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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之三：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05
(三)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张铭心
原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二期
2004年10月上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36座（编号为2004TYGM1-36）因风蚀和盗扰等原因而遭到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①这36座墓葬中有33座位于康氏家族莹院中，另外3座位于康氏家族莹院外的南、东南、东三侧，没有莹院。36座墓葬中，33座为斜坡道土洞墓，3座为竖穴偏室墓葬。由于风蚀和盗扰，这些墓葬均遭到严重破坏，出土文物数量较少，其中M8号墓被盗一空，其他墓葬出土文物少者3—5件，多者也不过20余件。全部出土文物除了122件罐、碗、盆等陶器外，还有铜器6件（铜簪、铜环、铜饰件、铜钱等）、铁器3件（铁带扣、铁簪）、金银币5枚、骨器9件、泥俑1件。另外，从康氏家族莹院内的M4、M5、M6、M11、M20五座墓葬的墓道中分别出土砖质墓志五方，其纪年最早的是麴氏高昌延昌三十三年（593），最晚的是唐龙朔二年（662）。考古发掘者根据墓葬的性质结构以及随葬品判断，其他没有墓志的墓葬也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6至7世纪）的墓葬。②
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其地连东土，西通西域，北控草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最早为车师（亦称姑师）民族的栖息地，自西汉初元元年（前48年）起中原政权就在此设置了戊己校尉，驻扎在名为高昌的军事壁垒之中。自此拉开了内地汉人移民吐鲁番的序幕，自汉至唐，随着汉民族的不断进入，高昌壁垒也开始发展扩大，形成了一个以高昌为中心的汉人社会，并逐步从高昌壁（前48--327）发展为高昌郡（327--442）、高昌国（442--640，包括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高昌国），并在唐贞观十四年（640）成立了西州，中原体制得以推行到吐鲁番。
吐鲁番出土墓志亦称高昌砖或高昌墓砖等（以下根据行文采用“高昌墓砖”或“墓砖”只用语，具体到某方墓砖时，以墓砖自名为准），其时代基本上集中在麴氏高昌国（502--640）至唐西州时期。由于地域自然环境的限制以及高昌国时代吐鲁番地域特有的丧葬习俗，吐鲁番地域出土墓志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时代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质地多为砖质、铭文多用朱砂或墨书写而未经凿刻、自名多为“墓表”，埋葬于墓道靠近地面处等。有关百余年来出土的高昌墓砖的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以下只针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新出土的五方墓砖展开讨论。
在此先将五方墓砖的相关资讯几名文介绍整理如下②：
（一）延昌卅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
此墓砖青灰色，呈正方形，长36.5厘米，宽36.5厘米，厚3.5厘米，墓志面有横竖墨线界栏，铭文朱书，从右至左竖排，共6行，约46字。部分字迹漫漶，其最下排由于潮湿，字迹已全部脱落。铭文如下（每行前的数字为行号，以下同）：
1 延昌卅年庚戌岁十
2 二月朔（甲）寅十八日
3 庚戌，领兵胡将康□
4 钵，春秋五十有四，□
5 疾卒于交 河城内，□
6 柩启康氏之墓
（二）延昌卅三年（593）康蜜乃墓表
此墓砖青灰色，呈正方形，长35.7厘米，宽35.6厘米，厚4.0厘米。铭文朱书，从右至左竖排，共5行，35字，部分字迹漫漶。铭文如下：
1 延昌卅三年癸丑
2 岁三月□□日卒于
3 交河堓上，殡葬。康
4 蜜乃春秋八十有二，
5 康氏之墓表
（三）延昌卅五年（595）康众僧墓表
此墓砖青灰色，呈正方形，边长33.2厘米，厚4.0厘米。铭文墨书，从右至左竖排，共5行，35字，部分字迹漫漶。铭文如下：
1 延昌卅五年乙卯
2 岁三月朔己未二十八
3 日丙戌，帐下左右康
4 众僧，春秋卅有九
5 康氏之墓表
（四）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
此墓砖青灰色，呈正方形，长32.3厘米，宽32.9厘米，厚4.6厘米。铭文朱书，从右至左竖排，共7行，50字，部分字迹漫漶。铭文如下：
1 贞观十四年岁次
2 在庚子十一月朔
3 甲子十六日己卯，
4 交河县民商将康
5 业相，春秋八十有
6 二，蚑蟜丧陨，殡
7 葬斯墓，康氏之墓表。
（五）唐龙朔二年（662）正月月十六日康延願铭记
1 讳厶，字延願，交河郡内将之子。其先出
2 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君以立
3 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
4 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识干清
5 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
6 正，正八品，属大唐启运，乘以旧资，告身
7 有二，一云骑，二武骑尉。忽以不幸，遇患
8 缠躬，医方药石，将疗不绝。转以弥留困
9 笃。今以龙朔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与私
10 第也，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其月十
11 葬于城西墓也。何其积善无徵，变
12 随物化。亲族为之悲痛，乡间闻之叹伤。
13 岂一川水难停，斯人逝往，故立铭记于
14 □宫之左，使千秋不朽。
15 正月十六日书。
此墓砖青灰色，呈正方形，长32.4厘米，宽32.8厘米，厚4.6厘米。墓砖表面有横竖朱线界栏，铭文朱书，从右至左竖排，共15行，210字，部分字迹漫漶。此墓志无墓主姓氏，但墓砖出土于康氏家族墓地中，据此可以肯定墓砖主姓康。
以上五方墓砖，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卅年（隋文帝开皇10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最晚的为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願铭记。这五方墓砖均出土于同一个家族的莹院，且从埋葬位置（参考下页图①）看，M4、M6、M11四座墓葬位置接近，墓砖主的出生年代又相近，墓砖主或许是同辈。②另外的M20位置靠前，墓砖主的出生年代又晚于前四人三十年左右，当是子孙辈。
吐鲁番出土墓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高昌郡和早期高昌国时期（3世纪至6世纪）、麴氏高昌国时期（6世纪至7世纪中期）、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期）这三个时期。①康氏莹院出土的这五方墓砖的制作年代，前三方属于第二期，后两方属于第三期。
