而樊西村的凡志强先生向我们证实尹喜墓石门外靠南边的地方有块石碑,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和徐立才还告诉我们,他们还发现一块带字的墓砖,该砖尺寸较大,上面刻有三个大字,很像是繁体汉字“今、后、难”,但是又不太像,非常耐人寻味。这块砖被桑先让抱回家中,许多年后他们还在桑先让家中见到过这块墓砖。随后我们找到桑先让先生的后人,他证实家中确实存有这么一块墓砖,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和刘永新先生也曾多方查找,终无所获。
记得有一次,我在蔡楼和东马庄的几个生产队用拖拉机打麦,后面用钢丝绳作牵引拉着一块巨型石门,该石门将近两米长,一米多宽,上面雕刻有“兽头”模样的图案。我找到当时蔡楼大队的主要干部了解情况,询问这扇石门的的来历。时任大队民兵营长的马宝国先生告诉我:这块打场的石门是当年从尹子孤堆拉的,拉回来后放了好多年,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后期就铺在生产队的牛舖地上,以便清扫牛粪。另外一扇石门也在我们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农民们有意无意之间保护了尹喜墓的墓门。
第二天一早,我和刘书平、刘永新、马汉民诸先生立即带领民工,踏着雨后的泥泞来到马庄,在马宝国先生的带领下,先是从村后的窑厂内取回了一扇石门,接着又在村中交通便道的小桥下用两块水泥预制楼板置换出了另外一扇石门。这块石门的边上被人用钢錾凿出了两个圆孔,这正是当时我用拖拉机拖着打场的那扇石门。经现场测量,两扇石门均高170公分,宽162公分,厚9公分。门中分别雕有“铺首”(俗称“兽头”),其形制庄严,十分精美,具有典型的汉代文物特征。当晚我们即将这两扇宝贵的尹喜墓石门运回东岳庙珍藏。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又从马庄、蔡楼等村民家废弃的猪圈、厕所墙上回收了数百块尹喜墓的汉砖。因村民长久以来都认为墓里的东西不吉利,不能用来建房,只能用来垒猪圈、建厕所,所以大多弃之不用,回收起来很容易。
尹喜墓石门的出土,我们受到极大地鼓舞,县领导也倍感欣慰。栗兰忠县长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指示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彻底清理尹喜墓遗址,力争最大程度地获得尹喜墓的遗留文物,特别是传说中的石碑和其他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查找,万无遗漏。
1991年12月20日,一连半个多月的雨雪终于停了下来。我和马汉民、刘书平、刘永新三位先生带领马庄民工队中身体最壮的七位民工,一早就赶到了尹喜墓,开始了尹喜墓基址的清理工作。该墓由于1951年曾被民兵胡挖乱掘,估计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经过现场分析,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先从所遗土堆的上方开始清理。经过两天的施工,尹喜墓的大致轮廓清晰在目,该墓为西北东南走向,墓门直对西北方两三公里处的天静宫。墓的封闭用夯土筑成,夯土遗留约存十余层,每层厚约20公分,层面密布夯窝,这些都是当年封墓时留下的原始痕迹,文化层次保存较好。
紧接着我们要对墓内回填的扰土进行清理。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却摆在我们的面前,像尹喜墓如此大规模的墓坑,里面回填了那么多的乱土,取出的回填土究竟堆放何处,而墓周围又都是群众的麦田无法倾倒。刘书平先生提议分步骤施工,即先将墓内南半边的土取出后堆放在墓的北边,待南边的土取完提取相应文物后回填,再将北半边的土取出放在墓的南边,如此反复即可清理完成。按照刘书平先生的意见,迅速恢复了施工。
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清理工作按部就班循序进行,直到年终的12月31日,尹喜墓南半部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该墓的建筑结构也清楚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尹喜墓的墓门至墓室后墙总长2280公分,墓室四孔,南北总宽1620公分。其中墓室进深570公分;室宽165公分。墓内甬道总长1270公分;道宽198公分。两耳室分别在甬道两侧,靠近墓门,耳室进深228公分;室宽390公分。耳室门宽113公分。墓室及耳室拱顶距地高度均为400公分。该墓各部建筑全系东汉青砖砌成,白灰粘口,所有墙面使用的青砖均有花纹,大小尺寸不一,有30×14×5.5公分的;有29×13×5公分的;有27×13×5公分的。花纹有菱形纹、乳丁纹等,分别砌于不同的建筑部位。因四墓室及两耳室全被拆除,已无法知道在什么部位使用什么花纹的砖了。墓室及耳室拱型顶,用三层一边薄一边厚的汉砖砌成,十分坚固,这是根据遗留在墓室及耳室墙外夯土上的痕迹清晰显现的。墓内地面均用45×45×6公分的方砖铺就。根据现场测得的数据,刘书平先生精心绘制了结构平面图,以期日后恢复重建时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1992年的元旦是举国欢庆的重要假日,为了早日完成尹喜墓的清理工作,我们没有休息,而是冒着时断时续的小雪,开始了尹喜墓内遗留文物的清理、提取、回收工作,除在清理回填土的过程中,提取许多东汉器物特征的陶片及数百块各类汉砖外,还有三种非常重要的文物:
