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之三：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15

(七)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12]  

     平定乱事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 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维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10]  

     4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16]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17]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16]  

     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18] 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19]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20]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16]  

     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经济重心南移

     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21] 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22]  

     西域独立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23]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24] 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25] 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26] 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27] 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叛乱，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28] 。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29] 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30] 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31] ，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32]  

     其实就历代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33] 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34]

再查《安西都护府》有：

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乃是唐朝管理碛西的一个军政机构的不同时期的名称，其统辖安西四镇，最大管辖范围曾一度完全包括天山南北，并至葱岭以西至达波斯，在武周时代北庭都护府分立之后，安西都护府分管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

1概述

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共存在约170年。管辖包括今新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等地。

安史之乱前，安西都护府和大都护府三异其名，其中640-658年、667-685年、689-691年为都护府，共约38年；658-667年、686-689年、693-752年为大都护府，共约71年。安史之乱后，765-778年为都护府，781年后又名为大都护府。

2历史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高昌，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治所在西州。[1] 同年9月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郭勒）设安西都护府，[2] 用以针对西突厥。[3] 安西都护府第一任都护为乔师望，后由郭孝恪接任，开始时只有数千人的兵力。[3]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郭孝恪击败龟兹国，把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今新疆库车县）。[3]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十一月，苏定方在碎叶水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反叛，从而平定了西突厥，[3] 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1] 显庆三年（658年）五月，安西都护府又迁到龟兹（今库车），[1] 安西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唐高宗改变太宗时只重军事而轻行政管理的做法，在突厥故地分设蒙池、昆陵两个都护府，并将其附属小国分别设置州府，西境直抵波斯，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4] 使这一带都置于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置的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统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辖境相当今新疆及哈萨克东部、吉尔吉斯北部楚河流域。自显庆元年（656年）至麟德元年（664年），这期间，是武则天为皇后辅佐高宗到垂帘听政阶段。显庆、龙朔年间（661-663年），唐军平定西突厥，辖区扩大至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及葱岭的东西各部直至阿姆河两岸城的诸城邦国，包括今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

显庆五年（660年），位于葱岭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降唐，朝廷派人去该部巡查。[3]  

龙朔元年（661年），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3] 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州府，统辖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在吐火罗立碑记述此事。[1] 在此时，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地包括安西四镇、濛池、昆陵都护府（西突厥故地）、昭武九姓、吐火罗乃至波斯都督府，大体相当于今日新疆与中亚五国、阿富汗的总和。

龙朔二年（662年）之后，吐蕃和唐朝反复争夺安西四镇，此处多处易手，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四镇相继完全陷落。[5]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军队攻陷了安西都护府。[1] 期间，唐朝也两次放弃安西四镇：咸亨四年（673年），唐朝恢复了安西四镇，仪凤三年（678年），又被吐蕃控制；仪凤四年（679年），安西四镇被唐将裴行俭收复，垂拱三年（687年），武则天被迫收缩战线，放弃安西四镇。[6] 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至碎叶城。

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在龟兹国恢复设置了安西都护府。[1] 此后，安西都护府的府衙才在龟兹稳固下来。[6]  

长安二年（702年），北庭都护府设立，管辖原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安西大都护府只管辖天山南路、葱岭以东的地区，以抵吐蕃对丝绸之路的北侵的战略目的。[3]  

安西都护府全盛时代所统率的精锐骑兵又称“安西兵”，唐肃宗至德年间（756年-758年），为平定安史之乱，唐政府在河西、陇右征兵，[1] 安西兵组成“安西行营”奉诏平叛，[3] 帮助收复了两京。但由于安西、北庭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机陆续占领陇右、河西，因此安西都护府与唐朝的通道中断，但安西四镇留守军队仍孤军坚守。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陇右军镇多被吐蕃攻陷。[1] 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都护府，二镇和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不下。[1]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李元忠、郭昕派遣使者间道奏事，德宗对其进行了嘉奖，封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郭昕为安西大都护。[1] 随后，吐蕃联合葛逻禄、沙陀攻击唐军、回鹘，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庭，唐朝与安西失去联络，不知安西存亡。《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贞元六年（庚午，公元七九零年）……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索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1]  

安西最后陷落的时间，史料并无确切记载，这可能不仅是情报断绝所造成的，而是事实上唐朝已经放弃了对安西的控制。[7] 安西四镇的于阗陷落于贞元六年（790年）。[8] 有学者推论，安西最后的陷落时间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冬。[9]  

3历任安西都护、大都护

以下列出历任安西都护和安西大都护。[9]  

安西都护

……

安西大都护

……

安史之乱后正式册封的安西大都护：

郭昕：（建中二年至约元和三年冬，781年—约808年）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七月初一日朝廷任命摄安西都护、四镇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兴元元年（784）五月又加封郭昕尚书左仆射。直至兴元元年五月，他的官职总共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充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封爵为武威郡王。

又查《北庭都护府》有：  

北庭都护府，是中国唐朝设立于西域天山以北的行政单位，管理区域东起伊吾，西至咸海一带，北抵额尔齐斯河到巴尔喀什湖一线，南至天山。武周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1]  

历史沿革

唐太宗为了加强对西突厥地区的管理，在640年攻破高昌以后，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2]  

公元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庭都护设立后，提携万里，社会安定、农业、牧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空前发展，成为西北地区中心。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第二任都护郭虔瑾进驻北庭后，将所率军队编为田卒、开荒种地、屯垦戌边。唐玄宗为了确保这条中西大道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又在北庭设立节度使，统领瀚海、天山、伊吾三军，有镇兵万余人，其中瀚海军一万二千人就屯成在北庭。

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作为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使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利。任命各级官吏，统率边防守军，推行中央政令，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一带都得以施行。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促进西域和中原以至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唐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设施，充分证明了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无力西顾，将大批兵力调往内地，西域与内地联系遂被隔绝。北庭都护府孤悬塞外，坚持了三十五年之久。唐朝自公元702年设置都护府到公元791年都护府被吐蕃人攻陷，共89年。之后，北庭被回鹘人占领，北庭地区在回鹘人经营下历时三百余年，宋代属葛逻禄。[3]  

行政区划

全盛时期，北庭都护府下辖金满、轮台、蒲类三县;瀚海、天山、伊吾三军;以及盐治州、盐禄州、阴山州、大漠州、轮台州、金满州、玄池州、哥系州、咽面州、金附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冯洛州和孤舒州等十六个羁縻州。[1]  

遗址

北庭都护府遗址为唐北庭大都护府遗址，城址平面布局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约1公里。地理坐标为东径89°12′43″，北纬44°05′52″，海拔485米北庭都护府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以北的冲积平原上，东临东河坝，西接西河坝。

城池布局受唐长安城影响，分为内外两城，城池为不规则长方形分布，内城为全城的中心所在，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部，城墙周长3003米，官署多居其中。

外城规模较大，城墙周长4596米。外城之北还有低矮的羊马城，内外城墙都有马面、敌台、角楼和城门。外城北门还有瓮城，城外有天然河环绕成护城河，城墙的建筑方式为夯筑，高约5—7米，宽约7—8米北庭都护府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境内，距县城约12公里，有公路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