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庆：氏姓与姓氏的演变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姓氏纵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我们解读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一环。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猿人进化到人类以后，都是一种原始的蒙昧群居状态，无名无姓。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的母系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于是产生了“氏”，形成了氏族，此阶段被称为“氏族社会”。这时的氏族群体，他们居住在一起，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因为是属于群婚乱配时期，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时只有“氏”而没有姓。

姓的形成是基于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具体时间可追溯到母系氏族制度末期的伏羲时代。6500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太昊伏羲氏带领其部落从西部的成纪逐水游牧东下，到了中原的宛丘（今河南淮阳），定居下来，并以此为都，结束了游牧状态。太昊伏羲氏在这里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画八卦、刻书契、兴礼乐、造干戈等，以其巨大的功德，统一了东夷部落，并综合各部落图腾的特点，创立龙图腾，实现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就是在这过程中，太昊伏羲发现了群婚乱配和族内通婚的弊端，于是，定姓氏、制嫁娶，制定了婚姻嫁娶制度：自姓为风，以区别族群；实行对偶婚，族内不能通婚，禁止群婚乱配。因此说，风姓是中国的第一姓，为中国姓氏之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男子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因此说，姓氏最早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它的作用主要是便于辨别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便于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姓氏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因为姓的产生和嫁娶制度的确立，禁止了群婚和族内通婚，家庭婚姻关系也由母系氏族社会的“从妻居”改变为“从父居”，子女自然地不再属于母系氏族的成员，而成为父系氏族的成员。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都以“氏族”自居，是一个大家族，而不以“姓”分门别户独立而居，所以，人们都习惯称氏，而不称姓。

虽然在伏羲氏时代就有了氏和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成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但“姓”很少，所以在以后的几千年的时间内，人们依然只称氏，而不称姓。如对民族祖先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的称谓依然如此：宛丘位于中国的东方，东方属木，伏羲以东方盛德称王，在此第一次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并教民作网渔猎，驯养野兽，“养牺牲”，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古代“伏”与“服”同义，“牺”又作“羲”，所以被尊为“伏羲”，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昊指日月，太昊是赞美他像日月一样明亮，所以后人为赞美伏羲，便尊他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是姜姓部落的首领，本姓姜，由于他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被尊号炎帝，又因为他亲尝百草，教民艺五谷，肇事华夏农业，被尊为神农，所以至今尊他为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姓公孙，因为他生长于姬水（古姬水在今河南新郑）之滨，故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轩辕丘)，故号轩辕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后人尊他为黄帝轩辕氏，或有熊氏、天鼋氏等称谓。

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有两大法则，一是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延续生命；二是人类的社会生产，生存发展。生殖繁衍以血缘为标志，生存发展则以地缘为依托。因而，生育与生存，即血缘与地缘构成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两大要素，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主要源头。

夏王朝建立后，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并形成独特风格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姓氏快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西周以后，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姓氏制度。但是，当时姓氏只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奴隶主贵族才有，平民、奴隶往往有名而无姓氏。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姬、姜、姒、妫、姞、妘、婤、姶、嫪等。这时，“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姓，别婚姻，氏，明贵贱”，配合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姓和氏仍然分开使用。同时，这时姓的数量比较有限，而且主要用于称呼女性贵族。

氏者，本义为根柢，后引申为古代贵族表示宗族系统的称号。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即标明自己的祖先是谁，自己从哪里来，是家族血缘的标志，更是陪伴一个人一生的符号。就是说：姓用于指称源于同一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而氏用于指称某个氏族中具体的人。这时，男性贵族虽然有姓，但更多的是用氏来称呼，以“标身份”、“别贵贱”。

“姓氏”形成之初，并不连用，而是单用，不是一个独立的名词。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和战国时期的竹帛文中，都证明在殷商、周和战国时期，“姓”与“氏”还依然是单用。