第二期的墓砖铭文内容比较简单，一般由埋葬年月日、官历（女性时刻写丈夫的官职）、追赠官号、郡望、姓名、享年、配偶者的姓氏及郡望等内容构成，铭文的最后书刻“某氏（之）墓表”等内容。三方麴氏高昌时期的墓砖中的第一方康□钵墓表，最后的内容不是“墓表”而是个单字的“墓”，比较特殊。使用“墓”为自称的墓志，最早的见于河南偃师出土西晋（265—317）刘韬墓志。②在高昌墓砖中使用单字“墓”的墓砖，比如章和八年（538）朱阿定墓砖、和平元年（551）赵令达墓砖、延昌三年（563）孟宣柱墓砖、延昌六年（566）户曹参军妻张连思墓砖、延昌十三年（573）任□慎妻墓砖、延昌廿二年（582）苏玄胜妻贾氏墓砖等，基本都是章和（531--548）至延昌（561--601）年间的。本墓砖的出土进一步说明，自名“墓”者乃麴氏高昌国中前期墓志特征之一。③
唐西州时期的墓砖属于“变异期”。其书写格式在继承了麴氏高昌国时期高昌墓砖书式的同时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高昌墓砖即可见麴氏高昌国时期墓砖完全相同的书写格式，亦可见到与中原同时期墓志完全相同的书写格式，同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书写格式。这次出土的唐西州时期的墓砖，前一方的康业相墓表，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一方唐同一麴氏高昌后（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八月统一了高昌，在此地设置了西州）的高昌墓砖。虽然在时代上属于第三期，但是铭文的书写格式与第二期的没有什么不同。第二方的康延願铭记则与前四房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由于其制作时代已经是唐统一高昌后的第二十二年，中原的墓志文化已经开始影响到吐鲁番地域，反映在这方墓志铭文上的就是铭文由简变繁，以及墓志名称的变化。唐西州时期的高昌墓砖，最初基本上还是使用“墓表”这一名称。此后开始出现“墓铭”、“铭”、“墓志”、墓志铭等名称。至今所见最早的一方使用“墓铭”的高昌墓砖是贞观二十年（646）的“成伯憙墓铭”。使用“铭”的是永征四年（653）张团儿铭，最早使用“墓志”的是永征六年（655）宋怀憙墓志，使用“墓志铭”的是永淳二年（683）张欢夫人麴连墓志铭。“铭记”的名称，在此前出土的高昌墓砖中，最早见于圣厉三年（700）张智积妻麴慈音墓志。但张智积妻麴慈音墓志起首中使用的是“墓志”的名称，铭文中使用的是“铭记”。早于张智积妻麴慈音墓志的康延願铭记（唐龙朔二年（662）只使用了“铭记”，这表现的正是高昌墓砖在进入第三期后开始的从墓表到墓志的演变过程。
在本次交合沟西墓地康氏莹院出土这五方墓砖，虽然时代相近，又是同一家族的墓志，但是仍然表现了高昌墓砖整体所具有的特点。①比如这五方墓砖，既有朱书，也有墨书，有画墨格者，亦有画朱格者，书写形式较具变化。从书体上看，虽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楷书体系，但仍然是变化多样。比如延昌卅年（590）康□钵墓表，楷书结体，但运笔圆润古秀，既有隶书笔意，又有魏碑体书之遗韵。延昌卅三年（593）三月康蜜乃墓表，行笔大刀阔斧，不拘一格，其横画多不收笔，富有隶意。延昌卅五年（595）康众僧墓表，时代与康蜜乃墓表性差两年，书法风格相似。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楷法结体，但横笔多不收笔，横折笔具有魏碑体用笔特征。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願铭记之书法，楷法用笔，清秀爽利，笔画间仍余六朝古意。
书写康□钵墓表的麴氏高昌国延昌卅年，相当于中原隋文帝开皇十年，即590年。此时中原不但在政治上已经完成统一大业，在文化商业已经南北融合，反映在书法上即是楷书的普及。隋朝的楷书作品中虽未现后世欧、褚、颜、柳之书风，但也是中规中矩，楷法森严。然而此时的吐鲁番，还处在独立的麴氏高昌国的统治之下。与中原断绝往来了几个世代的高昌国已然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反映在书法上的是落后于中原的书体与用笔，而表现在作品上的则是古意之遗韵。康蜜乃墓表与康众僧墓表相隔时代不远，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书。这种书法风格在吐鲁番出土墓志中比较多见，比如延昌卅年（600）付子友之墓表①的书法风格与此两墓砖就很相似。贞观十四年（640）康业相墓表的制作时间，距唐灭高昌设置西州后仅三个月。此时中原王朝虽然统一了这个塞外小国，但是中原文化还没有及时跟进，表现在吐鲁番出土墓志上，就是这种魏碑书体特征浓郁的楷书。
根据墓志铭文出现的康□钵、康蜜乃、康众僧、康业相、康延願等特有的姓氏以及“领兵胡将”的冠名可知，这五方墓志主人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人，而均系胡人，即源自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迄今为止，吐鲁番出土墓志总数以达到三百四十余方②，其中可以确定为粟特人的墓志除了麟德元年（664）翟那宁昬母康波密提□至既（墓志记）及唐神龙元年（705）康富多夫人康氏墓志两方③和近年洋海墓地出土的五方外④，基本上都是汉人的墓志。这次考古发掘，一次出土了五方粟特人墓志⑤，这不仅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高昌墓砖的书法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对我们研究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域的粟特人也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由于古代高昌地处边陲，沙碛阻隔，交通不便，又因周边多种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发。因此历代编纂文献对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虽有零星记载，但多言之不详。如《梁书》卷五四记：“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面貌类高丽。”①《周书》卷五〇记：“服饰，丈夫从胡法，夫人略同华夏。……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②
迄今为止的高昌墓砖，基本都集中出土于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和交河故城的雅尔湖墓地中，而且基本上都出土于当地汉人的墓葬。这表明高昌社会虽然服饰上“丈夫从胡法”，文字上“兼用胡书”，但其主体是由汉民族组成。
