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沿丝绸之路泊来的姓氏 康姓

之一：丝绸之路与沿丝绸之路泊来的姓氏  康姓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3.15

(二)

9合作模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 ，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习近平表示，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

     习近平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优先方向。我们希望同中亚国家一道，不断增进互信、巩固友好、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为各国人民谋福祉。

     习近平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就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

     第二，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

     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

     第四，加强货币流通。推动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哈中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哈方感谢中方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必将有力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将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哈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愿同中方加强经济、交通、人文互联互通，共同构筑新的丝绸之路。[4]  

     上合组织峰会关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9月1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第十三次会议：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是本次会议领导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5]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从古都长安经过亚洲腹地一直延伸到欧洲和非洲，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富足与开放，同样也成为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丝绸之路上，中亚各国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今中国与中亚各国、俄罗斯等国家都面临着加强合作、发展经济的重任，随着合作的加强，隐约间，当年的那条丝绸之路仿佛又呼之欲出。而人们也注意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近来访问相关国家时提到最多的字眼。在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先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美好畅想。

     习近平：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习近平主席此访的最大亮点，也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据了解，上合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将尽快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5]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认为：中国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当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一个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进口国，中国通过和世界的合作交流，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我们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同发达国家、主要同亚太发达经济体这样的合作比较多。那么习主席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观点，我们要发挥当代的丝绸之路，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国的发展还要更加平衡、更加的全面，我们还要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西部的国家合作。所以我想这里边就是一个中国赢、周边赢，东部赢、西部赢，中国要发挥核心的作用。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当年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如今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已经变成了火车的汽笛，随着丝绸之路的再次繁荣，这条路也必将再次见证大国新的崛起。

10申遗成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6]  

     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丝绸之路”是中国首次进行跨国联合申遗。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6]  

     关于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申报的丝绸之路段落在丝绸之路交通与交流体系中具有突出的特点，它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兴盛于公元6-14世纪，沿用至16世纪，分布于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6]  

首批

     丝绸之路申遗名单（中国境内22处）　　

  

省份

  申遗点

  

陕西省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大雁塔

  

小雁塔

  

兴教寺塔

  

张骞墓

  

彬县大佛寺石窟

  

河南省

  汉魏洛阳城遗址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

  

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甘肃省

  玉门关遗址

  

悬泉置遗址

  

麦积山石窟

  

炳灵寺石窟

  

锁阳城遗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克孜尔尕哈峰燧

  

克孜尔石窟

  

苏巴什佛寺遗址

  

北庭故城遗址

  

丝绸之路申遗名单中：甘肃涉及康姓的有悬泉置遗址、锁阳城遗址两项；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两项。

（二）、康居国、康国来华的路线有：

     路线一、西起境外：撒马尔罕、坦罗斯（江布尔）、赤谷城（今伊斯提克）、翻越天山的拔达岭（别迭里山口）入境。经温宿、阿克苏、龜兹（库车）、轮台、吐鲁番或楼兰至敦煌；

     路线二、西起境外：撒马尔罕、苦盏、费尔干纳、奥什、翻越帕米尔高原经吐尔尕特山口入境。经疏勒（喀什）、阿克苏与路线一重合；

     路线三、疏勒以西同路线二，由喀什经于阗、且末、若羌、楼兰至敦煌。

（三）、记录康居国王子康乘木简的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北约64公里的戈壁滩上，面积2.25万平方米。它是汉晋时期驿站遗址，从汉武帝后期至魏晋。西汉时期遗址规模大，由主体建筑坞及其外附属仓、厩组成。坞方形，边长48.1米，土坯砌筑，东墙设门，宽3米。坞东北、西南有角墩。坞内房舍有西、北二组，其中北组为三个独立院落，均有前堂、后室、卫生设施。

简述

     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市甜水井东南2公里吊吊泉沟口西侧，敦煌市与安西县行政区域交界处。南临三危山支脉火焰山，北与疏勒河流域汉长城烽燧遥望。因出土的汉简上书“悬泉置”三字而定名。

     现存面积约2.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2.5米。地面暴露有灰层、大量绳纹灰陶片、草渣和汉简。1990年－1992年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1991年度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悬泉置遗址，据出土简文记载，西汉武帝时称“悬泉亭”，昭帝时期改称“悬泉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邮”，魏晋时曾废弃。唐以后复称“悬泉驿”，宋以后又废置。清代又称“贰师庙”，“吊吊水”。其名取之南侧山中悬泉水。