姓与氏最早的合用是“氏姓”，而不是“姓氏”。大量考古资料和史料证明，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出现“氏姓”一词，同时，各诸侯国对“氏”“姓”的使用也不统一。并且，大多是男人称氏，女人称姓，氏排在前面。如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君王本姓芈，却一直称氏，即“熊”氏。如楚顷襄王熊横，芈姓，熊氏，名横，战国时一直称他为熊横，史料也一直这样记载，至今称谓不变。楚国公主芈月，则沿袭其家族的“芈”姓，嫁到秦国为秦惠文王的姬妾时，因为位居第八位，被称为芈八子，做了宣太后以后，仍称芈姓。至今人们对她的称谓不变。而在这一时期西部的秦国则与楚国不同：秦王姓嬴，赵氏，历代秦王则皆称其姓，如秦穆公嬴任好、秦孝公嬴渠梁、秦始皇嬴政等，称姓而不称氏。

大量考古资料和史料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氏族和家庭也越来越细化，即变得越来越小，到了秦汉时期，氏姓的位置才发生了颠倒：氏，从一个宗族系统的称号，后来逐步演变成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既区别这个家族中的个体，而排在了姓的后面，“姓氏”才正式合为一体，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成为是氏族、族氏、宗族与家族的名号。这里不排除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因为秦国灭楚国时最为惨烈，仇恨最大，统一六国后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整齐划一各项制度时，不排除把“姓氏”也统一下来，即姓在前，氏在后，姓氏合为一体。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过去秦国一直把姓排在第一位，而楚国则把氏排在第一位，氏的地位下降。加上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严格分别嫡庶，至春秋以儒家的礼教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男尊女卑，所以，秦汉以后，氏多是对女子的称谓，东汉女学者班昭为维系家族顺应时代著《女诫》七篇系统地归列女子的行为纲常，体现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此后该书流入社会，使男尊女卑观念具体化，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依然如此。如：女子姓张，嫁到李姓家族中，其姓就排在李姓的后面，名字叫李张氏。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融合，姓氏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过程和原因。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如后来出现的以国为姓氏、以邑为姓氏、以居地为姓氏、以次第为姓氏、以官职为姓氏、以职业为姓氏，以谥号为姓氏及赐姓、改姓等。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道：“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唐初经学家孔颖达疏《左传》道：“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为国君，又赐之以姓，诸侯以国为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宋代胡安国所著《春秋传》也记载说：“天子因生以赐姓。”

其他姓氏不说，仅从陈姓的起源及从陈姓派生出的胡、田、孙、王等姓氏，足以看出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种因素：

陈姓得姓始祖是陈胡公妫满。陈胡公是舜帝的三十三世后裔。舜帝还是平民时，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为妻，居住在妫汭河畔。舜帝死后，将天下传给禹。禹建立夏朝后，将舜帝的儿子商均封在虞国，商均于是成为诸侯。夏朝时期，虞国有时失去封国，有时继续受封，因此，舜帝的后代便把地名当作姓氏，改姓为妫。因此，陈胡公即称虞满，也称妫满。

商朝末年，妫满的父亲虞阏父（遏父）投奔周部落，担任陶正一职。虞阏父因制陶技艺精湛，得到周文王周、武王两代君主的器重。妫满自幼聪明，年长后贤明通达，品德高尚，才识过人。周武王十一年（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灭亡商朝，建立周朝政权。周武王为巩固周朝政权，实行分封制，大封功臣、宗室以及先贤的后代，周武王将长女大姬嫁给妫满为妻，封在陈地，以奉舜帝的祭祀，国号“陈”，都城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县城，爵位侯爵。

 妫满在位期间，选贤任能，扬善惩恶，励精图治，使陈国位居十二大诸侯国之列。修筑陈城，以抵御外敌入侵；以周朝的礼义德治教化百姓，使陈国成为礼仪之邦。周成王九年正月十五日，妫满去世，谥号胡公，为陈胡公，葬于陈国都城南。其后裔为感念妫满的功德，以国为姓，改姓陈。此为陈姓之始。因为妫满的谥号为“胡公”，又有其后裔改姓“胡”，于是，又有了“胡”姓。

到了陈胡公第十四世陈厉公时，因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次子陈完，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知晓陈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一职，并赐给很多田园。陈完感恩齐国，改姓为田，故又被称为田完。陈完成为田姓的始祖。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后起的一个大家族，地位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愈来愈大。不久，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因领兵伐莒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从此，中国有了“孙”姓。田书成为孙姓始祖。

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大夫，成为齐国君主以下最高官。孙凭的儿子孙武因其家族地位显赫，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从小即目睹了各国间的征战，并查究战例，探研兵学，撰写用兵之法。后来齐国四大家族相互争斗，内乱不休，孙武对此极其厌恶，十八岁时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历尽艰辛，投奔到吴国。

