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

关于《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

2002年6月14日《厦门晚报》第2版曾以“高浦发现朱熹佚文一篇”为题，报道厦门杏林区高浦退休干部郑武成在研究《鹤浦石氏族谱》时，发现族谱中有一篇朱熹佚文《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现录全文如下：

“环浦皆山也，襟浦皆水也。山水合则龙聚，龙聚则地真，岂觏多哉！惟同有浦，乃山水之最佳者也。浦之西曰西湾，即石尚书府。又其中南向宝珠屿，北枕仙旗山，有一广厦，华丽完壮，丹赤黝垭，魏然临于其上者，石家祖祠也!其龙自大版山、仙旗山而来，大断十余里，顿起凤山，复西转市头山，仍数里，复右转白鹤山，遵星角落，延迤至高浦而始聚。余至其地，观其旧制，甚不当意。遂择吉日，将地翻架三堂，后堂架阴厅，砌满漏岭阶脱煞，开玉尺井制左边风，隔正堂，架阳屋阴厅。天井内作日月井，用石盖密，制辰劫曜，并高迫撞煞。外作阳庭，以纳生气。将中堂开涵，对中宫直出天井。水吞啖，用内厅底直出至□方蟠龙沟，此余之作法也! 至其龙，后乐丰美高耸，前案秀丽，贵有卿相。水口龟相会，宝珠耀灵，富有陶倚之隆。圃山拱照，功名后先而联续。玄武水缠，钱谷可久而可大。万水环绕，人丁众多。御屏高列，地灵人杰。余莅同日久，见世家巨族有好地，而往往起盖不合法者多矣。兹以鄙陋之见，参两大之权，为石家造将来之福云。宋朝奉政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室漠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朱熹仲晦氏记并叙。

  

余登第五十载，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贫，依父执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年十八贡于乡，旋登进士第，立泉同安主薄。每公暇，立苏丞相祠于学宫之傍。复因到文圃山，有高人石洪庆者，宿学多闻望，请谒，与之语，恂恂然，德业学问，充溢眉宇，所谓和顺积中而荣华发外者也!爰到室访之，见其祖祠轩豁，龙脉甚佳，于作法不甚合，略改正之。至里美宅尚书府，龙真穴的，但多落阴，欲复正之而不果，已而去官。窃谓自此去同人甚远。今上绍兴（熙）元年十二月，除江东转运使，改知漳州府。辛亥二年至漳。越二年，因议经界法，将往省请行，复到高浦，观其所改石尚书祖庙者，而似之讳起宗石先生已成进士矣。不觉欣然喜色，所谓地灵即人杰者，非耶？若以居功，则恐逊谢不敏。”

此文亦见于《福建平和石氏族谱》。宋时同安属泉州府，鹤浦为高浦在古代之雅称。如前所述，为福建石姓的最早居住地，其族人在高浦聚居十代，宋代时为闽南望族，时人有同邑“西石”之称。

从上引朱熹所撰《鹤浦祖祠堂记》来看，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153—1157）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到文浦山遇见“高人”石洪庆，“宿学多闻望”、 “德业学问，充溢眉宇”，因此成为朋友。朱熹到高浦石家访问，“见其祖祠轩豁，龙脉甚佳”，但“于作法不合，略改正之”。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朱熹离同安罢归。绍熙元年（1190），朱熹任漳州知府，过了两年，即1191年，因公干赴省，途经高浦，顺便去看石氏祖庙，听说经他做法之后，石氏又出了一个进士（指石起宗中乾道五年进士），“不觉欣然喜色”，大概也因此就乐于为石氏祖祠作记。

但据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先生考证，以上朱熹文字应分为记和述（即正文和附记）两部分，正文确为朱熹所作，其观点与朱熹风水观的环境与阳宅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当写作于绍兴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156— 1157）朱熹同安主簿秩满候批之际。附记则属伪托，其证据一是附记所述朱熹知漳与至漳的时间皆误。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辞，不允，十二月，始拜命”，绍熙元年（1190）“四月二十四日，到漳州”（诸家年谱可证），而附记却说“绍兴（熙）元年（1190）十二月，改知漳州府”,“辛亥二年（1191）至漳”；二是以正文和附记相对照，两者写作时间不合，记与叙显非一体。从前面部分（正文）对诸地名如宝珠屿，仙旗山，大版山，凤山，市头山，白鹤山的清晰描写和对改建祖祠的详述，以及谓“余在同日久”等语看，正文应写作于绍兴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156—1157）同安主薄秩满候批之际，即高浦祖祠堂改建竣工，朱熹应石氏族人要求为之作记，这样则顺理成章。从附记“余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此话从《宋史•朱熹传》中衍变而来）看，写作时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其时朱熹正值“庆元学禁”之祸，备受政治迫害，追忆40年前的此类同安旧事，不可能如此仔细。故林振礼认定附记当属于伪托。（参见林振礼《新发现朱熹佚文真伪考辨——兼谈 <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的研究价值》，载《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9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