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之三：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05

(一)

吐鲁番学、敦煌学并称中华文明中的两朵奇葩；吐鲁番、敦煌更是中华粟特裔康氏的两个重要发源地。吐鲁番盆地内出土粟特裔康氏先民的地区包括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吐峪沟的巴达木等三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330人；从北朝北凉玄始十年（421）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时间跨度为340年。中古时期康氏在吐鲁番盆地生活期间延续时间之长，人数之众在内地是没有先例的。这无疑也与难以在《康氏名人》中确指哪一位是康叔裔康氏传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吐鲁番盆地据百度，有：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美丽的明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地区。是天山东部山间盆地，又称为“火洲”。东临哈密，西、南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和硕、尉犁、若羌县毗连，北隔天山与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县相接。吐鲁番是中国内地连接中国新疆、中亚地区及南北疆的交通枢纽。面积70049平方千米，人口63万，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70%。

     概述

     吐鲁番市位于天山东部博格达山南麓，吐鲁番盆地中心，市区距乌鲁木齐市184公里。市域南北长约262公里，东西狭窄不规则，最宽处约90公里。地区南北宽约240公里，东西长约300公里，土地总面积70049平方公里（低于海平面的面积为2085平方公里），占新疆土地总面积的4.2%。地区的管理机构－行政公署设在吐鲁番市，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183公里。吐鲁番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地理位置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在北纬41°12′--43°40′，东经87°16′--91°55′之间。吐鲁番东临哈密，西、南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和硕县、尉犁县、若羌县毗连，北隔天山与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奇台县、吉木萨尔县、木垒县相接。

     自然气候

     吐鲁番属独特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因地处盆地之中，四周高山环抱，增热迅速、散热慢，形成了日照长、气温高、昼夜温差大、降水少、风力强五大特点，素有"火州"、"风库"之称。全年平均气温为14℃，夏季平均气温在30℃左右，全年气温高于35℃的炎热天气，平均为99天；高于40℃的酷热天气，平均为28天。

     四季气候变化的特点是：春季短暂，平均为61天，开春早，升温快；夏季漫长，平均152天，高温酷热；秋季更短，平均57天，降温急促；冬季较短，平均95天，风小雪稀，天气晴好，寒冷期短。一年中，以一月份最冷，7月份最热。

     吐鲁番盆地内干燥少雨，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时数3200小时，年积温5300℃以上，无霜期达270天。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7.6 ℃，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32.2 ℃，年平均气温 14.4 ℃。优越的光热条件和独特的气候，使这里盛产葡萄、哈密瓜、反季节蔬菜等经济作物，被誉为“葡萄和瓜果之乡”。  

     旅游景区

     吐鲁番的天空特别广阔，无遮无拦，只要火红的日头从火焰山上腾空出世，这不大的城市就被照亮了，在这座小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里，你都能感觉到天空的广阔，阳光的明亮与富有，和丝绸之路上几千年前曾经散发出的熠熠光辉。这里不仅孕育了世界上最甜美的葡萄，也让无数历史成为了永恒。吐鲁番地区的著名景点包括交河故城、高昌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群、火焰山、葡萄沟、  苏公塔、艾丁湖、坎儿井、吐峪沟麻扎村、库木塔格大沙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连木沁唐朝烽燧台遗址等。……

     阿斯塔那古墓群

     阿斯塔那古墓群，距吐鲁番市约40多公里。它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2公里。墓葬按家族种姓分区埋葬，以天然砾石为界，畛域分明。

     阿斯塔那墓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古墓平面形状如“甲”字。墓室前方，是一条10多米的长的斜坡墓道，墓道尽头连着墓室，是死者安息的地方，墓室一般高为2米以上，4米见方大小，墓室顶为平顶或穹窿形。死者多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炕或简易木床上，他们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绢锦织品制作的衣服。死者四周， 或陈放模拟的亭台楼阁、车马仪仗、琴棋笔墨，或陈放葡萄、瓜果、饺子、面饼等食品，供死者阴间驱使或享用。有的墓室后壁，绘有人物、鸟禽、花卉、山水壁画，形象逼真，线条流畅。在古墓中出土文书、墓志、绘画、泥俑、陶、木、金、石等器物以及古代钱币和丝、棉毛织物等珍贵文物上万件，尤其珍贵的是这里出土的干尸即中国木乃伊，可以与埃及的相媲美，闻名世界。