一是在该墓的通道与甬道的交汇处提取到一柄铁质宝剑,该剑长66厘米,剑柄朝向墓门,剑尖直抵四座墓室正中间的墙根。刘书平先生解释,此剑是该墓的镇墓神物之一。而我更认为这柄铁剑的出土,首先它表明在东汉末年我国的冶铁及锻造技术已有了质的飞跃;其次是某种层面上也体现了尹喜作为古函谷关令的将军身份。
二是在该墓最南端的墓室门口提取到人的颅骨一件,该颅骨硕大,超过今天正常人的头骨尺寸。颅骨顶厚约2公分,同样不是现代一般人所能企及。说明该逝者生前身材高大,而且一定练过武功,进一步证实应该是尹喜本人的骨殖,更符合尹喜作为关尹的身份。
三是在墓中不同方位提取到“货泉”铜钱数枚,这种铜钱是典型的东汉货币,该铜钱召示了尹喜墓的建造年代,与该墓中墓砖花纹上的典型的东汉特征共同印证了该墓确为东汉末年所建。
既然尹喜墓能够断定为东汉末年所建,我推测它与桓帝延熹八年勅建的老子庙应是同一年代的“国家行为”。因为像尹喜墓这样规模恢宏,结构精美的丧葬建筑,为什么会有四个墓室?这有别于一般大型墓葬,肯定不是为一般人物而建,加上其建设规格之高堪比皇家,这种装饰精美华丽的建筑是任何普通人所不能配享的,更何况老子庙初建的延熹八年也正是东汉王朝的末年,两组建筑同属一个年代,难道纯属巧合?因为这两组宏伟建筑同属一个朝代,且都是国家行为,加上东汉时期道教兴盛,这一切都说明了尹喜与老子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印证了位于今天静宫的老子庙也就是老子的真正出生地。东汉末年桓帝刘志在延熹八年(165年)下诏在老子出生地建老子庙,又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刻碑立于老子庙中,那么同样建于东汉末年的尹喜墓是否也是桓帝敕建?而桑先让、刘汉臣所抄录的篆书碑文是否也是边韶撰文?因为桓帝之后是灵帝刘宏即位,公元184年黄巾军农民起义,东汉政权摇摇欲坠,不可能再兴建象“老子庙”和“尹喜墓”这样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因此,上述两组建筑工程应该是我国汉代王朝最后的国家行为。
从92年元旦到元月四日,我们仔细清理提取了尹喜墓半边的所有遗存文物,刘书平先生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左右轴对称的建筑法式,精确测量了该墓的建筑尺寸,为下一步绘制建筑结构平面图做好必要准备。当晚,时断时续的小雪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个小时不到,施工现场就被一层剔透晶莹的白雪全部复盖。元月五日清晨,下了一夜的大雪给涡阳大地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冬装,地面积雪足有20公分之深。按照县领导的要求,我们带领民工冒雪赶到工地,回填了清理完毕的半边尹喜墓,恢复了原状,并在墓室的南北两个角和西边墓门的最中间位置三个地方各埋下一根水泥檩条作为标记,以备日后再行清理发掘时识别之用。历时16天的尹喜墓清理发掘告一段落。
这次尹喜墓的清理发掘工作虽然说收获颇丰,但由于不够彻底,还是留下不少遗憾。其一是尹喜墓另外半边的文物遗存没有提取;再者是墓门以外的墓道没有清理,而徐立才、刘马氏、樊志强等村民提供的,位于尹喜墓门外的篆刻石碑压根就没来得及搜寻。
2012年夏天,我县在尹喜墓遗址偏东南建设一座尹喜公园。当时也没有对尹喜墓遗址进行彻底清理。不知我们二十年前所留的水泥标志杆是否还在?不知今后是否还有重新发掘清理的机会?经过精确测量,尹喜墓遗址就在现尹喜公园后墙西北角。据了解,这块地已经列入开发建设范围。这真是令人魂牵梦绕的事。我为此强烈呼吁:一定要为子孙后代保留这一块两千年的道家圣地,把它划入尹喜公园院墙内保护起来,发掘出来,保护起来,展示出来,千万不能在上面开发建房了!
1993年春,海外重建天静宫捐款到位,老君殿正式开工以后,我已经基本完成了促进海外捐资、找寻天静宫文物的任务。再加上当时夫人罹患重病,家中父母年迈体衰,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在1994年秋辞去重建天静宫“海外工程总监”职务,退出“涡阳重修天静宫筹委会”临时机构,暂时离开了与重修天静宫有关活动。直到1995年天静宫老君殿落成大典时,我仅以个人名义参与了接待海外友人的一些事情,就不值得一提了。
回忆重修天静宫之初的五年,我与重修天静宫各项工作交集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往事历历在目,记忆如新,恍如昨日。我因奉县政府之命参与争取海外引资,而与天静宫历史文物结缘,其间得到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郑店周边家乡父老的热情帮助,得到涡阳县文管所刘书平、省文物考古所汪本初、杨立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刘观民、邵望平等多位专家老师的指点,学到了许多受益终生的知识和经验,为我的精神生活凭添了不少精彩记忆。对此我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当时涡阳县一位蒋庆彬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神秘的天静宫》,记载了我们搜集天静宫文物的艰辛。这篇文章发表在1991年7月10日的《阜阳报》上,成为那一段峥嵘岁月的历史记忆。现在我虽年近七旬,但对天静宫历史文物的关注程度一如当年,未曾有半分衰减。我还希望并相信今后在郑店和马庄、在武家河、在尹喜墓遗址的考古中,一定会有更惊人、更喜人的新发现。
愿天下道源涡阳天静宫福佑中华、名扬世界!
愿我的天静宫文物情缘与道祖太上老君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