然而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③在5世纪中叶以后，沮渠氏高昌灭了盘踞在交合的车师国，粟特人便成为了吐鲁番地域西域人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外来的人群。④粟特人不仅在吐鲁番定居，并且在6世纪早期就已融入了汉人社会。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外，还从事铜匠、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翻译和军人等职业，更有担当政府官员者。⑤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高昌墓砖进一步证明，在高昌国时期，不但在高昌附近有粟特人聚落⑥，在交河也有粟特人居住。特别是这批墓砖铭文中出现的“卒于交河城内”（延昌三十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卒于交河”（延昌三十三年（593）三月康蜜乃墓表）等内容，说明交河的粟特人并没有像高昌城的粟特人一样在城外聚居，而是居住在交河城中。进而再通过墓砖铭文中的“领兵胡将”的官名进一步得知，还有粟特人的组织，这些粟特人当为数不少。或许《梁书》、《周书》等史籍对吐鲁番社会文化的描写，与吐鲁番的粟特人不无关系。
至今为止在交河城周边墓葬中出土的高昌墓砖已有百余方，但其中还没有一方能够确定为粟特人的。这说明交河城内的居民同高昌城一样，也是以汉人为主的。那么交河城内的粟特人是以什么方式居住的呢？是否也如长安胡人那样按里坊聚居，亦或混居于交河城汉人居民之间？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料我们无从判断。但是延昌卅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中的“领兵胡将”告诉我们，麴氏高昌国政府对这些定居交河城内的粟特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姜伯勤先生根据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高昌丑岁（617）兵额文书》①(72TAM151：50)判断，在义和时期（614--619）交河的军事方面曾经委与粟特人。②如今书写有“领兵胡将”官名墓砖的出土，更进一步说明，在交河城内可能曾经组织过胡人武装。
但是从几方粟特人墓砖中的“帐下左右”（延昌三十五年（595）三月康众僧墓表）、“商将”③（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内将”（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願铭记）等铭文看，这些粟特人似乎也担任高昌国政府的其他官职。者更易不说明，生活在交河城的粟特人于当地的汉人同样，有着完全相同的义务和权利。
龙朔二年（662）康延願铭记在记述康延願的家世中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其先出自中华，远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君以立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
如果没有同莹其他墓砖的出土，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铭文中形容的这位谦谦儒者是一位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通过这段铭文我们进一步得知，定居在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完全汉化，死后跟汉人一样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而且还将自己的故乡从西移到东，在精神上也变成了中华儿女。通过同莹院其他墓葬出土的墓砖以及莹院墓葬的排列方式①可知，康延願家族定居吐鲁番已在七十年以上，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样不符合历史实情却符合他们心愿的表达方式，无疑是对中华认同的表达。这不仅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特征，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荣新江、张铭心、李肖三位学者关于沟西康氏莹院中，33座康姓墓均为粟特康氏的意见高度一致。即，荣新江先生说：“康氏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姓氏”；张铭心先生说：“康延願家族定居吐鲁番已在七十年以上，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样不符合历史实情却符合他们心愿的表达方式，无疑是对中华认同的表达。这不仅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特征，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李肖先生说：“这一支康姓粟特人后裔后裔不仅名字完全汉化，连出生地也改为“其先出自中华”，绝口不提其位于中亚西侧的粟特老家，这反映了经过长时间的定居和融合，其民族归属感已将自己认同与中原汉人”。除此，还有毕波、蔡鸿生、陈国灿、陈寅格、陈垣、程喜霖、程越、方豪、冯承鈞、冯培红、葛承雍、韩儒林、韩香、韩振华、郝树声、黄惠贤、黄振华、季羡林、姜伯勤、焦海民、雷闻、李丹婕、李健超、李肖、林世田、刘铭恕、卢兆荫、马长寿、毛汉光、毛阳光、孟宪实、穆渭生、齐东方、饶宗颐、荣新江、史睿、孙福喜、孙培良、唐长孺、王炳华、王素、王重民、温玉成、向达、杨军凯、姚薇元、余太山、张德芳、张广达、张铭心、张庆捷、张星烺、张志清、章巽、郑炳林、朱杰勤、朱雷等近60位学者，没有一人提到过康氏源于康叔，却一律视康氏源于康居国或康国即昭武九姓。当然，在我接触过的教授级的学者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说康姓源于粟特。如：撰写《三百大姓》、《四百大姓》的袁义达先生、解读《百家姓》的钱文忠先生都持康姓源于康叔的观点。
对于天下以汉字“康”为姓的人来说，你可以满足于“人云亦云”，人家都说康姓源于康叔，我也姑且从之没有什么不可；如果你追求血脉传承，不妨听我的劝告先弄明白自己的祖父，曾祖父是谁；再向上弄明白曾祖父的曾祖父又是谁？如果像一样上面只有十一代，始迁祖曰康自明，康自明又从哪里来？说不清了就暂时别说，将来再伺机而动。你信康姓源于康叔或源于康居国的康乘这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就是别在康叔或康乘之间自作聪明的编造假世系。康姓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姓源，那就是宋代避宋太祖赵匡胤之讳的“匡”易“康”。“匡”易“康”之后，世福公由江西填湖广、再由湖广填四川。在这个迁徙过程中，据说第一站是今日的湖南双峰，第二站是今日的湖南新化。到了新化就多出来一个“南八公”。
《清明节致南八公后裔》
作者：江西分宜康天旭 发表时间：2015-04-05
湖南南八康氏宗亲，本省加上外徙各省宗亲，人数不下十万，芸芸众生，人才济济，却找不着根。因为姓康，所以全都直按拜了康叔这个得姓始祖，而置康氏另一来源―—匡改康于不顾，真真令我这个康氏子孙痛心疾首、无地自容。可亲可敬的南八宗亲们，当你们在江西泰和千秋乡爵誉康氏找不着祖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在湘乡、在衡阳、在泰和千秋、灌溪生活的另一支康氏人，他们也是姓康啊!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我以我一颗渺小而至诚的心，愿湖南康氏宗亲的族贤、长辈、族人们早曰达成共识、善加斟别、去伪存真、早日以康晚子(友信公、湘乡徙新化、立户陂头者)名义认祖归宗!认一认匡衡、匡衎这些血缘之祖!小辈不胜渴盼之至，匡裔不胜荣幸之至，祖宗保佑!