     遗址由主体建筑坞堡和坞外附属建筑仓、厩构成。坞呈正方形，边长48.10米，土坯砌筑，坞内有两组房屋建筑。坞墙设于东墙正中，宽3米。坞东北及西南角有角墩。

     出土简牍2.1万余枚。形制有简、牍、觚、封检、、削衣等。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其中以宣帝、元帝、成帝简最多。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等。出土有较多的书于墙壁墨书题记，内容涉及诏书和药方等，特别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直行隶书，字体工整，保存较好，是研究汉代历律、农技和医药水平的最新资料。

     其它遗物有铜、铁、漆、木、骨、革、丝、麻、纸、毛和粮食等16大类，共计3250余件。其中大量西汉汉、宣时期麻纸的出土，证明了早在西汉时期纸已做为书写工具在西北边郡地区广泛使用。

     悬泉置遗址是继居延遗址之后简牍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遗址，该遗址的科学发掘，对研究汉晋驿站的结构、形制和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与之相联系的大量简牍及其它各类遗物为我们了解汉代邮驿制度及西北边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

     ​发现挖掘过程

     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1987年首次发现了该遗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0年至1992年，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全面挖掘，揭露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发掘出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类实物。悬泉置遗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边长50米，西南角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系用长、宽、厚约40、20、11厘米的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一个套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一组长约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3间。坞外西部为废物堆积区。

     悬泉置遗址现已发掘出土的各类遗物达17650多件，其中内涵丰富的简牍即达1．5万余枚，其他遗物如以质地计，有铜、铁。漆、木、陶、麻、皮毛、丝绸、纸张、粮食、兽骨等门大类，如以用途计，则有货币、兵器、家具、工具、猎具、文具、服饰以及日用杂品等。像钢箭镞、五铢钱、铁木工具、农具、带钩、陶罐、陶碗、漆木耳杯、石砚、画板、草、苇、竹席、梳蓖、皮鞋、麻鞋、玩具以及大麦、小麦、青棵、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大蒜、杏核、苜蓿、桃核、马骨和大量毛色鲜艳保存完整的马头、马腿等。

     悬泉置紧靠山口，顺山沟溯上尽山间，有泉水出，可供食用。因水从高台流下，悬空入潭，号日悬泉。（西凉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日悬泉。”这次发掘后，从简犊得知，悬泉置在西汉时名“敦煌郡效谷悬泉置”，“置”即驿站，该名在唐代仍在沿用，宋以后渐废，无人知其名。清代以后至今，多称“吊吊水”、“贰师泉”。  

     小贴士

     从现已揭露出来的遗址看，遗迹结构之完整，出土遗物之丰富，遗存保存之完好，文化内涵之广泛，实属是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收获之一。其中，有明确层位和准确纪年简犊共存关系的西汉宣——哀帝时期（公元前73年一前1年）书写墨迹的麻质字纸的出土；对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说，是无庸置疑的突破。据现有资料可以认定悬泉置遗址时代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历经西汉、东汉，下限可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年之久。

      

     《悬泉汉简研究》郝树声  张德芳著  甘肃文艺出版社 2009.08 第1版，第1次印刷

第五章西域与中外关系（上）

     第三节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  P194

     一、关于康居的记载

     据《汉书·西域传》载，康居，西域大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不属都护。但是汉朝与康居的交往由来久矣。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曾与康居打过交道。（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支持大宛作过殊死抵抗，致使李广利的远征长达四年之久。（汉）元帝建昭年间（前38~34年）甘延寿和陈汤伐郅支，康居也助过郅支。直到汉成帝时（前31~前7年在位），“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史籍记载多是反映了康居“自以绝远，独骄嫚”的情况，然汉朝与康居，或者说康居与汉朝是否存在正常的外交关系，则缺乏具体的记载。实际上汉武帝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康居和汉朝保持着贡使关系，悬泉汉简中有14条有关康居的记载，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简1：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罢军侯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二十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閤□□（Ⅱ90DXT0213③：6）