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晋见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将兵法一篇篇看罢，啧啧称赞。但是，为了考验孙武是否会领兵，故意让孙武用宫女来演练队伍。孙武深知吴王阖闾之意，并不怯惧，他把一百八十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阖闾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她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驭手和陪乘担任军吏，职掌军法。演练开始，宫女们不仅不听号令，反而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冷颜厉色，立即令两位军吏依兵法斩杀两位队长。吴王阖闾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将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道：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立即杀掉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吴王阖闾检阅，吴王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道：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之常法，为将治军之法则焉，如此，士卒方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话，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因为孙氏的影响，后来不少朝代都出现了赐姓孙、为了避难而改姓孙和不少民族被汉化而改姓的现象。如三国时期东吴将领俞河因功而被赐姓孙，因称孙河。五代时期契丹和大贺氏结盟时候，契丹审密氏被赐姓孙。 

公元前391年，田完之八世孙田和把齐康公放逐到海上，自立为君，史称田和代齐。从这一时期活跃于齐国政坛的田姓，在先秦时期已分布于今山西、河南、北京、湖北等地。传到田和重孙时，齐国为秦所灭，齐王田建被迁于共（今河南辉县），其他田姓开始向西、北之地逃难。不久，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纷纷复国，起义军四起，田姓家族闻风而动，有八人裂地称王，煊赫一时。

汉初，高祖刘邦采纳娄敬之言，强迁关东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王的后裔和豪族名门共十万多人于关中的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在迁徙原齐国田姓贵族时，因族大人众，除一部分仍然称为田姓外，相当一部分都改变了原来的姓氏，以次第相区别，分列为第一氏到第八氏。首迁者住第一门，为第一氏；田广之孙田登迁住第二门，为第二氏；田广之孙田癸为第三氏，依次类推，田广之弟田英最后迁徙，住在第八门，为第八氏。因此，第一至第八都被称为姓，后来都改为单姓"第"。后来，田姓各族又迁徙至北平（今河北满城北）。

从汉代开始，今川、鄂、湘、黔交界一带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已有不少田姓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田姓避乱南迁，可以说田姓已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亦有迁山西太原、宁夏固原、天津等地。唐代宗时，有田承嗣被封为雁门郡王而落籍当地。宋代以前，田姓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播迁。河南田姓的开基始祖是宋代的田瑜，颍川汝阴田姓开基祖为虢州团练使田令芳。此际，田姓开始有迁今福建、广东者，田希圣为闽、粤始祖，原居浙江杭州，四传至田衍，移居福建宁化，田衍孙田滋茅，于宋末徙居福建长汀，滋茅子松岗迁广东海阳（今潮安），后徙大埔，为大埔开基始祖。传至田文长时，兄弟五人俱移广东程乡（今梅县），文长次子法聪、三子法盛移居广东惠来。明清之际，田姓已播及大江南北广大区域，从清代中叶开始，闽粤田姓陆续有人迁至台湾，进而移居海外者。如今，田姓在全国分布广泛，以河南、四川、山东、河北等省为多，上述四省田姓约占全国汉族田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史料记载，从陈姓派生的姓氏达50多个。

中国的姓氏经历了从“氏姓”到“姓氏”的单姓氏的发展过程，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因为各种因素而四处播迁。同时，在单姓的发展和播迁过程中，又因为官名、封邑、职业、姓氏合并及民族的融合等，出现了复姓。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有单姓6931个。《中华姓氏大辞典》显示，中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7个、十字姓1个。

中华姓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植根于文明初始的氏族繁衍，发展于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确立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演变于民族交融，凝炼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姓氏不仅是标示家族、宗族系统的文化符号，社会交往的信息载体，而且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和文化基因。它纵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我们解读历史、传承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根祖文脉和重要源泉。

作者简介

李乃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博副研究员。曾任淮阳县博物馆馆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先后在《中原文物》《中国文物报》《中国日报》 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有《太昊陵》《淮阳历史文化研考》《淮阳龙湖》《淮阳风景名胜区导游解说词》等5部。出版文学著作10余部。主编并创新《淮阳县志》（1988—2008）编纂，被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授予“河南省地方志系统特殊贡献者” “河南省地方志系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