有人说在双峰康氏宗祠的房梁上见过南八公的字样，新化的康纪文等人去核实过，却未见南八公字样：
《再探南八公之谜（新化康氏）》
康纪文
2011年8月26日
本文摘要：南八公尊称影响力巨大，其家谱价值不可低估。再探南八公之谜，就必须认同，合参一些史实，印证一些史实，必须以历史和人文地理相符为准的。
关键词：南八公，世福公，晚子。新化，陂头村，洪山殿，衡阳，四川安岳，江西泰和。族谱，同宗同源，认同，合参，印证。
新化《康氏重修族谱》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藏，斯谱为福三祖后裔所纂。其中有《初修谱序》首名迁湘始祖南八公徽号，序载尊公为开元丁卯年间人？应为心理文法之始作甬者！以致六修以后至今，很难看到这《初修谱序》的原貌了。
然自此流传至今，南八公尊称影响力巨大，其家谱价值不可低估，必慎重对待之。
南八公到底为谁呢？
四川省安乐版《康氏七修族谱》中，有忠清长辈一文《南八公之谜》做了探讨。而新化老家的人，就更有责任弄清南八公的身世！本文欲从新化康氏谱、及与新化有关联的康氏谱史料中，再探南八公之谜。
首先认同二处史实：一是乌石龙潭以泰公所撰写的《康氏合族谱序》，文中称：“过上湘洪山殿.....宗人引谒先祖祠堂，见祠梁大书南八公徽号，百万名字......复出百万祖墓铭与泰读之，铭列公生一子，讳发诏；诏生三子，长春发、次胡发、三桂发......”依此序所列三世五先祖名，新化与洪山殿谱均同，新化的确与洪山殿康氏同宗同源！
二是新化《康氏六修族谱》重刊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岁《康氏重修族谱》，光旗号泮思公一序中称“我族谱经三修、斑斑可考。但其中纪载源流，如匡改为康之说，是衡阳谱头讹传所误。”即然谱头共用，必是同宗同源！至少是一至三修族谱时，已经联族合谱。
即是同宗同源，就必须认同，合参一些史实，印证一些史实。这些史实必需相对真实、可靠，没有自身之疑点，必须以历史和人文地理相符为准的。
下面详析各谱序中的南八公称谓之谜。
2010年11月上旬，与多位族友循族史探访洪山殿，受到数十位亲人的热情接待。并亲自查看了以泰公序中所称的“先祖祠堂”旧址——台洲宗祠，现为南塘村行政办公大楼。详细询问与请教了先祖祠堂中的大栋梁书写的名号为迁湘始祖世福公。原祠与现在的新祠中，几百年来一直供奉着始迁祖妣的雕像，并于座上刻有名号，清淅可读。也虔诚的拜谒了现代新修的二处祠堂，一为曹来湾总祠德馨堂，其大门仍用先祖祠堂的原石料大门。二为支祠敦本堂。而且细致认真地拜读了亲人出示的乾隆二年修的《续修族谱》，广世、正主族贤同时看到了春发、胡发、桂发兄弟的记载。当即认定为同宗，并认定本族先祖从洪山殿迁往新化陂头村创业。
现录洪山殿康氏前五代世系图如下：
“恩伯士文公携侄世福徙湘乡大岭下，[注（1）携，携带，一个携字，反映出当时世福祖外徙之时年少。如元未明初（洪武22年徙湘乡）已成年或成家立业36岁，就不会用携，而可用陪或伴字。因据江西泰和谱载：世福祖于成化年间徙湘时为16岁，故老家谱上用“携”字来说明年少。]
迁湘一世祖：世福、讳德泽
二世祖：以载
三世祖：永忠
四世祖：思聪、思明
五世祖：聪之子：仲文明六子：长子仲先、次子仲高、三子仲王秀、四子仲琦、五子仲王全、六子仲沧谱载：仲沧，晚公保也，（明正统年间人）。徙新化陂头村落业，子孙繁衍，为邑望族，另立祠宇。”
那么以泰公序中的“南八公”指为迁湘始祖世福公，洪谱载“元末明初”迁湘。然“士文公携侄世福徙湘乡大岭下”，泰和灌溪、洪山殿、新化三处谱中的迁徙表均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可资印证。
新化《康氏六修族谱》邑庠生汉梁敬撰的序中：“任事之初，适衡邑同姓爱敬堂重修谱牒，寄书于宗祠首士，援南八公三代履历以为合族之端尔。时族长咸有疑焉？总修门生、达逵、于是涉潇湘，造衡邑，登爱敬堂，取其谱而览其原委焉，始知彼之祖以康者，乃祖在宋句须匡之康，非祖在周康叔之康也，彼之名为南八公者，乃明正统时人，非唐同光时人也。”
上述洪谱所载迁湘第五代中有仲沧公，正是明正统年间人，徙新邑。此衡谱称“南八公”确指为“仲沧公”。
另六修主修朝敷、达逵氏合撰一序中称：“敷偕太学松斋、举人、命之等总理其事，适衡山同姓致缄于祠云：我南八祖由伊处迁徙，且载前三代甚悉，敷读之而喜，喜疑团之可破也。遂偕族祖兆兰、茂才，由星沙抵衡邑总祠，披阅伊谱，诚有如来缄所云者。但考其时代，大不相同，我祖由江西迁楚在唐庄宗时，旧谱载之详矣（心理文法）。伊谱所载南八公，乃明正统年间人（1）。且伊处始迁祖在元末明初（2）。其步我祖之后尘已数百年后，则疑我祖之由伊处迁徙者，不攻自破焉。”敷辞衡归梓，经湘乡迂道至洪山殿，诣同姓之总祠，索伊谱而阅之，有载百万公迁新邑者，亦有载康晚子迁新邑陂头村者（3），均系明弘治时人（4）......
