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费氏出伯益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前一部分，讲述了秦国在秦庄公之前的全部世系沿革情况，其中穿插着神话与历史：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倩。女倩织，玄鸟陨卵，女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大费生子二人：一目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目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日中涌，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盂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骡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开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候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以上记载突出了赢秦一族早期历史上与戎狄的关系，或者说是夹在华夏与戎狄之间的特殊文化身份。从先祖大费帮助大禹治水，到帮助舜调驯鸟兽，再到非子帮助周孝王养马，最后到秦仲帮助周宣王诛西戎。我们看到一种前后一贯的叙事模式：秦人族群始终被表述为正统王朝之外的异族辅助者和归化者——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司马迁的叙事还明确给出另外一个与熊图腾可能有关的姓氏线索：费姓与赢姓本出一源。如果说赢姓的来源线索中已经埋藏着熊图腾的谱系，那么，费姓的源流考察就更加明确显示出同北方通古斯人的关系，而今天仍然崇拜熊图腾的北方游猎民族正属于通古斯人。

     费孝通于1994年到河南参观了濮阳西水坡六千年前的古人墓葬中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写出一篇题为《从蚌龙想起》的文章，推测新石器时代西水坡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就属于通古斯人。文章提到他的老师史禄国当年的重要推测：公元前3000年之际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是通古斯人，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时离开中原到达北方。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面对中原的史前文化遗迹，重提史禄国老师的假说，虽然没有作发挥，但是“费”这个姓却提示我们想到“费”与“赢”同出一家的情况。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中，就潜伏着进一步探究的重要线索。

  　　《尚书》中有《费誓》篇，讲的是西周初年鲁公伯禽东征讨伐东夷人的费国时的誓师宣言。《逸周书·作雒解第四十七》，周公东征平乱，“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倘若此处所记“熊盈族”即“熊赢族”的别写，则以“熊为其祖”的费氏费国当然也属于同系族群吧。而来自西方的周人到山东一带来征服东夷人中的熊图腾部落，就成为西周王权叙事话语中的固定套式。“熊盈族十有七国”的说法，表明了熊图腾部落已经结为联盟，其文化势力相当强大。如果周人以正统华夏族文化自居，那么这些崇拜熊为其先祖的夷狄之国，在他们眼中即使与黄帝正统或有血缘上的关联，也仍然属于叛乱者和要征讨的对象。如果这些熊图腾族 群也还保留着东夷人普遍的鸟图腾，那就更明确了其与殷商人族群的文化关联。秦人就是这样兼有熊图腾与鸟图腾的文化。山东一带古有熊赢族聚居，体现在姓氏符号方面，就是“能”姓。这个本来表示熊的汉字，虽然今天用作姓的情况已经罕见了，但《辞海》的解释中仍然留有痕迹：作为姓，音耐，“唐代有能延寿”。唐代有姓能的，毕竟太晚了些。如果《辞海》编者参考来自地下发掘文物的第二重证据，“能”姓的出现例证就要早得多。可以说，能作为姓，早自商周时代就已经流行。如青铜器铭文方面提示了较早的例证：一是1980年9月山东省黄县庄头村出土的“能奚方壶”，是西周早期的器物。上面有“能奚乍(作)宝壶”铭文。二是能匋尊，也属于西周早期，现存故宫博物院，上有“能匋赐贝”和“能匈用作”字样。

  　　商末周初时，山东一带有能姓氏族活动，这和《逸周书》所记“熊盈族十七国”以及《尚书·费誓》所反映的费国势力，形成了一种吻合对应。这是否意味着上古东夷群团文化有通古斯人的血统呢?

　　朱学渊论证秦人与女贞人同源，举出过一个可能是语音巧合的证据：秦始皇名叫“赢政”与大清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实为同名，共同出自女真人名“按春”的谐音。窃以为这样单靠发音相似作为文化同源证据，似不如直接举出汉族以外的诸多北方民族以费为姓氏者，如匈奴有费氏，党项有费听氏，满族人也有费氏的情况，更加直接和有力。因为北方民族在历史变迁中遗留着费氏这个符号，非常清楚地和秦人之女祖“女华生大费”，以及“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的说法相互对应上了。至于司马迁说的“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不正反映着通古斯人在中原与夷狄之间的迁徙变化轨迹吗?所以各民族之费氏均出自大费伯益。当年史禄国教授通过北方人种体质测量数据得出的中原通古斯人假说，如果还原到司马迁所记秦人文化脉络的历史语境中，显然能够得到非常有力的旁证。从“赢”这样包含熊在内的文字造形，到“费”这个足以将秦人先祖大费同北方通古斯族群联系起来的姓氏符号，我们对秦人种族文化渊源的探询总算理出了一条较清楚的头绪。但是，从中原迁往北方的通古斯人与在西北起家兴邦的秦人，他们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开始的呢?这样的提问就意味着：西北与东北的文化区域互动，还需要在文献记载和人种学推论之外，找到史前学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