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傅春早

傅春早(1911—1996)安徽省六安市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六安独立团、独立师、红二十五军手枪队队长，红二十五军兵站站长。参加了长征。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六安独立团手枪队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手枪队队长，红二十五军供给部管理科科长，红十五军团供给部粮秣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住陕办事处副官，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馆，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营长，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二旅四团团长，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鲁西南）五分区十九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副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十九旅副旅长，鄂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黄冈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黄冈地委副书记、鄂豫皖边区南线指挥部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二一一师师长，湖北军区大治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大治地委常委，黄石军管会主任，第五十一军二一二师师长，广东军区奥粤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粤西地委委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四、五届人大常委，河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章荣誉。

广西军区原副司令员。

　　傅春早同志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手枪队队长、管理科科长，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副官、旅副官、营长、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旅长、鄂豫军区第三军区副司令员、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战略行动、淮海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粤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傅春早同志因病于1996年3月14日在河南信阳逝世，享年85岁。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三十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 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三十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三十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三十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八十九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

掩护吉鸿昌脱险

掩护吉鸿昌脱险

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八十九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三十师九十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八十九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九十旅。因此，吉鸿昌就将九十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八十八旅、八十九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三十八旅七十七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九十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二）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数人潜入苏区，也是几经周折之后，才跟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游击总司令吴焕先等人接上了头。郑、吴二人遂将吉鸿昌单独引见给省委书记沈泽民。沈泽民首先在长冲附近秘密会见了吉鸿昌。

对于吉鸿昌一行，省委的接待是热情的，安排会见也及时妥当。省委常委郑位三、吴焕先、成仿吾等人，先后在长冲、檀树岗、箭场河等地，与吉鸿昌进行过多次交谈。在鄂东北苏区逗留期间，吉鸿昌一行还参观过列宁小学、红军医院及某些简陋的工厂和作坊。然而，对于吉鸿昌一行的去留问题，省委成员经过反复商量，意见基本上倾向一致：热情接待，但不可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

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苏区境内的红军队伍不多，红二十五军当时还没有重新组建起来。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共产党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信不过。省委个别成员甚至抱有敌视态度。

吉鸿昌也真沉得住气儿，每日里不急不忙的，迟迟不肯离开苏区。这一次，不同于他昔日里化装成商人进入苏区“视察观光”，或率领所部作一次“武装游行”，因此，他有这个耐心。他曾发誓要做一名红军中的“马前卒”！

不久，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和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经过五十多天的转战，率部于11月24日抵达黄安七里坪附近。就在这时，省委特意安排徐海东与吉鸿昌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主要目的还是说服和动员他们一行尽早离开苏区。会见时，吉鸿昌说：“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共产党人了，可红军为什么不肯收留我？”徐海东直截了当地说：“吉总指挥，你就是带一个旅或一个师起义成功，打起红旗参加红军，也只能起到一个旅或一个师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依我看你不如另拉队伍，独当一面，闹它个天翻地覆。我以为这个做法，比你留下干红军的作用更大，政治影响也大。”吉鸿昌也认为言之有理，沉思许久才说：“徐师长，如此说来，我必须尽早离开这里，另起炉灶才是！”两人握别时，吉鸿昌把他的一副“水晶养目镜”，特意送给了徐海东。 这样一来，如何护送吉鸿昌一行离开苏区，就摆在了省委领导人面前。

（三） 大约是11月底或12月初，即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之时，一天傍晚，新任手枪团团长傅春早奉命赶到省委驻地郭家河。省委书记沈泽民见到他时，说：“傅大个子，现在有个新的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

“什么紧急任务，我一定保证完成！”傅春早20岁出头，像座铁塔似地挺立着。

郑位三在一旁呵呵笑道：“叫你护送一只‘鸡’，平平安安离开苏区，半路上绝不能叫敌人抢走！”

傅春早听了直愣神儿，心想：一只“鸡”有啥了不得的，还值得派手枪团护送？！

沈泽民当着身边的成仿吾说：“仿吾同志，你给傅大个子具体交待一下，我得抓紧时间起草文件。”

成仿吾时为省委宣传部长兼红安中心县委书记。他将傅春早领到另外一间屋子，悄声地问：“叫你护送一只‘鸡’，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傅春早以为是护送转移苏区的“列宁号”飞机，便脱口而出：“是护送‘列宁号’飞机吧！”成仿吾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那架飞机早已经拆了、埋了起来。我们所说的一只‘鸡’，就是国民党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你听说过此人没有？”

“听是听说过……”傅春早这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吉鸿昌及其所统率的“鸡军”，鄂豫皖苏区军民都有所闻。1931年春，驻扎在潢川、光山等地的吉鸿昌军队，每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即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成仿吾在向傅春早交待任务后，再三强调说：“你要记住，这是个十分秘密的任务，千万不可泄露出去。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吉鸿昌安全护送出苏区。”

于是，傅春早带领一个便衣武装班，总共七八名红军战士，连夜从郭家河附近出发，执行这个特别护送任务。

吉鸿昌身着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骑着一匹灰白色的大马。马背上，还驮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新收获的花生、毛栗子。另有一匹马驮着不少行李包裹。其他几个随行人员，全都身着便服，徒步行走。时值初冬，天气寒冷，他们每人身上都加了件小棉袄。傅春早虽然不了解内情，但从吉鸿昌的神色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绪不怎么好，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心里似乎很生气。临出发时，吉鸿昌还在说：“我九死一生来到苏区，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哟！”

当时选择的护送路线是：从郭家河附近出发北上，经由周党畈等地，送到竹竿河边为止。当天晚上，在路过叶家大湾休息时，吉鸿昌小声问道：“大个子，你今夜晚负责护送我们，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傅春早一笑，念了几句顺口溜：“吉军来打仗，枪口朝天放；丢下枪和炮，送给共产党。”随后才挨着将军的耳朵说：“你就是吉军的总指挥！”吉鸿昌听了喃喃自语道：“丢下枪和炮，送给共产党……共产党……”说着，他忽然从马背上掏出一百枚银元，顺手交给傅春早说：“我是新党员，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就交纳一百块大洋，算作我的党费吧！”并让接收人傅春早给他开上个收条。傅说他不会写收条，吉鸿昌就打亮手电筒，让那位随从副官代写了收条，然后叫傅春早在上面按了个手印。

天将蒙蒙亮时，他们到达竹竿河边。前面不远就是敌人驻扎区域，天一亮就不便行动。一旦发生什么意外，这一个班的武装也不好应付。于是，傅春早就向吉鸿昌报告说：“吉鸿昌同志，我们不能往前护送你了，请你一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吉鸿昌急忙跳下马背，紧紧握住傅春早的双手，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了！”沉思片刻又说：“我这次来到苏区，党和红军的各位领导，不是叫我总指挥，就是称呼我吉先生，省委书记还用俄语称我将军阁下，大个子，你能叫我一声同志，我谢谢你！我们过去虽然不曾相识，今夜一见如故，大个子同志！”傅春早情不自禁地又喊了一声：“吉鸿昌同志！”

临别时，吉鸿昌急忙又脱下他的灰布大褂，换上傅春早穿的一件粗布衣服，打扮成普通老百姓，这才一步一回头地向北走去。

完成任务后，傅春早把吉鸿昌交纳的一百块银元党费，如数转交给了成仿吾，并口头报告了有关情况。傅春早与吉鸿昌的一面之缘，久而久之，也成为记忆中的一页秘史。

1985年10月，这位当年的红军手枪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老将军道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