      ■—表示简牍残断，如简上文字文义不全者，自然因简牍残断所致。（下同）

      □—表示一个未能释读之字。（下同）

     这是一枚记载康居王遣使贡献的木牍，牍长15、宽2.8厘米，松木。正面自左至右3行字，第一行26字，第二行22字，第三行21字，文字清晰者69字。下部残断，三行字不连接。此牍为敦煌太守府给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第一行文字下部应与第二行上部文字连接，因下部残断，中间有缺字。但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若干人的内容是清楚的。另，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也是类似情况，中间有缺字，不连贯。第三行“九匹”之前或可缺一“马”字，如此，第三行记载的是康居王使者来内地贡献时贡献的马、驴、骆驼和牛的数目。此简有明确纪年。甘露二年是（汉宣帝）前52年，正月辛卯朔，庚戌是二十日。第三行记“戊申”入玉门关，戊申是十八日。是说两天前入关的。是简说明，在（汉）宣帝甘露年间，康居和汉朝就有了贡使关系。《汉书·西域传》所谓“至成帝时（前32~前7年），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简2：黄龙元年六月壬申，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

            制诏侍御史，自送康居诸国客卫候与义与□□■

            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Ⅱ90DXT0114④：277）

简长8.34，宽0.8厘米。下部残断，红柳。简上自左至右3行字，前两行下部残缺。字迹比较模糊，但“黄龙元年”和“制诏侍御史自送康居诸国客”等字是清晰可辨的。黄龙元年，宣帝最后一年，前49年。

简3：传送康居诸国客卫候臣弘、副□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黄龙元年■。（ⅡDXT0214③：109）

简长18.5，宽1.3厘米。红柳，下部残。正反两面书写，正面26字，背面4字：“鸡鸣时时”。简2、简3两简，同记黄龙元年事。简面字体、格式虽不相同，但从内容看，似乎记录同一件事。

     卫侯，官职，卫尉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条：“又诸屯卫侯、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汉书·冯奉丗传》：“前将军增与奉世以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当然，冯奉世以卫侯使西域，时在元康元年，即前65年。此两简所记为黄龙元年，事隔12年，卫侯宏（弘）史籍失载。

      简4~10：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所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侯脩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蔷夫辅。（Ⅱ90DXT0216②：877--883）

七简一册，两道编绳犹存。自左至右，第一简长23.3、宽1厘米，43字。第二简长23.4、宽0.8厘米，41字。第三简长23.3、宽1厘米，46字。第4简长23.5、宽1厘米，13字。前4简共143字。为文书的第一部分，陈述了康居使者在敦煌、酒泉等地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原委。后3简稍宽中间削成脊形，坡面各写一行字，一般称作“两行”。第5简长23.5、宽1.8厘米，两行共41字，是朝廷官员给敦煌太守的批示。第6简长23.3、宽1.6厘米，62字，是敦煌太守接到朝廷批件转发给下级的行文。第7简长23.4、宽1.4厘米，47字，是效谷县接到敦煌太守的批文后又给悬泉置下发的文件，要求把缘由讲清楚。

     杨伯刀、扁阗、姑墨、沙囷、为匿等，皆为人名。杂平直肥瘦，即共同评估肥瘦。《玉篇·隹部》：“杂，同也。”直，通直。独与小吏直畜，即酒泉太守单独与属下评估而未让杨伯刀等人参加。以为黄，意即将三匹白骆驼故说为黄骆驼。今西北民间养骆驼，视白者较黄者为贵，据简文知汉代已如是。永光五年即前39年。使主客、谏大夫、侍郎，均为官职，兼官。七月庚申，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为十八日。弘、章、脩仁及登、建、政光，均为人名。最后一简中，七月壬戌，二十日。此件是公元前39年六月初一日，由朝廷移书敦煌太守，而敦煌太守又于七月十八日下发效谷县，七月二十日，又由效谷县下发到悬泉置。简中合宗、忠、宗、辅等，皆为人名。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从简文看，苏薤王虽为康居王下属之小王，但同康居王一起向汉朝派遣使者，说明他们有独立的外交权，隶属关系并不严格。另外，《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西域都护郭舜关于汉朝与康居关系的论述：“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其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这段记载，只讲到康居骄嫚而不礼遇汉使而对汉朝边吏轻慢以至凌辱康居使者的情况只字未提，简文补充了这方面的材料。简文记载的是元帝永光年间之事，而郭舜上书中所谈之事，《资治通鉴》系之于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相差28年，可见汉王朝早在汉武帝时期制定的羁縻远方的政策并没有始终如一的的贯彻下去，在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边吏们对待远方使节的态度并没有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结合起来。