     阿斯塔那古墓以葬汉人为主，同时葬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这说明当时高昌王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

     交河故城

     位于吐鲁番市以西约13公里的亚尔乡。西汉时，这里曾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车师前国”的都城。唐代为西州所辖之交河县。唐王圾朝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一度曾设在这里。后迁至龟兹（今库车县）。六世纪的麴氏王朝在此设立了交河郡。全城象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人行墙外，像处在深沟之中，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而在墙内，则可居高临下，控制内外动向，城中布防，也是极为严密的。交河故城曾出土不少文物，如唐代莲花瓦当、莲花经卷等。

     坎儿井

     吐鲁番有着与著名的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列为三大中国古代工程之一的骄傲--坎儿井。坎儿井是劳动人民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根据本地气候、水文特点等生态条件，创造出来的一种地下水道工程。吐鲁番地区素称“火洲”、“风库”，气候极其干燥，很久以来就出现大片的绿洲。这奥秘之一，就是在吐鲁番盆地上分布着四通八达，犹如人体血脉似的坎儿井群和潜流网络。

     新疆大约有坎儿井1600多条，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南疆的皮山、库车和北疆的奇台、阜康等地，总出水量每秒约10立方米。其中以吐鲁番盆地最多最集中，最盛时达1237条，实际使用的853条，总长超过5000公里。参观过坎儿井的人，无不为它设计构思的巧妙，工程的艰巨而赞叹。它是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勤劳的丰碑！倘若到吐鲁番旅游，在乘坐的汽车临近吐鲁番时，在那郁郁葱葱的绿洲外围戈壁滩上，可以看见顺着高坡而下的一堆一堆的圆土包，形如小火山锥，坐落有序地伸向绿洲。这些就是坎儿井的竖井口。假如从高空俯视，这些土堆宛如珍珠串结的项链，扮点着吐鲁番这个古老而又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地方。

     坎儿井是一种结构巧妙的特殊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一种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竖井的深度和井与井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愈向上游竖井愈深，间距愈长，约有30至70米，愈往下游竖进愈浅，间距也愈短，约有10米到20米。竖井是为了通风和挖掘、修理坎儿井时提土之用的。竖井最深的在90米以上。一般长3-8公里，最长的达20公里以上，年灌溉300亩，最好的年灌溉可达500亩。暗渠的出水口和地面的明渠联接，可以把几十米深处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

     坎儿井之所以能在吐鲁番大量修建，是与这里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首先，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克拉乌成山，为坎儿井提供了大量的水源,每当夏季来临，就有大量的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当水流出山口后，很快渗入戈壁地下变为潜流。积聚日久，使戈壁下面含水层加厚，水储量大，是挖掘坎儿井有了可能。其次，吐鲁番盆地与北部雪山有巨大的落差，这就可以沿地势引水，使得北部水源可以按地势向盆地汇聚，确定了水的流向，通过挖掘疏导，自流向盆地．第三个条件是吐鲁番大漠底下深处的土层，是由砂砾石由粘土或钙质胶结，质地坚实，因此坎儿井挖好后不易坍塌。吐鲁番干旱酷热，水分蒸发量大，没风季时尘沙漫天，成为主要自然灾害，而坎儿井是由地下暗渠输水，影响非常小，水分蒸发量小，流量稳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所以，坎儿井非常适合当地的自然条件。

     坎儿井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出现雏形，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逐渐向西传到中亚和波斯。汉代在今陕西关中就有挖掘地下窖井技术的创造，称“井渠法”。传说汉通西域后，塞外乏水且沙土较松易崩，就将“井渠法”取水方法传授给了当地人民，后经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逐渐趋于完善，发展为适合新疆条件的坎儿井。但是，因为"关中"井渠和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很不相同，而中亚的地理条件也没有新疆吐鲁番这么优厚，井渠和新疆坎儿井也有不同，所以，我们支持，坎儿井是本地人民根据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的说法．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兴建的。据史料记载，由于清政府的倡导和屯垦措施的采用，坎儿井曾得到大量发展。清末因坚决禁烟而遭贬并充军新疆的爱国大臣林则徐在吐鲁番时，对坎儿井大为赞赏。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正月，林则徐赴天山以南履勘垦地，途经吐鲁番县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弱，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坎儿井的清泉浇灌滋润吐鲁番的大地，使火洲戈壁变成绿洲良田，生产出驰名中外的葡萄、瓜果和粮食、棉花、油料等。