纪文按：
（1）此处南八公指为仲沧公。
（2）洪谱载迁湘时在元末明初（注（2）同为心理文法之年代），而衡谱同，可以说明衡阳有同宗由洪山殿迁徙而出。（注（3）思聪、子：仲文，据洪山殿咸丰谱载：一说徙衡阳，一说徙安化。待其裔寻根时才能确定。2011年9月19日阅咸丰谱。）
（3）此处百万公即康晚子，也即仲沧公，为明正统年间人。而新化谱载：“友信公，讳富，号荣初，康晚子是也。”
（4）：此处“弘治时人”，指南八公（或世福祖，抑或晚子）迁湘（新邑）之时间？[注：另文有考]。
综上所考，新化谱中的“南八公”称号，没有确指。缘因以始迁祖为纪，应指迁湘始祖世福公（省界）。或以迁新邑为纪，应指康晚子（府、县界）。
附后记：心花一束
2011年4月21日晚，在总会献堂会长的支持与帮助下，新化族贤牵头，组织汇聚南阳的台湾、重庆、四川、湖北、贵州、云南、湖南康人与南八公后裔达29人，在南召丹霞大酒店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各地族贤不顾旅途疲惫，兴致勃勃地踊跃发言，尽情畅叙见面之情。洪山殿代表光明，秀峰族贤相继发言。特别是秀峰前辈的声明式讲话，心情很激动，众族贤也记忆犹新，多有所感动。这只有相关联的亲情，才有此心动！如果确无关联者，绝不会有那样强烈的心动感！从这一束激情绽开的心花中，又可以确定新化与洪山殿地域最近，血缘最亲！至于新化为何要创造那篇心理谱序？不可得而知。而安岳清末康知县映奎公说：“旧谱于南八以下，琅珍诸公以上，必强求接续，故有年代不敌，致排行贵字之疑。”
而秀峰族贤说得好：“康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就必须研究清历史上的一些疑团”。这种观点人人可以接受，新化族贤也能如此。而“世与代不敌”之“前伪遗诮”就有望可解！南八公的身世之谜也将弄清！
康纪文于桃茶村三稿
2011年8月26日星期五 原作者：康纪文 来 源： 原创 共有4354位读者阅读过此文
《梅山康氏可见旧谱上行世系信息浅析》
作者：湖南新化 · 康纪文 发表时间：2014-03-10
梅山康氏可见旧谱上行世系信息浅析
——从旧谱谱序说起
本文摘要：大家都认为南八公有父亲，有祖宗，所以要寻根。既然如此，就要不怕困难，三千年前的事都弄得清？明朝前后的事就更应该弄得清，其方法：一是从迁入宝庆府的先祖为基点，上下求索。二是“多读点地理，历史，多读点谱，以史实为据，就能弄明白的”。
关键词：寻根，旧谱，上行世系，信息，浅析。一伪一真，一疑一信，任凭取舍。
【上行世系的定义】
“上行世系”是指已知近祖而不知远祖的特定的情况下，后裔们不忍近祖以上各世系代数缈缈茫然，未知究竟。便在寻根问祖的实践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由已知近祖向未知远祖探究世系的时候，称之为：上行世系。”
它区别于已知世系——即由远祖至己身的垂丝方式，此种方法是已知的由上而下。“上行世系”是由下而上的未知。“上行世系”特指为探索过程中某一阶段性暂用的一个名词，当考证的结果真实或得到认可的时候，“上行世系”返书成为垂丝方式中的一部分，“上行世系”的概念便不能再用。除非再一次去探索已知远祖以上的未知部分。
为什么要总结这“上行世系”的概念？俗话说“七世以前不可考根源”，其实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平庸的观念，也是一种家族上行流动后的心理文法。在弄得清楚的时候，因某种原因不愿去弄清楚，后来家族上行流动时又弄不清楚，或很清楚时又不愿认这些贫寒的“上行世系”。时代一久就成形了未知的世系，结果留给纯学术研究者或有血浓于水观念的后裔们一个艰难探索的课题。姓氏文化研究，像这样大张旗鼓地风行中华大地，也只是近几年来的事，可谓方兴未艾。本人与众族友参与康氏文化研究活动中，通阅了本族的数本谱头，与先辈们同感疑团颇多。这些疑点产生的原因及责任的划分，晚生在拙文《心理文法》中已表明，无论从何种角度，态度或环境与状况下，后裔们绝对不能呵责先辈。只是揣测康氏文化研究会之研究活动，才真正地去研究这些“疑团”。然而从梅山族友研究实践中，出现了二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上向下研究，即直接从始祖往下接南八公或福字辈相接；一种是由下往上研究，即从已知福字辈或南八公往未知的中祖，远祖，再接到始祖。为什么会出现这二种研究方法呢？一是南八公支系出现了疑团，有未知世系的产生，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二是人的思维方式各异，有务虚与务实的区别。务虚的一般采取第一种研究方法，认为我姓康，必是康叔后裔。就从正史等书海中摘取于自己有利的史料，不管正确与适当，总之是“引经据典，出入有章”。务实的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从已知的世系向未知的世系一代一代推进。就总结出了“上行世系”的概念，为追根溯源过程中量化一节之意矣。（“上行世系”一词在以往谱牒研究中没有，是根据“家族上行流动”演变而来，套取其吉祥之意。）
水必有源，树必有根，人必有祖。寻根问祖的理念根深蒂固地永驻孝子贤孙的心田。以南阳杰出康氏族人献堂会长为首，紧跟国家倡导弘扬优良传统文化的潮流，创办了康氏文化研究会与《康氏文化》杂志，成为康族人交流信息的平台，掀起了一股寻根联谊旅游的热潮。所到之处体现了康氏族人强大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族缘情结！