     此简生动地记述了康居王及其下属小王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来中国贡献的艰难情形。过去，我们将此册名之为《康居王使者册》，全册文字清晰，文义连贯，主体和批件完整齐全，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珍贵。本章下节还专门讨论《康居王使者册》。

P199

     简11：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

           送康居王质子乘……如律令（Ⅱ90DXT0215④：17）

Ⅱ—代表发掘第二区；

       90—代表发掘年份为1990年；

       DX—是敦煌悬泉置的拼音字头；

       T0215—是探方编号；

       ④：17—表示发掘层位和该层位出土的简牍编号。

简长23、宽1.3厘米，简上有字两行，模糊不清。尚能释者第一行有“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11字，第二行有送康居王质子乘”和“如律令”等10字。阳朔为成帝第三个年号，四年为前21年。所谓“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简12：使康居郎中骑□■

            胊即苏诸匿√氾■

            复置假离奴戎■

     简长5.6、宽2.1厘米。松木。下部残。第一行存7字，第二行，第三行分别存6字，但第一行，第二行最后一字难识读。郎中骑，官名，即郎中骑将。《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阳河齐侯其石，“以中谒者从入汉，以郎中骑从定诸侯。”

     苏诸匿，人名后用“√”隔开，显然，氾某也是人名，惜后文缺失。

     此简所出之层位，从神爵（汉宣帝前61-57年）至元始（公元1年），除“黄龙”（前49年）和“元寿”（前2年）外，都有连续的年号，60年的范围内，较确切的年代尚难判断。

     简13：■渊泉假亭长徐参送康居■（Ⅱ90DXT0114③:318）

     简长6.5、宽1.6厘米，上下残断，存10字，较清晰。该层位共出土简611枚，纪年简72枚，早自昭帝元凤（前80-74年），晚至王莽天凤（公元14-20年），有各个年代的系列纪年简。从出土层位无法判断其相对年代。

     简14：康居贵人给□□□□□（Ⅱ90DXT0115④:222）

     简长8.3、宽1.6厘米，松木，下部残。简上存10字，但后5字难以辨认。从出土层位看，该层出土简235枚，有纪年简20枚，分别是元平（昭帝前74-73年）1枚、甘露（宣帝前53-49年）1枚、初元（元帝前48-43年）2枚、永光（元帝前43-38年）1枚，看得出来，甘露年号的纪年简占75%，时代较早。

     以上14简的排列（除第14简外）大体有一个时代先后的顺序，最早为甘露二年（前52年），最晚到西汉末年。从简文不难看出，至少在西汉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地处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居国，始终同汉朝保持着贡使往来的关系。这在过去的已知史料中是没有的。

     第四节《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

     《康居王使者册》上节已提及，此节就该册与汉朝与中亚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两汉时期，康居是中亚地区最早与汉王朝发生交往与贡使关系的古代国家。但是正如美国著名中亚史专家麦高文所说：“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1]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就是中国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等，其中记载康居的材料虽极其珍贵，但又十分简略，不足以反映康居的全貌。在考古方面，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曾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市以西25公里处，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这是哈学者在对康居古国20多年的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的未经盗掘破坏的康居古墓[2]。2006年10月，又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仅6行44字，主要信息是：古代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意即“新居处”。文献中提到一些古老的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3]。其他的一些墓葬因被盗掘破坏而基本失去了研究价值。但是悬泉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则有近二十条关于康居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册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就显得弥足珍贵。下面结合文献和汉简的记载，对康居的基本情况和康居与汉王朝的交往关系做一些考察，以补史料之缺，并求得对康居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五小王地望问题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关于卑阗城的位置，新近出版的《西域地名考录》认为，其具体地望应在泽拉夫尚河，即那密水南岸[4]，可实际上它应该在更北的地方。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张芝联等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都将之标在锡尔河北岸，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亦认为卑阗城应在此范围[5]。这是目前所能接受的观点。下面还要结合对五小王都城的考证进行讨论。