     现在，尽管吐鲁番已新修了大渠、水库，但是，坎儿井在现代化建设中仍发挥着生命之泉的特殊作用。临渠啜饮一杯“天然矿泉美容水”--坎儿井水，或入井下接待室品尝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或饮一杯水冲泡的名茶，荡气回肠，妙不可言，到1990年吐鲁番坎儿井（出水）只有700条，流量2.94亿立方。目前，抢救坎儿井，让他恢复作用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历史文化

     “吐鲁番”之称，最早见于明人陈诚所著《西域番国志》一书。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富庶丰饶的地方。据《西域同文志》：系回语“蓄水”之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通名大辞典》释为维吾尔语，意为“都会”。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历史悠久，有四千年文字记载。文化积淀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现有国家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6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32处。

     ……

     荣新江教授的：

《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

荣新江

2011.01月

《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一期）

近年来，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打击盗墓的行动，清理了一批墓葬，这些墓葬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几个墓地，除了吐鲁番学界比较熟悉的阿斯塔那和交河沟墓地外，还有洋海、巴达木、木哪儿等墓地，其中出土了很多文书。同时，吐鲁番文物局也陆续征集到一些流散文书，这些文书也是近年来从上述墓地出土的。以上这两类文书，就是我这里所说的“新获吐鲁番文书”，以区别于大谷文书中的吐鲁番文书、德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中国1959—1973年考古发掘所获吐鲁番文书。目前，我正率领一个“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从事着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

     以下简要介绍新获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到的粟特人有关材料。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东迁进入西域诸王国和中原王朝的历史，成为东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中间的推动力，一方面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刊布；另一方面是中国西安、太原等地发现了北朝末到隋代粟特首领的墓葬，即安伽、史君、虞弘等人的墓葬。这两方面的材料为学者们研究粟特人在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和图像信息，让我们改写或补写了粟特人的不少历史篇章。

     过去已经刊布的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粟特人的资料，如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①、吐鲁番阿斯塔那第61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询问曹录山诉李绍谨两造辞事》②，涉及的粟特人的活动，东到长安，西到弓月以西，范围十分广阔，而且许多麴氏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文书细致入微地反映了粟特人在高昌地区的生活状况，前人对此以及有过深入的探讨。③

     新出土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粟特的材料，基本上反映的是高昌地域范围内的粟特人情况，没有已刊吐鲁番文书的材料丰富。但是，已刊资料在涉及高昌地域范围的胡人资料时，主要反映的是高昌城及其附近的情况，因为其文书的出土基本上都是阿斯塔那及其紧邻的哈啦和卓两个属于高昌城的墓地。而新出土地扩大到高昌城东北的巴达木、东南洋海以及交河城等地，所以其所反映的高昌地域范围内胡人的活动范围要更为广阔一些。以下举三个方面的例证，来推进我们对于进入高昌地区的粟特人的认识。

     一、早期进入高昌的粟特人

     曾经参加1959—1973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的姜伯勤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在吐鲁番所处十六国时期文书中，可以依稀看到一些胡人的姓名，如车末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49页）当系车师人。翟阿富（同上，第121页），翟定（同上，第179页），可能属于高车。竺国奴、竺黄媚（同上，第173页），属于天竺或月氏。可是我们没有明确看到昭武九姓的人名”。①  

     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1号墓，出土一件《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卷》（编号97TSYM1：5），提供了准确的粟特人的消息。柳芳《吐鲁番新出土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一文，录出这件契约的文字，并对年代、格式、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做了分析，为我们理解这件契卷提供了准确的说明②。但她对于有关粟特人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

