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婺源黄荆墩是休宁黎阳黄荆墩的水木之思。
新安洪氏一世祖曲阿洪经纶,曾经以宣歙观察黜陟使的身份宦居歙县与休宁县之交的篁墩,退职之后定居篁墩上游休宁黎阳之黄石。
黄石,又称黄石潭、油麻林。歙东《桂林洪氏宗谱》卷4修墓记《保祖修葺始末》:“结穴处,邻于黄石潭左,周围池塘环绕,墓居其中,形家名为出水新荷。墓地广袤,原有定界,古名黄荆林,又名油麻林。”也可能是出于偶然,因为洪经纶迁居新安之前,丹阳曲阿祖居地也有黄荆墩。《桂林洪氏宗谱》卷4墓葬示意图42页洪姓避讳之前有先祖称弘丞相者,葬曲阿石羊子黄荆墩,而黎阳黄石也有荆林,所以新安洪氏以黄荆墩为水木之思。
《桂林洪氏宗谱》卷1谱叙15页后晋天福元年(936)新安洪氏七世孙洪朝《家乘叙》说洪经纶“初寓歙之篁墩,究乃以渐,而胥宇于黎阳之信安里,盖取曲阿祖地荆墩之黄,而信安有三石屹然立于里中,故因名其地曰黄石,亦以不忍尽革祖居之故号也。”洪经纶葬唐田古佛之右,洪经纶娶自京兆的夫人金氏葬黄石麻油林,明末重修古墓,崇祯四年还有金声《重修唐始祖妣金夫人墓记》。洪垣《祭墓文》说:“祖妣京兆夫人,蓖祖肇迹,懿德遗馨。栖魂黄石,黄荆之林。历传祀典,高陇其茔。派衍宣歙,鼎盛弘城。人文毓秀,繇地之灵。”
从曲阿黄荆墩,到黎阳黄荆墩,再到婺源黄荆墩,也就成为谱籍文献表示新安洪氏发祥地的代称。
三.洪氏得姓之共工氏“避仇说”和敦煌弘氏“避讳说”
新安洪氏姓源考述一般认为,洪氏来自敦煌弘氏避讳。唐朝以前有弘无洪,史籍文献可以得到印证。新安观察公肯定不是第一个易弘为洪的洪姓始祖,洪经纶之前,究竟上溯几代开始有人公开使用洪氏?桂林洪氏宗谱厘定的始祖关系是:洪察-洪子舆-洪经纶,说明洪察之上就是避讳之前的弘氏了。
唐人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洪氏有两个不同来源。一是“避仇说”:共工氏后裔因避仇改共为洪;二是“避讳说”:宏姓避讳改宏为洪。从该书分别罗列的始祖人名的资料来看,新安洪氏崇祀的是后者,即宏姓避讳说。但所不同的是,新安洪氏谱籍文献采用的避讳姓氏,不是《元和姓纂》所说的“宏”字,而是“弘”字。
林宝是唐宪宗元和七年壬辰(812)朝议郎太常博士,所以称“元和”者,这个时间虽然比起唐初出现洪姓迟了一两个世纪,但姓纂作者拥有当时相对权威的官方资料和视野,应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然姓氏考研和统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那些世家大族的著名姓氏来说,也许文献流传有序,但对于那些生僻隐晦的小姓,不要说资料统计,即使是资料发现恐怕都很难了。譬如洪氏在唐初就是一个因为避讳而来的新姓,林宝在附注说明中特别强调,洪氏避讳的是高宗还是玄宗,以及避讳的时间都产生了犹疑。尤其是避讳之后的洪子舆,洪经纶都能有据可考,而避讳之前的宏氏没有具体人物可以落实。
四.从易“宏”为洪到易“弘”为洪
有意思的是,歙县状元洪莹,在嘉庆七年(1802)整理校刊了《元和姓纂》。林宝之后,宋人郑樵作《氏族略》、邓名世作《古今姓氏书辨证》、王应麟作《姓氏急就章》、谢枋得作《秘笈新书》。宋人不仅是在林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林氏姓纂也在宋人的文献中得到了传承和延续。林宝的姓纂成了中国姓氏的经典文献,但实际上唐代的书籍早已散佚。明代编撰《永乐大典》时,《元和姓纂》部分内容散见于大典千家姓之下。所以洪莹综合了宋代各家重新厘定的《元和姓纂》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有徽州洪氏校刊再版的姓纂,在对待洪氏得姓的问题上与林宝又有什么不同呢?果然,洪氏校刊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洪子舆的父亲洪察:“原缺‘察’字,或疑上文名‘厚’者,据《秘笈新书》作‘察’”。
洪莹(1780—1840)字宾华,号钤庵,歙县洪源(洪坑)人。嘉庆14年(1809)己巳恩科状元,授翰林院编修。钤庵淹通经史,五经皆有撰述。嘉庆七年校刊《元和姓纂》时,洪莹还没有获得功名,首先可以排除官方干预学术成果的嫌疑;洪莹是在老师孙星衍的指导下完成的,也可以排除洪姓私自圆融的嫌疑。孙星衍在序文中说到:“古今姓氏书,详略互见,当由辑录人有所去取。且所遗著姓其见于《秘笈新书》及《世族略》者甚多,脱误亦不少。如洪姓,监察御史洪察,缺察字。及避孝敬讳,讹为避元宗讳之属,皆据《秘笈新书》订正。”
民国版歙东洪业远撰《桂林洪氏宗谱》在洪莹和孙星衍校刊本基础上,也追述了洪子舆的父辈洪察。就是说,唐初弘氏避讳说,天下洪姓第一人是洪察。这样一来,易共为洪的“避仇说”和易弘为洪的“避讳说”,实际上已经合而为一了。更为重要的是,林宝避讳说的“宏”氏根本就是个以讹传讹,洪莹校刊本根据谢枋得《秘笈新书》纠正为“弘”。因为状元校刊本《元和姓纂》在先,而《桂林洪氏宗谱》在后,应该是《桂林洪氏宗谱》的编撰者已经掌握到了清代人最新研究成果。
早在清代洪莹之前,新安洪氏12世裔孙洪中孚也已经注意到了“弘”为“宏”误的情况。洪中孚与谢枋得(1226~1289) 几乎同时代,南宋建炎四年(1130)洪中孚写下著名的《黄石洪氏家乘序》时,谢枋得的《秘笈新书》已经成书,但洪中孚《家乘序》中说“改‘弘’为‘洪’者,春秋避难于太原。”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太原就已经有洪姓了,显然洪中孚没有看到或者没有采纳谢枋得的避讳结论。
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元和姓纂》不是校刊本,洪莹校刊本没有赶上四库成书的历史机遇。对于“避讳说”来说,易“弘”为“洪”的确立和始祖关系的正确厘定,应该是一个权威材料,至少是一个贯穿了唐宋姓学有稽可考的历史传承。遗憾的是,后世姓氏溯源没有引起注意和重视,或者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研究成果,不少姓氏探源甚至洪氏宗谱仍旧沿袭《元和姓纂》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