本族自明代鼎定宝庆府600多年以来，沐风栉雨中发展至今，已愈30余代，仍住本土人士发展为68800多人。民风淳朴，重农尚文习武，耕读持家，有以行为本者，有以文为华者，名士迭起，当代以康敏心（原名康权书，常用名史筠）为代表，现代以康纪校（原长沙军分区副政委），康象贤（原湖南省委宣传部干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处长、处长等。主任编辑。兼任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省广告协会副会长，省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为代表的康家杰出人士。外徙同宗亲人发展已逾数十万，簪缨奕叶，绵绵长久。现代以康纲友（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代表的康家杰出人士。（未统计到的还有许多）。可本土人士从乾隆五十九年的四修族谱《康氏重修族谱》，至民国三十六年的七修族谱世系中，不知迁湘始祖南八公之父若祖是谁？这四届族谱还留给后世子孙一个很大的“疑团”——“南、诏、仲、发、季”五世最小也跨越了367年。前辈们费尽心力，孜孜求索无果的前提下，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四字感叹“前伪遗诮”，想必于心戚戚久矣。……这种苦楚冰封数年，仍难已释怀。
一.可见旧谱信息
然而通览四至七届谱序，有多篇提及江西老祖家的地名，有的提及南八公上行世系接江西先祖的信息，有的也提及似兄弟间的横向信息。拙文以人为本，对上行世系及兄弟信息谈谈个人的理解，不妥之处诚请族贤批评指导。
二十一世孙康龄公序称：“迄今五修，欲校讎焉，而实无可稽，欲邋遢焉，而前伪遗诮。……余因承父老命还强辩之曰：旧序云，避宋太祖讳，易氏为康者，是未稽古之误也。”晚生有幸拜阅了四、五、六、七修原谱谱序，均未见此“旧序”，可能存于一、二、三修谱中。（注1：见咸丰六年丙辰《康氏五修族谱*谱序》）。
而十九世孙光旂公序称；“我族谱经三修，班班可考，但其中纪载源流，如匡改为康之说，是衡阳谱头讹传所误……”（注2：乾隆五十九年《康氏重修族谱*谱序》。）衡阳康氏是康熙早年就认定为匡氏康裔，一直到现在都理直气壮的坚持称匡改康，并引以为自豪，自信。那么衡康与宝庆府康氏有关联没有？请看二十三世孙朝敷、达逵二公序称：“岁壬寅（1902年）阖族六修家乘，建局于邑之总祠。族老不以敷为不诮，敷偕太学松斋，举人命之等总理其事。适衡山同姓致椷于祠云，我南八祖由伊处迁徙，且载前三代甚悉，敷读之而喜，喜疑团之可破也。遂偕族祖兆兰，茂才，由星沙抵衡邑总祠，披阅伊谱，诚有如来缄所云者。但考其年代大不相符……伊谱所载之南八公，乃明初正统年间人，且伊处始迁祖在元末明初……敷辞衡归梓，经湘乡迂道至洪山殿，诣同姓之总祠，索伊谱而阅之，有载百万公迁新邑者，亦有载康晚子迁新邑陂头村者，均系明弘治时……”（注3：清光绪二十九年《康氏六修族谱*主序》。）从此序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衡阳与宝庆府康氏有书信来往，商谈的内容涉及到“合族”等重要事项。联系上序中的“衡阳谱头”，说明宝庆府康氏早期曾用过“衡阳谱头”！敷序中又谈及湘乡洪山殿同姓总祠及“百万公，晚子”等，这可从四修，五修两届族谱转录二修谱的一篇《康氏合族谱序》所称相符：“泰生也晚，虽少考世系，知之尚略。迄长，游星沙，归经先人故庐，适友人馆，于宗党之闾，缘是得通姓字于宗人，（宗人）不以泰为不肖，引谒先祖祠堂，见祠梁大书南八公徽号，百万名字。谒毕，留饮，复出百万祖墓铭与泰读之，铭列公生一子，讳发诏，诏生三子，长春发，迁汉常等处。次胡发，留祀先人神主。三桂发，迁新安等处。泰始晓然，知湘汉诸宗固同一祖，新安本宗则同一父也……”——时皇上康熙十一年壬子孟秋月吉旦，十七世孙岁贡生以泰拜撰（注4：）
序中称三世五公尊名与宝庆谱先祖名完全吻合。雍正十一年癸丑科（1733）进士，衡阳康曾诏知县，给洪山殿宗祠有函云：“长属之中梅（汉常），季冬属之上梅（新安）”，又与以泰公序所称完全吻合。（注5：序见洪山殿康氏族谱。）曾诏公是按梅山古称法而叙述的。（注6：古称法见拙文《从梅山地域考……》。）可见衡阳康氏不仅会给宝庆府康氏写信联系，同时也与同宗的洪山殿康氏书信来往，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来信来函商讨一些族事。与宝庆府康氏一样，衡阳康氏也清楚地记载了洪山殿康氏中的“春发（长），胡发，桂发（季冬）”三支的具体、详细出处！但南八公到底是何时人物呢？说真的要到泰和、衡阳访问才能论定。在没有去之先，我们来拜读同宗四川安岳康知县映奎公的一篇谱序和一节阙疑：“……我族之或为本氏，或为改氏，原无确据，而雍正时谱竟以南八公继江西谱破溪派世可公，后至乾隆咸丰间谱毅然去之，而其簪缨便览又复取之……大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孟秋下澣穀旦，二十四世孙四川潼川府安岳县注选知县映奎谨撰”。（注7：笔者认为这只是宝庆府康氏其中的一支。）
没有这“阙疑”一章，作为二十六世孙纪字辈的我，真的不知江西先祖为谁了，那就或有说我“数典而忘”。？破溪又称文溪，现在泰和县可寻证。世可公为文溪派开基祖，南八公，发诏公在宝庆谱上没有来湖南，接世可公下似有道理（注8）？这是宝庆康氏从乾隆至民国末年间原谱上唯一可见能与江西先祖相连的上行世系信息。“世可公，宋德祐乙亥（1275年）三月初三日生，元至正乙酉七月初五日殁。配文溪曾氏，宋提举安强之裔”。此支多清晰啊，可谓班班可考由此可见一班矣。
二.浅析以晚子一支为例
哲家云：有伪必有真，有疑必有信。晚生的浅析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可看看是否合理？求索的路总是要人走的。寻根没有错！
衡阳康氏能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时候给周边的康氏来信来函，并且商讨的是“合谱”一类的重要事宜，可见用意非常！如果非亲非故，一般是不会书信来往的。而其谱书记载了前三代履历甚详，这是真的么？又洪山殿谱载康晚子为明正统时人，这也是真的么？宝庆谱载：康富，字友信，号荣初，晚子是也，曾以康晚子户名落业石马乡三都五甲。汉初的萧何打了胜仗后，喜欢搜集当时的户籍资料。现在人们仍流行迁入迁出都以本人的户名登记为准。当年康晚子徙新邑陂头村落业，用的就是本人的名字——即户名，并非其父若祖之名！晚生认为可以以康晚子徙陂头村为准。衡阳、洪山殿谱均认为是正统时人，这是真的么？即然宝庆谱中有疑，那我们暂从衡、洪谱之说，看看合理否？
