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陕之交“打锅”牛氏的源流

宁陕之交“打锅”牛氏的源流

  

宁陕之交“打锅”牛氏的来源问题，目前两说并存：一为翼祖之后，一为景先公之后。前者源于当地传说和族人推测，后者见诸中卫《牛氏源流家谱》、《牛氏家乘》和《牛氏家志》记载。

一．翼祖之后说

在陕西省葭县牛记山（今佳县白云山），保存有一座牛氏祖庙和两座牛氏祖坟。祖庙和祖坟的主人为牛登第夫妇。据说其先祖娶有八妻，生有十子，疑为翼祖之后。因为十八祖中只有翼祖生有十子，且打锅后也只有翼祖留在原籍，加之迁徙时间与明初移民背景相符，所以可信度极大；唯一与其他省区传说不同的是“娶有八妻”，尚属独家之言，有待进一步考证。

牛登第的子孙大约在葭县牛记山住了两代，其后裔陆续迁往本省靖边县宁条梁（今梁镇）老庄村和定边县砖井堡牛圈村。经过族人百余年的艰苦创业，至明代中叶，已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便向周边乡村不断辐射，并辗转往富庶地区搬迁，甚至有人迁到银川、金积等川区谋求发展。至明季，仅十一世祖牛国才名下，在砖井堡（今划归黄湾乡）牛峁子村就拥有良田“东至齐国勋，南至私盐路，西至石友虎之坐庄，北至车路渠之沟渠”近万亩，号称“牛万梁”、“牛万壕”，可谓富甲一方。清康熙（1662—1722）年间，十二世祖牛化麟因“熟于弓箭、刀法”，凭着“平定吴逆（三桂）”之功，受到康熙皇帝召见，“赐赍有加”，并“升任贵州副将，署咸宁总兵，授安龙镇总兵”，其长子牛发祥曾任张家口总兵，其孙牛荐弃武习文，“苦志诵读，由廪生拔贡”，是全县著名的饱学之士，曾经参与编纂乾隆版《定边县志》。该志所收其《重修关帝庙碑记》、《十方禅院装修工竣序》、《鲁班庙工成记》等文，词约义丰，华而且实，彰显出深厚的国学功底。其他如牛嵰、牛际隆、牛启祥、牛遵宠等远祖的事迹，在《定边县志》中也颇多记载。迁徙中卫的三世祖牛星灿是康熙庚午（1690）乡贡，据说其子牛维骍曾任新疆武府将帅府参谋助理，并赐同进士出身，惜乎史料中未曾记载。在《花马池志•忠孝义烈》卷“烈妇”条还载有盐池牛门李氏以死殉夫的事迹：“李氏，牛彦杰之妻，因夫亡，以身殉葬。道光庚寅（1830），旌表其闾。”虽是旧道德的牺牲品，却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

盐池县和陕北各县，盐池牛氏和陕北牛氏，在地域和宗族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分解的密切关系。早在北魏时期，盐池就隶属治所在陕北定边的大兴郡之西安州。此后虽多有变化，但始终是分少合多。至明朝前期，盐池虽属宁夏后卫，却仍归陕西都司管辖。这一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作用，直接导致两省族人的往返迁徙。

散居于盐池县各乡镇的打锅牛氏后裔乃是陕北打锅牛氏的分支。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一位生活在靖边县宁条梁、江湖上人称牛老五（在组织中位序老五，并非实名）的远祖，亲率邦才、国才、宏才、大才四子，离开故乡，四处寻访先祖打锅的踪迹。后国才公归籍于定边砖井堡族人聚居的牛峁子。大才公归籍于中卫西园族人聚居的牛滩。邦才公落籍于宁夏卫的牛家道（今银川市金凤区三一支沟村）。宏才公落籍于宁夏卫金积堡的牛家桥（今吴忠市上桥镇牛家坊村）。牛家桥原名失考，本为回族聚居区。先祖协同当地回胞修了一座小桥，遂以牛家桥名村。从此族人在生活上逐渐穆斯林化了。这便是金积牛氏的来源。

宏才公子嗣数目不详，其中一子名唤牛震。可能为了使后人保持一脉祖宗遗传的汉族血统，大约康熙十年（1671）前后，牛震公令其二子文广（老实）、文科和两个佚名侄子回归故里。不知何故，兄弟四人中途却落籍于宁夏后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文广、文科二公定居于侯家河区（今青山乡）的毛头梁村，两个堂兄弟另居他乡。他们便是盐池县牛氏的始迁祖。

宏才公定居于金积的其他子孙与当地回族通婚，遂皈依回教。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生活蒸蒸日上。至清同治（1862—1874）年间，其后裔不幸裹入陕甘兵燹的漩涡，八个远孙全部出逃避难。乱平后只回来三人。据说另有一人落籍新疆，一人落籍内蒙古磴口，一人落籍甘肃省直隶州硝河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其余二人不知所踪。因此，凡是因同治之乱由金积堡辗转落籍于以上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回族牛氏，都可能是打锅牛氏的分支（详见拙文《回乡访同宗》）。

居住在宁夏银川市打锅牛氏族人主要有两支：一支聚居于银川西郊的牛家道，即前文提到的来自陕北靖边县宁条梁牛老五之子邦才公的后裔。同治年间又有部分因避难逃自定边的族人与其合为一宗，现今已无法分清孰先孰后了。另一支聚居于贺兰县的金贵乡，其先祖自洪洞打锅之后，几经辗转，于清末民初经由内蒙古包头逃荒至当地落户。