     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这是就汉里而言。根据汉代尺度，每汉里415.8米。“万二千三百里”等于5114千米，这是从长安到卑阗城的里距。我们今天从长安出发，沿312国道西进新疆，然后沿314国道到喀什，其里程是3835千米。再从喀什到吐尔尕特口岸165千米，总计4000千米。境外，从吐尔尕特口岸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费尔干纳盆地北转，到锡尔河北岸的广阔草原，当还有1000多千米的路程，全程与《汉书•西域传》所记从长安到卑阗城的距离基本是吻合的。当然，我们只是求得一个基本的参考。古今道里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地方，路程的坎坷迂曲也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里距记载和今天的道路长短自然不可能完全相符。

     康居是中亚大国，其地域和人口在西域诸国中举足轻重。《汉书•西域传》所记户口胜兵，最少的三个国家：单桓，户27，口194，胜兵45；乌贪訾离，户41，口231，胜兵57人；车师都尉国，户40，口333，胜兵84人。而最多的三个国家：乌孙，户120000，口630000，胜兵188800人；康居，户120000，口600000，胜兵120000人；大月氏，户100000，口400000，胜兵100000人。可见，除乌孙外，康居是西域的第二号大国。而且同乌孙不相上下。还可看出，大国与小国之间，天壤之别，几乎不可相提并论。《史记•张骞列传》所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人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这是张骞在西域时看到的公元前2世纪的康居。有人以此为根据，认为康居开始极其弱小，后来才壮大起来。显然，和月氏、匈奴相比，康居当时可能处在弱势，所以才“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但“控弦者八九万人”，仍不失为西域大国。按前面的记载，康居户出1兵，而每户平均5口。如此，“控弦者八九万人”，其总人口至少在40万到45万之间，这在当时的西域，仍为位居一、二的大国。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这段记载里，分别以都护治地和阳关为坐标，给出两个里程数据，以确定五小王都城分别与上述两地的远近。但五小王治地究竟何在，历来语焉不详。只有《新唐书•西域传》有一些记载，可以辗转考得其今天的位置。

     苏薤城，《新唐书•西域传》载：“史，或曰怯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即唐朝西域的史国就在康居苏薤王的地域之内。史国都城乞史城，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省的萨赫里萨布兹。

     附墨城，《新唐书•西域传》载：“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秣等诸王。”唐朝的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东部，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中间，汉代康居小王附墨王在此范围内。

     窳匿城，《新唐书•西域传》载：“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唐朝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就是说，康居小王窳匿城即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

     罽城，《新唐书•西域传》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唐朝安国都城阿滥谧城，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奥鞬城，《新唐书•西域传》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与波斯接，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唐朝的火寻国，都城急多飓遮城，具体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乌尔根奇附近。余太山认为，奥鞬即喝汗，即东安[5]34。其地在那密水之阳。备一说。

     上述五小王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康居都城究竟为乐越匿地或越匿地，还是卑阗城？文字有歧义，颇为费解。乐越匿地今在何处，已不得其详。传文中“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应指都护治所到此两地的距离，而非卑阗城到此两地的距离。尽管它“不属都护”，但汉人记载道路里距，习惯上应从自己的出发点算起。看得出来，当时的康居虽属游牧行国，但已有定居城市。上属五小王自有都城，说明他们已有定居农业。五小王如此，康居国王当更应有比较固定的、较大规模的都城和行宫。当然，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还是游牧为主。所谓“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说明他们占据着辽阔的中亚草原，拥有广袤的地域，是仅次于匈奴和乌孙的游牧大国。

     二、再读《康居王使者册》

     康居的人种和族源至今不甚清楚，他们最早何时到达此地也没有确切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国中古时期的史籍如《魏书》、《北史》、《隋书》和新旧《唐书》，凡记载康国者，都认为是康居之后，而且出自月氏。“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6]2281也有人认为，康居本是塞人或者突厥种。日本学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指出：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作康居的部族，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关于此族没有像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格、生活情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时代越往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康居族时发生了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康居的突厥种族的侵入，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

     不管康居的人种和族源如何，但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它已作为一个中亚大国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同汉王朝发生了一系列来往关系，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文献中，最早提到康居的材料是司马相如告巴蜀太守檄：“康居西域，重译请朝。”时当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其时，张骞出使西域尚未回返，如同张骞在大夏时见到蜀布和邛竹杖一样，说明早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来就已存在，康居国的名字也已传到了汉朝。张骞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得到了热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与中亚国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曾是大宛的后援。