明朝正统有14年天下（1436——1449年），从南八公至晚子为七世，或以23年抑或25年为一世，晚生列出世可公至晚子世系年表如下：
世可公 （1275年） [23年] [ 25 年]
一世****： 1298 1300（注9）
二世****： 1321 1325
三世****： 1344 1350
四世****： 1367 1375
五世****： 1390 1400
六世****： 1413 1425
七世晚子： 1436 1450（1449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七世平均为24岁左右为一世，这合理么？这是巧合么？。邵阳谱载“南、诏、仲、发、季、富、贵、荣“为八世，因政仲公在洪谱上没有，在衡谱上又有：政仲，讳万孚，曾传说与其祖凌霄公，讳鹏搏，在宋孝宗时（1163——1189年）创修一届族谱，揣测政仲公修谱时年龄在25至35岁左右，早于世可公百数十年，故不计入此世数。（而贵字辈是真的有，另有拙文已考证之）。故现在以七世排列。以上的巧合？还得请江西、衡阳族贤斧正或明示。宝庆府康氏由于旧谱资料佚阙，谱中又使用国创的心理文法，以致有“前伪”之疑。而前辈们从未停止过寻根问祖，也希望后人“亟亟求之焉”。好在江西老祖家，衡阳同宗收藏有《泰和谱》，《胄公位下通谱》等原谱资料，如能拜阅或拥有，定是眼见为实！冰封多年的苦楚，就到解冻之期了。真，伪，疑，信之间就可取舍了！
如今国泰民安，盛世和谐，康族努力研究姓氏文化，即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增光溢彩。此应思想进步，观念开放，我们同心秉承先辈夙志，为编辑《中华康氏大宗统谱》尽绵薄之力。到时定可解“前伪”之诮，又可避“数典忘祖”之嫌，而且可慰先祖在天之灵！尊祖，敬宗，睦族都在其中，这么多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之。
《南八公康氏的寻根之路》
作者：四川内江 · 康忠清 发表时间：2014-03-10
一、寻根原因、意义
我是南八公康氏二十六世孙，2006年，我从《康氏族谱》七修谱安乐版中找到在资阳落业的我祖康兴悔之后，我方才知道“安岳、乐至县与四川重庆绝大多数康氏先祖由湖南梅山（新化为主）迁入，而不是由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凡使用和认同“福贵友华祥瑞甫……”56个字辈字，近20万的康氏族人同宗同谱，共尊康南八为一世祖。随后，通读了我康氏历次修谱的谱序之后，进而知道开元年间从天而降的康南八之名出自《康氏邵阳族谱序》，（以下简称《邵阳谱》）。尊为南迁康氏始祖南八公，列为我康氏一世祖，始于续修谱时。至今300余年，其后又知道湖南衡山、双峰县洪山殿康氏也曾尊南八公为一世祖，但随后又否认了，造成始迁祖是谁何时迁来湖南也说不清了。我因受历代先贤探索争议等谱序的启发，反复研读谱序，便发现谱序、世系表上有两段时间是空白，除贵、友字辈阙疑之外，还存在五大疑点，于是产生了始祖是谁？根在哪儿？两个大大的问号。
寻根问祖是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研究康氏文化，追溯支系播迁是《中华康氏文化研究总会》创办《康氏文化》杂志的重要宗旨，要寻根问祖、追溯支系播迁，首先需研究康氏族谱宗谱，破解旧谱阙略。本人认为寻根问祖，纵向就是寻找自己的历代先祖是谁？以便祭祀颂扬先祖的功德，鼓舞当代启迪后世。横向是追溯支系衍变播迁，为寻亲联谊提供信息和帮助，意义重大而深远。由此踏上寻根之路。
二、康南八之名出自《邵阳谱》及其之后
不知猴年马月出台的《邵阳谱》曰：“惟康氏之祖延洪濛治世同国开基豪门第一显宦，……居先勅封诸侯位列极品。……第我祖出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庆渡……上谷林人也。……后开元年间有祖康南八，实有顶天立地之谋，传古鉴今之见。……后南八公积福绵长，幸生其子发诏位居光禄大夫。……发诏生子之政仲、明仲、和仲于大宋后唐庄宗帝治盛时肇迁，……来湖南邵州，转落湘乡三十二都（双峰洪山殿）地名万家岭立业。……幸我朝洪武登位，追询各户版图……有祖琅等兄弟窥其旧谱，年远磨擦已朽，兄弟集聚通族从新刊刻印谱。”距明乐四（1407）年 “琅等兄弟……从新刊刻印谱”二百六十余年后，康熙十（1672）年续修谱时，先贤引《邵阳谱》为写谱的依据，仁尊公写的《康氏续修谱序》成为《邵阳谱》的翻版。却将“惟康氏之祖延洪濛治世同国开基豪门第一显宦，居先勅封诸侯位列极品。”一句改变为“吾远祖为成周之大司寇。受国开基爵列诸侯。”于是我远祖成为周文王之子的卫国君王康叔，我康氏自然成为了卫康氏。
续修谱之后引发了我为卫康还是晋康的争议，湖南双峰、衡山两地康氏先贤又历说新化康氏源于伊处与其同宗。历代先贤均因交通、信息不便等因素，未能实现全面系统考证玄而不定。光绪年间时任安岳知县康映奎认真探索后，在谱议中说“旧谱果有阙略”，并建议六修谱谱局考查我康氏是否是“继江西谱破溪派世可公后”？但主修人朝敷等先贤未考察江西谱，仅以双峰、衡山康氏始迁祖出生、迁徒时间与我祖时间有矛盾，不属同宗为由，更因卫康说占了上风，反而把《邵阳谱》《康氏合族谱序》及有晋康之说的《清本论》等从谱序中通通删除了。从而使其后的族人难知我康氏繁衍播迁的史实，难以发现古人的争议实质与旧谱序存在的阙疑，更难知自己的真实来由了。
三、寻根的进程
2006年九月，安岳康氏七修谱总顾问康敬，再次从美国回来参加研究修订再版《康氏族谱》七修谱安乐版谱书的族人代表会。在会上我的考证《康氏旧谱有讹及南八公之谜》一文，是通过《南史》与百家姓书库对照考核得知：南迁康氏始世祖南八公是东晋跨南朝时人，名南康文宣、字穆之，简称康穆，是康氏源流第二支——康穆康氏始世祖，远距我二世祖发诏数百年，发诏不是南八公（康南八）之子，康南八不应再列为我康氏一世祖。得到了谱书原编委主要成员康敬、康励祁、康润民、康代刚及康厚勋、康忠成等多数族人的认同。于是2008年修订再版的七修谱安乐版已把康南八从我康氏一世祖的位上扳了下来，将一世祖留了个空位待查。