     下面是我们整理小组在柳芳录文的基础上所做的录文，个别文字和标点有所不同：

     1  永康十二年润[月]十四日，张祖从康阿丑

     2  买胡奴益富一人，年卅，交与贾行緤百叁

     3  十柒疋。贾即毕，奴即付，奴若有人仍（认）

     4  名，仰丑了理，祖不能知。二主和合，共成卷

     5  书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罚緤贰

     6  百柒拾肆疋，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

     7  行[二主]，沽各半。    请宋忠书信，

     8  时见祖彊、伽奴、何养、苏高昌、

     9    唐胡。③

     按，与这件契卷所出自的1号墓并排的另一座空墓中，出土了一件木质的墓表，文字已经模糊，但可以看出“张祖”二字，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个墓表可能是盗墓者从张祖墓盗出而弃置于其旁边的墓中，也就是说这件契卷所出的1号墓应当就是张祖本人的墓。①契卷的背面是一个简短的衣物疏，疏文上有大字隶书“合同文”的左半边墨迹，可知这件契卷是张祖收存的一式两份中的一份。

     我们感兴趣是张祖从一个叫康阿丑的人那里买到这个胡奴的，从他的姓名来看，康阿丑应当是一个出身中亚康国（Smaerkand）的粟特人。我们不能确定康阿丑是个流动的商人，还是已经定居高昌的居民，我们更无法看到他的另一份契约是汉文书写的还是粟特文的。但我们知道，粟特人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人口贩子，特别是把中亚粟特地区、西域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王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男女奴隶，倒卖到高昌、敦煌、甚至长安。②这里称被买的奴隶为“胡奴”，显然也是中亚地区来的奴隶。值得注意的还有，胡奴的名字“益富”，是一个分非常中国化的名字，类似新疆出土的汉锦上的吉祥词语。这种采用中国人熟悉的吉祥、褒义、好听的名字来命名倒卖的男女奴隶，是粟特商人向汉人推销他们带来的人口商品的一种手段，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契约文书表明，粟特人倒卖给汉人的女奴名叫“绿珠”、“绿叶”等③，其中“绿珠”就是石崇家“美而工笛”的妓人的名字④，这在唐人社会中应当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其起名的用意非常明显。

     这件文书的出土地洋海，位于今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西北2.5公里处①，距离其最近的高昌城镇，大概是酒泉城。②张祖埋葬在洋海，因此可能是酒泉城的居民，那么康阿丑就是在477年来到吐鲁番酒泉城，它是目前所知最早进入吐鲁番盆地的粟特人之一，因此更像是个商人。在于这件永康十二年卷同出土一墓的一件阚氏高昌国差役、供物帐（97TSYM1：8-3）中，向当地官府纳薪的人当中，有名为康周德、康元爱、康辛儿者③，应当也是同时代居住在吐鲁番盆地的粟特人，他们的名字已具有汉文词义的词汇了，透露出他们来此定居的时间要早得多。

     由这件文书我们再来看哈拉和卓99号墓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八年（450）翟绍远买婢卷》：

     承平八年岁次己丑九月廿二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后略）④

     对比新发现的文书，两者的内容基本一致，年代也非常接近，则承平八年契约里出卖的女婢石阿奴，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粟特石国（Chach）的粟特人。陈国灿先生和陈国涛博士都曾认为这里的石阿奴是粟特人⑤，但由于石姓也是中国传统的汉姓，所以他们的看法没得到普遍的认同，现在看来，可以肯定他们的看法了。

     另外，香港克里斯蒂拍卖行出售的《北凉玄始十年（421）五月四日马雒赁舍卷》，根据关尾史郎、王素两先生的整理，并参考图版，其开头部分文字可录如下：

     玄始十年五月四日，康□子、黄头、受恩母子三人，以城东舍叁（三）内，交与马雒赁叁（三）年，与贾毯拾仵（伍）张。（后略）①

     这里的康□子、黄头、受恩母子三人从姓来看是粟特来源，但从已经完全汉文自已的名字来看，已经是汉化的粟特后裔了，他们有自己的宅舍，或许因为家境宽裕，所以把房舍出租给马洛居住，这与粟特人经商、放高利贷的本能实相符的。虽然这件契卷来历不明，还有一些问题待讨论②，但尚无人从粟特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件契卷的价值。这件421年的契卷中提到的康子、黄头、受恩，应当是目前所见吐鲁番最早的粟特人了。