     在公元前1世纪，康居和汉朝的关系如何？《汉书•西域传》只记载了两件事：一是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西域副校尉陈汤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时，康居曾是郅支的盟国；一是“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讫不旨拜使者”。除此之外，只能借助于悬泉汉简的材料，来丰富我们对康居与汉王朝两国关系的认识。

     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有简7枚，两道编绳犹在，字迹清晰，内容完整。长度均在23厘米左右，前4枚宽度在1厘米左右，后3枚中间削成脊形，成两行，两种不同形状的简编为一册，木质柽柳。简文内容，学界已有研究[7]118，现录之于下，以便讨论。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1简）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口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2简）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3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4简）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5简）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6简）

     七月壬戎，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7简）（Ⅱ90DXT0216②：877-883）

     全文四个部分，291字。主要讲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

     前4简为第一部分，142字，叙述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品即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齿、价值，等等。对方当事人5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贵人为匿；他们此次来奉献骆驼不是第一次，此前曾有过多次；他们每次从敦煌入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有人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至于评估后交由郡县上转，抑或继续由朝贡者带往京师，尚不得而知）。此次的情况不同了。首先是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的，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有关衙门。

     第二部分1简41字，乃永光五年六月初一日（公元前39年7月21日），朝廷主管对外交往和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要求敦煌太守接到文件后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中央，不得留迟。

     第三部分1简61字，永光五年七月庚申（七月十八日，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脩仁联署文件，下发效谷县，要求县廷接到文件后，将康居王使者路过县境时为之提供的谷物数量在七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五日上报太守府。后面有发文时掾、属、书佐的具名。从京师行文到敦煌，中间相隔48天时间。

     第四部分1简47字，永光五年七月壬戌（七月二十日，前39年9月8日），效谷守长合宗、守丞忠（时为敦煌左尉）联署文件，下发悬泉置，要求在三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三日将传马食谷情况上报县廷。最后是掾、啬夫的具名。

     此案的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从内容看，康居王、苏薤王使者为评估奉献的骆驼发生纠纷是在酒泉，而非敦煌。所以朝廷为调查此事很可能同时移书酒泉和敦煌，要求前者调查对骆驼的评估，后者调查沿途食谷数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发往敦煌的文件，所以文件中只查询食谷情况，未涉及对骆驼的评估，针对的是“行道不得食”。而发往酒泉的文件，才真正要调查当时对骆驼的评估。只是这份文件没有留下来或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否则，二王使者同酒泉太守发生纠纷，何以要移书敦煌并全文留在了悬泉置就不好解释。

     前文已对康居五小王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其具体范围正如前苏联中亚学者巴尔托里德在其《中亚简史》中所说：“乌孙和康居的族源尚不能确定，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但又提到似为游牧民征服的农业区的五小王康居领地。这些农业区应位于塔什干附近、花剌子模、扎拉夫尚（卡塔-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及卡什卡河流域（沙赫里萨卜孜附近）。”[8]  

     《康居王使者册》中的苏王即苏薤王，五小王之一，臣属于康居王的一个部落联盟。从简牍文献看，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同时出使汉朝，五小王与康居王之间似乎既有隶属关系，又可以有自己的使节和外交，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样，既然苏薤王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利，可以直接和汉帝国使节往来，那么同为五小王的附墨王、窳匿王、罽王和奥鞬王自然也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他们同汉帝国的直接交往应该不成问题。如此，上面提到的今天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花剌子模、泽拉夫尚河及卡什卡河流域，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与汉王朝有了友好交往。此《康居王使者册》就是一份生动的文献和实物见证。

     三、宣帝时期的汉与康居关系

     《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记载过于简略，看不到康居与汉朝的关系。而实际上，从出土的悬泉汉简看，宣帝时期是汉朝与康居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康居的政策成为汉朝对待北方匈奴和西域乌孙整体外交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凤元年（前57），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9]。这在汉匈关系史上可谓千载一遇，整个周边关系及周邻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呼韩邪入朝称臣，得到汉朝的帮助而逐步强大起来。郅支单于西走，先占据右地，本打算结盟乌孙而被拒绝后，“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9]。丁令游牧于匈奴以北贝加尔湖周围的辽阔地区，呼偈在斋桑泊和阿尔泰山一带，坚昆在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之间。所谓“兼三国而都之”，只是笼统的表述。确切说，是占据了坚昆之地。“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10]这时北匈奴尚未与康居结盟，汉朝对南、北匈奴，对乌孙，对康居，都采取了羁縻不绝的政策。郅支西徙都赖水同康居联为一气，那是初元五年（前44）之事。在那之前，康居和汉朝始终保持着贡使往来。