居住在宁夏平罗县的牛氏族人较少，自称是“六祖打锅”的后裔，来自陕北神木县的牛家梁。

散居于固原市的牛氏族人来源较为复杂：有汉族，也有回族；有打锅牛氏，也有非打锅牛氏。其中西吉县的打锅牛氏声称其始祖曾任县令，姓名不详，因为官清正，人称“牛青天”。后来不知何故，有八兄弟打锅迁徙，自称“八锅牛”（疑为“十八锅”之误）。这支族人经几代辗转漂泊，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甘肃省秦安县牛家坡村沿路乞讨来到固原，定居在西吉县平丰乡各村。另一支族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由甘肃省天水市迁徙至原州区头营乡。聚居于西吉县硝河乡的回族牛氏，是同治年间自金积堡经由甘肃省天水市避难而来，可能是打锅牛氏的另一分支。

二、景先公之后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西园乡牛滩村牛生臣宗亲珍存的清道光三年（1823）所修的《牛氏家乘》记载：“我始祖大明洪化别驚也，为景先之适（通嫡）嗣。”因该《家乘》为手书本，笔误颇多。依笔者愚见，明代并无“洪化”年号，疑为“成化”之误；古来素无“别驚”之职，疑为“别驾”之误。不过，《明史》卷一四三《列传》第三十一确有景先公的传记。本传记载：“牛景先，不知何许人。官御史。金川门开，易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已而穷治齐（泰）、黄（子澄）党，籍其家。”这段文字的关键是景先公的籍贯问题。据时人史仲彬口述《致身录》所载，景先公为沅（今湖南芷江县）人。但由于该文于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才流行于世，可信度不大，所以《明史》的编纂者并未采纳这一说法。况且在中卫市牛滩村族人珍存的四部家谱中，都记载其始迁祖，即“景先之适（嫡）嗣”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为“四祖打锅”之一脉。明、清人之所以会对景先公作出“不知何许人”的断定，唯一的解释是后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因永乐皇帝“靖难”成功后，“穷治齐、黄党”，对其他成员均是“夷其族”，对景先公仅仅“逮景先妻妾，发教坊司”处置，并“籍其家”。看来牛氏男丁早在劫难前便已出逃，无“族”可“夷”，只能“籍其家”以泄恨了。而在出逃之际“打锅”诀别，既合情，亦合理（详见拙文《大明建文御史牛景先》）。

当地人传说“四祖打锅”的大致情节是这样：明代某期，景先公的四个后裔来到本县贾村大槐树下，模仿当年十八祖打锅的行为，将一口砂锅破为四块，兄弟四人各执一块，诀别而去，几经辗转，一人落籍新疆，一人落籍陕北，一人落籍甘肃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一人落籍宁夏中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厘清：

一是景先公与翼祖的关系。如前所述，既然“四祖打锅”是模仿“十八祖打锅”的行为，而且其籍贯都是山西洪洞，那么，从时间上推算，景先公有可能是翼祖的子辈，“四祖”有可能是翼祖的孙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大胆假设”，还须倚靠充分的材料方能“小心求证”。景先公的事迹之所以在《明史》中语焉不详，而且在外地族人的家谱中绝少涉及，唯一的解释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好。试想，一个到处被通缉的朝廷钦犯，其后人怎敢大肆张扬？而地处西北的陕、甘、宁、疆省区，正是避难的最佳选择。至天顺（1457—1464）年间，朝廷对“齐、黄党人”予以大赦，万历时，其“各为其主”的选择反倒变“罪”为“功”，甚而有“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欲为请谥立嗣”之举。这时，后人公开其姓名、籍贯，同样是既合情，亦合理。

一是“四祖打锅”的时间。以往各地族人往往将其始迁祖定居当地的时间，讹传为打锅的时间，这最容易将后人的研究工作引入误区。“四祖打锅”的时间之所以一度被说成是明末，正根源于此。按《牛氏家乘》所称，这位“景先之适（嫡）嗣”为“大明洪（成）化别驚（驾）”，而且“至七十致任归田，遍观方域，卜宅于中乃安厝”，那么他“卜宅于中”的时间只能在成化之前，减去“遍观方域”（其实是辗转漂泊）和积蓄资金的年份，“四祖打锅”在明代前期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指出的是，族人编修家谱多乐于给先祖添加光环，或赋之以传奇化色彩。即以中卫《牛氏源流家谱》、《牛氏家乘》和《牛氏家志》为例，《家谱》中谱列祖宗有功名者五人：明代文林郎一名，登仕郎一名；清代进士二名，将仕郎一名。但笔者遍查清乾隆版《中卫县志》，只有三世祖牛星灿是庚午乡贡，其余皆为乌有。这部《家谱》的价值是为我们印证了“四祖打锅”和明代移民的背景关系。据《明史》记载和今人张春先生《洪洞大槐树移民志》研究所得，明代前期确有同时向陕北、凉州、中卫等地移民的举措，并有人辗转流落新疆。我们只须将“四祖打锅”定位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就可以了，而不必在意祖宗头上的光环。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无论“十八祖打锅”还是“四祖打锅”，都不过是明代前期牛氏远祖先后两次被强行移民的史实罢了。由于两次打锅时间相隔较近，致使当地后人已无法宁陕之交“打锅”牛氏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