     二、麴氏高昌国至西州时期交河的粟特人

     交河是吐鲁番盆地最古老的都市之一，这里是车师王国的都城，也是各族民众聚居的地方，是盆地西半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降魏。442年，牧键弟无讳、安周西击鄯善，又北进高昌，占据盆地的东部的中心城市高昌。443年改元承平，建立高昌大凉政权。承平六年（448），北魏万度归西击焉耆，令车师王车伊洛助攻。沮渠安周乘虚引柔然兵分三路围攻交河。车伊洛子车歇率众固守至承平八年（450），交河城陷落，车歇西奔焉耆，依其父伊洛，翌年入代京，两汉以来的车师国最终灭亡，交河城自此成为以高昌为中心的大凉政权及其以后旳阚、张、马、麴诸氏的高昌国的一部分。

     位于交河沟西的墓地，是交河城居民的长眠之地，这里的坟院排列整齐，一个家族的院内墓葬延续时间很长。1938年和1930年，黄文弼先生两次发掘过吐鲁番交河墓地，获得一批墓志和陶器。②1994—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对交河沟西古墓进行发掘，出土了一些墓志和文物材料③，其所获墓志表明没有粟特人的墓葬。④

     2004年至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工作者在交河沟西墓地考古发掘中，有幸的发现一个基本保存完整地坟院，其中留存的大小坟墓有四十余座，经过清理发掘，发现这是属于康氏家族的坟院，其中有几座墓葬发现了墓志，墓主人都姓康。⑤以下简要提示墓志的编号，年代及墓主人的官衔、姓名、卒令、葬地：⑥  

编号

  年代

  官衔

  姓名

  卒令

  葬地

  

04DTYGXM4：1

  延昌三十年（590）十二月□十八日

  领兵胡将

  康□钵

  54

  交河

  

04DTYGXM4：1

  延昌三十三年（593）三月□□日

    

  康蜜乃

  82

  交河

  

04DTYGXM4：1

  延昌三十五年（595）三月二十八日

  帐下左右

  康众僧

  39

    

  

04DTYGXM4：1

  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十六日

  交河县民高将（？）

  康业相

  82

    

  

04DTYGXM4：1

  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

  交河郡内将之子，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

  □（康）延願

    

  城西墓

  

从墓志来看，这个康氏家族从鞠氏高昌到唐朝一直繁衍不断，而且出仕于高昌官府和唐朝西州地方军队。最早的两位的名字还保存胡语音译的痕迹，但从康众僧开始，已经用汉语的意思来命名了。最后一方的墓主缺少姓的记录，但从其发现在康氏家族同一坟院来看，应当同属于这个康氏家族。在这方墓志中，提到“其先出自中华，迁播于交河之郡也”，表明到了唐朝，这个家族自我认同的来源为“中华”。从他们的祖先很早就来到这里来推测，他们先从粟特本土到河西地区，再从河西走廊迁入高昌。当他们成为大唐属民后，把自家的出生地改为中土。其实，康氏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姓氏，其祖先必然来自粟特，但经过多少代的居住，所以就把自己的故乡看做中土了。这个家族的墓地保存了四十多座墓葬，而且早晚时期的葬法也有不同，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粟特家族逐渐演变的典型例证。有关这个家族墓地的考古形态的纤细讨论，还有待于当地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三、巴达木的胡人墓葬区

     在2005年初撰写的《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一文中，我据高昌城东北巴达木乡发现的《延昌十四年（574）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和《延寿七年（630）康浮图墓志》①，指出在巴达木墓地附近，应当有一个粟特人聚落，这个聚落可以和安乐城废址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题记所记高昌城东的胡天神祠联系起来。同时，新发现的康虏奴墓葬于574年，在目前所知土葬的入华粟特人中，年代仅仅晚于西安发现的康业墓（571）②，这表明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也很早就采用了当地汉族百姓采用的土葬形式，但在吐鲁番盆地的另外一些地方，则采用粟特祆教徒的丧葬方式。③

     康虏奴墓志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官衔，目标用一块不规整的木板制成（编号2004TBM201：1），其妻竺氏的墓表是一块粗糙的砖（编号2004TBM202：1），两者都是朱笔书写，有些字已难辨识。康虏奴的名字表明其身份不高，最早或许是被人掳得的一个奴隶。其妻姓竺名买婢，原本是天竺（印度）人，但不知何时来到高昌，她的名字透露出他的身份也很低，最早可能被人当做女婢买来的。这一对夫妇一个原本是奴，一个原本是婢，他们可能是被那些富有的粟特商人作为商品带到高昌的，最后卖给当地人，并留居下来。至于高昌国末年的康浮图，曾任左亲侍左右。