     悬泉汉简中有一木牍，长15.2，宽2.8厘米，简文如下：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阁口（Ⅱ90DXT0213③：6）[11]  

     三行字墨色如新。由于下部残断，原本一个完整的文件断成了三个半句，但意思是清楚的。第1行，留26字，包括发文时间，“甘露二年正月庚戌”，公元前52年3月8日。发文主体和发文对象：由敦煌太守致达酒泉太守。平行公文，后面有客套语“敢告某太守卒人”或者“敢告某太守部都尉卒人”之类。第2行，留23字，发文事由。“罢军候臣赵千秋”，当为戍边结束后回返的西域驻屯军官。他所送的康居客人是从西域来内地，而非从汉地离境回国。所送的客人中，除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外，当有从者若干人，只是“从者”后面断残，难知其详。第3行，21字，贡献物品，入关时间及其他。贡献的物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九匹”之前当有“马”字，在上一行末尾。入关时间“戊申”，在“庚戌”发文之日前两天。“已阁”，似有“评估收纳”之意。

     另有一简，内容基本相似，只是时间稍晚：

     传送康居诸国客。卫侯臣弘、副口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黄龙元年。（Ⅱ90DXT0214③：109）[11]145

     此简乃“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物。所谓“康居诸国客”，说明除康居外还有其他国家。同上一简不同的是，上一简所谓“送”，实际上是“迎”，此简却是真正的“送”，即由朝廷派官员，将使命结束后的各国使者护送回国。

     这些简文都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宣帝时期，地处今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康居同古代中国的汉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四、西汉末年汉与康居关系

     初元五年（前44），北匈奴郅支单于再度西迁，由叶尼塞河流域西迁江布尔，定都都赖水（今塔拉斯河），《汉书•陈汤传》载：“（郅支单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9]2009标志着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正式结盟。不过好景不长，从初元五年到建昭三年（前36）陈汤灭郅支，只有八年时间。而八年时间里，康居王自以为聪明，实则吃尽了苦头。“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9]3009可谓劳民伤财，赔了夫人又折兵。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一举消灭北匈奴，康居王与汉朝重归于好，再度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敦煌博物馆在玉门关附近掘得汉简数百枚，其中就有关于康居与汉朝在此之后使节往来的记录。如：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这是成帝阳朔二年（前23）朝廷下发文件的记录。其中的“左将军丹”即史丹，河平四年（前25）“三月辛卯，左将军千秋卒，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12]。《汉书》有传。“使送康居校尉”，是一临时加官，使命结束就取消了。可以看出，康居和汉朝的关系在消灭北匈奴以后一段时间又恢复如前，直到汉末，“终羁縻而未绝”[13]。所以从张骞出使西域受到康居友好接待以来，在西汉后期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保持了使节往来和朝贡羁縻。

     从今天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古代康居的民族或部落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关系。这里是最早与古代中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地区和国家。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的简牍，不仅为研究历史上中国和中亚地区友好往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是见证中西关系的重要实物。当时，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既不同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不同于汉朝与天山以南城郭诸国的关系。一方面它不同汉朝紧邻，鞭长莫及，一般不会兵戎相见。李广利伐大宛，陈汤灭郅支，令康居有唇亡齿寒之感，所以康居支持了前二者。其他时间里，康居贡使献纳，使节不断，而汉朝亦羁縻安抚、不计前嫌，两国关系在大多情况下是友好的；另一方面，康居虽使节朝贡，遣子入侍，但它地域遥远，“不属都护”，在匈奴、乌孙已经称臣的情况下，对汉朝的态度反而满不在乎。汉朝第十三任西域都护郭舜（前15—前12年在任）曾上书说：“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13]  

     就政治关系而言，康居对汉朝的朝贡与汉朝对康居的赏赐是对等的甚至是超价值的，所以这种朝贡关系在政治上只有象征意义，实际意义却在经济上。《康居王使者册》中那种斤斤计较的评估就很能说明问题。所谓“欲贾市为好”[13]，才是真实目的。不管怎么说，这种政治上的朝贡和侍子关系，经济上“贾市为好”和其他商贸往来，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影响，就是我们从文献和汉简中看到的康居和汉朝两国关系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