2009年，康氏文化杂志第三期“豫章康氏一支族人的徒迁之路”一文就报道了匡裔康氏的来源繁衍与迁徙，湖南梅山康氏源于匡裔康氏的报道尤为详尽，但未提供传承的依据。2010年康氏文化杂志第二期又发出了“南八公的后裔请抓紧联谱”的号召”。 2011年4月我去河南南阳参加《中华康氏文化研究总会》成立大会之后，我以《中华康氏文化研究总会》创办的《康氏文化》杂志作平台，在江西省、泰和县康氏文化研究分会康来善名誉顾问、康宽治会长等知名人士帮助下，首先对泰和县康氏，从康叔派系作全面排查；没见到康南八、南八公的字样，也没见到任何字迹可表明，我二世祖发诏、三世祖政仲、明仲、和仲，出自卫康氏的X一康氏派系。
2012年在“平台”的帮助下，我同新化县康纪文、双峰县康光明形成联合，搜集湖南、江西康氏族谱、宗谱共同考查，结果：三仲祖之一的政仲名万孚，是江西安福县濛潭匡裔康氏、是易匡为康的康珣公下传十一世孙。（其父名大鼎字元卿，别号青草堂翁，是匡裔78世）是湖南衡山康氏先祖。古今谱序世系有名。（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衡山与濛谭已经联合编写濛衡康氏族谱）。同样被说成卫康氏的双峰洪山殿康氏，也显现在匡裔康氏中，因有一定矛盾而不能确认。同年《中华匡氏通讯》选载了由我写出的《南八公康氏初探与浅析》初稿。该初稿经修正补充后，于2013年3月载进了《康氏族谱》七修谱安乐版第三次印刷本。《中华匡氏通讯》同谱书传到了四川各地，传到湖南，传到了江西。2013年3月以后，在《匡氏名人录》主编匡义生、《匡氏匡裔源流概要》作者方史华、匡奕信、康育良等知名人士的热诚帮助下，现已得到证明，湖南双峰县洪山殿康氏与匡氏一世始祖：我国春秋鲁成公（公元前590——573年）在位时的匡邑（今河南平坦县）宰句须公——三十一世凿壁借光的汉承相匡衡——六十二世唐洛州参军，咸通九年为避庞勋之乱，携家徙居宜春的匡珌—— 六十三世唐进士、朝义大夫自宜春徙居泰和县千秋乡破溪，被后世孙尊为破溪康氏基祖的匡义——宋初易匡为康的康氏初祖之一的康世兴——下传十一世、为匡裔七十八世的双峰康氏一世祖世福公一脉相通。世福年幼时随伯父士文（其父士德）由江西泰和县灌溪迁来湖南双峰（湘乡三十二都）洪山殿落业而有今天的双峰康氏。是《康氏合族谱序》所述的，我康氏三仲祖中“留祀先人神主”的明仲——（其子）胡发的后世孙。有依有据，且无阙略。至此湖南梅山康氏旧谱所称：我康氏第三仲祖政仲、明仲、和仲之中，已有依有据的寻找到政仲、明仲二仲祖出自匡裔康氏，及其后世孙当今所在之处。到这时我更加坚信，我康氏是“继江西谱可公后”了。
四、匡裔康氏知多少？
经过上述寻根实践得知：宋初皇诏难违，明智地选择易匡为康（成为康氏源流第三支氏为匡裔康氏，又称新康氏）康氏大家园，为匡氏增添灿烂文化的新康氏初祖，有谱序记载的一是：唐贞观年间的吉州别驾之后的匡裔68世康珣（十七客都使）、康稠（南唐进士，蘄州刺史）；二是被尊为破溪派康氏基祖的匡义之后的匡裔67世的世兴，贇公及65世陨公之后的X公等（陨极大可能是乐安山碭康氏一世祖郓公，）康氏，又称新康氏，新康氏初祖下传11——12代的匡裔79世的兄弟数十人中，政仲、明仲、和仲迁来湖南被尊为湖南梅山康氏三世祖，三世祖——生四世祖三发——春发、胡发、桂发——生五世祖九季（季字辈九人）——生六世祖十九福（福字辈兄弟十九人），是匡裔82世，是元末明初时人。而当今使用和认同福贵友华祥瑞甫……56字辈的梅山康氏近20万与福祖一脉相通，有户头、有人头的康氏族人。仅仅是福三、福五、福六祖的后世孙！其余十六福祖的后世孙至少该有30-40万吧？由此推之，我国人口迅速增长是明朝建立之后700余年间，那么匡裔82世的的上百兄弟们的后世孙正是这期间处在我国人口繁殖最快的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地繁衍的，今遍布全国及海内外的新康氏族人，除兴国县，乐安县康氏，濛衡康氏，泰和县程溪，灌溪，秀水只几万人认同是匡裔康氏之外，该有多少融进在康氏大家园中的族人不知自己由何来？祖是谁啊？
五、再进一步就可与我祖相见了
南迁康氏始祖是谁？二世祖发诏是不是康南八之子？是寻根问祖首先要弄明白的大事。然而我康氏湘迁祖和仲公的身世出处再进一步地得到证实之后，即与遭遇别离数百年的和仲祖以上的先祖相见了，那时真象大白，既知我一世祖是谁了，自然明白根在哪儿，再回头看，这两大疑点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觉得寻找研究他们是“多余的事”。
常言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会进入信息化的今天，在寻亲联谊的热潮中，有《康氏文化》、《中华匡氏通讯》杂志作平台，我们寻根问祖的有利条件比古人强十倍百倍。但通过几年来的探索，我深深的体会，认识到个人的能量是极有限的。作为个人，即使从资料上找到了，但解决不了族人认同与发布的难题。康氏“南八支系”就是湖南梅山康氏，已是康氏大家园中不可分割的一大旺族。认祖归宗事关遍布全国各地近二十万梅山康氏族人的大事，这一步除了梅山康氏文化研究分会牵头，组建专门研究班子开展研讨之外，还需有匡氏、匡裔族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才能实现。我今将探索的思路与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如实写出，一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更多的匡氏、康氏族人参与到探索中来，如若《中华匡氏研讨会》也能组建专门班子进行研讨能寻找到多数匡裔同胞，那该多好。二、我将来之不易的探索成果，当做实验得来的种子撒出来，希望看到的果实是：更多的匡裔康氏同梅山康氏，能源流明确，支系清晰地写进《中华康氏大统宗谱》，写进《中华匡氏通谱》以慰始祖、新康氏初祖在天之灵，彰显源远流长的匡氏的繁荣昌盛，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对所有支持帮助过我的康氏、匡氏、匡裔族人和友人道一声谢谢！说一声请放心：只要是我还有探索精力，我将不负厚望同族人一道继续前进。
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