     巴达木墓地是一处比较集中发现西域人墓葬的墓区，除了粟特人、印度人之外、还有白姓的龟兹人，表明这里是外族人在高昌比较集中的丧葬区域。这样就让我们想起他们原本也应当是住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在高昌城中的某处，还是高昌城东的地方。上面提到的安乐城出土的《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中称：“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气息合家，写此《金光明经》一部，断手讫竟。”①对于这段题记的年代庚午是430年还是490年②，尚有争论，笔者同意前一种说法。③而对于“胡天南太后祠”的理解，原本都是按照“胡天（祆祠）南边的太后祠（佛寺）”来解说，但最近也有不同的看法，即把“南太后”看做娜娜女神的音译，胡天南太后祠指的是一所祆祠。④考虑这是写佛经的题记，笔者还是认为传统的解说比较合理，即高昌人是以城东比较有名的胡天祠（祆祠）来表明佛寺太后祠在其南边的方位，这在汉语里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

     巴达木胡人墓葬区的发现，不论从年代上，还是从地理上，对高昌城东胡天祠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由敦煌的例子可以知道，城东一里的安城祆寺所在地，也正好是胡人聚居之地。⑤高昌的情形可能也是相同，在城东胡天祠旁聚居大量的胡人，他们埋葬在其北部的巴达木墓地。这座祆祠因为是高昌标志性的建筑，因此就被人们当作指称其他宗教建筑的地理坐标了。从430年的写经题记，到巴达木出土的574年康虏奴墓表和630年康浮图墓表，可以知道这个胡人聚落延续时间之长。

     以上根据我们对新出土吐鲁番文书的初步整理成果，简要介绍了其中关于粟特的内容，并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古代高昌是粟特人东来的必经之地，相信有关粟特的资料，今后人会继续发现。

     荣新江教授说：“康氏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姓氏”，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早在1999年的《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文中就有：“康姓是地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2003年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康姓本是地地道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荣新江教授对康姓的粟特论述是极为认真的：

     一、他秉承了80多年前姚薇元教授关于康姓是胡姓的论述；

     二、“康氏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姓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反映了毕波等60余位学者的共同的意见；

     三、在提及石姓时有：“石姓也是中国传统的汉姓”；提到敦煌归义军的曹议金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的文章中也说“曹姓因为也是汉族大姓”。  

     荣新江教授“康氏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姓氏”的论述，与康叔裔康氏在正史中遇到的困难是高度一致的，这当然不能归结为偶然的巧合。笔者拜读了康镇明先生的《康氏开姓祖祖根姓源资料集成》（简称：《集成》）（一）、（二）、（三）、（四）。《集成》博引典籍证明康叔其人的真实性，这并不新鲜，因为康叔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是不存在争议的。争议的焦点是：康叔与中华康氏的得姓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康镇明先生正是“反序”或“自上而下”研究康姓得姓过程的典型代表，事先将康叔定位为康氏得姓之祖，然后想方设法求证这是真实的。康叔是如何姓康的，既然康姓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西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康居王子康乘来华之前的1000多年里是康姓的缺载期？又为什么“廿四史”中不见康叔裔康氏的踪影？于是，只好借助《周宗卫氏家康氏志谱》（北谱）和《江西吉安府京兆堂康氏谱系》（南谱）来撑编撰《中华康氏大统宗谱》的门面，仅以《北谱》为例，35代康衡者，实乃汉元帝丞相匡衡是也！

     据《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载：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  

     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

     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陛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F8B5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B22D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宠于皇后、太子。衡复上疏曰：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

     陛下秉至考，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上报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欺，加非于君，朕甚闵焉。方下有司问状，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因赐上尊酒、养牛。衡起视事。上以新即位，褒优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久之，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事发觉，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北谱》又借用了粟特裔康氏康绚、康日知两个家族成员来冒充， 祖宗岂是衣履可以借来借去！康镇明先生需要回答的是，谁是康叔的传承人？不知可否有吐鲁番这样的300多人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