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谭家述

谭家述（1909年8月——1987年8月11日），原名谭寿生，化名杨平。湖南省茶陵县人。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

生平概况  

编辑 谭家述，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参

  1939年在莫斯科合影 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茶陵县农民自卫部部长，县游击队副队长、大队长，二纵队纵队长，湘东独立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师长，红六军第十八师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教员。

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炮指挥部司令员兼军校部部长。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大事年表  

编辑 1909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中州村。

  谭家述 9岁入学读书，14岁因家贫辍学，次年到茶陵县普济中药店学徒。

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回家乡参加农民自卫队。

1927年初入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教导队当学兵，后随部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作战，揭阳战斗负伤后辗转回茶陵，任县农民自卫部部长，参加组织茶陵赤卫队，后任队长。

1928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率队参加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起任茶陵游击第2纵队纵队长，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湘赣独立第1师参谋长、第3师师长，第8军22师师长，参加了创建湘赣苏区和反“围剿”作战。

1933年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8月任红6军团第18师参谋长，参加红6军团西征。

红2、6军团在黔东会师后任红6军团参谋长，在开辟湘鄂川黔苏区斗争中参与指挥了龙家寨、忠堡、板栗园等战斗。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4队队长、游击战术教员。

1938年4月赴苏联就医，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班学习。

1946年经蒙古回国，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高炮指挥部司令员）。

1957～1973年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7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戎马生涯  

编辑 投身革命  

谭家述原名谭寿生，1909年8月生于湖南省茶陵县龄肪乡中州村一个贫农家里

  1927年谭家述参加南昌起义 。尽管终日辛劳，全家每年的收入却只能维持八九个月的口粮。为了让谭家述读书，全家人忍饥挨饿、省吃俭用。他9岁开始读书，12岁时考入茶陵县龄肪高级小学，两年后因无钱缴纳学费而辍学，在家跟随父亲种地。1924年冬，谭家述才15岁，父亲送他到茶陵县一家普济堂中药店当学徒。从那时起，他完全脱离了家庭的供养，靠自己的劳动为生。

在当学徒期间，谭家述经常与一些同乡好友接触，有一个最要好的叫罗青山。罗青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常与谭家述交谈一些时事，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和目标。在罗青山的介绍下，谭家述于192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参加团组织的一些秘密活动，过团的组织生活，接受团组织的教育。同年10月，根据团组织决定，谭家述脱离学徒生活，回到中州村开展革命活动，与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的哥哥谭家旺并肩战斗。这一时期，正值大革命时期，家乡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了，革命情绪高昂，在他和农协会员的组织下，打土豪、捉劣绅，同地主进行清算斗争。他还经常帮助中共地下组织送信、送情报。从此，谭家述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名义，在武昌滨阳门华中师范开办了一个军士教导队，由各地精选最好的党团员参加受训。当时，中共茶陵县委选派了谭家述、谭超群等5人，于1927年1月去武昌投考，谭家述被录取了，编入教导第一大队一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教导大队开到江西九江大冶，人员散编到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中，谭家述被编到第七十二团团部通信班，担任副班长。这个师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之一，部队在九江集结后开赴南昌，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二十五师部分兵力，以及朱德领导的

  合影 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警察武装，合计约2万余人，准备举行起义。谭家述同战友们一起，紧握钢枪，急切而又激动地等待着南昌城头划时代的第一枪。

8月1日凌晨2时整，三声清晰的枪声响彻夜空，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霎时间，起义军官兵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杀向国民党军，冲锋号声、枪炮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一曲震撼中外的英雄乐章。

谭家述及所在的部队在叶挺指挥下，参加了攻打松柏苍天主教堂的战斗。教堂里的国民党军队紧闭大门，在钟楼上架起机枪，封锁住了狭窄的巷道，担任主攻的部队前进受阻。身为共青团员的谭家述，同其他党团员一起挺身而出，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军，硬是把天主教堂的大门砸开。在“铁军”的冲击下，国民党军纷纷举手投降，贺龙、朱德等领导指挥的部队也节节取得胜利。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将南昌的国民党守军300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枪5000余枝（挺）。起义军胜利的消息像春风吹遍南昌城。

1927年谭家述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中谭家述右腿负伤。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委员彭湃派船把在南昌起义中负伤的四五百名伤员转移到香港。到香港的第二天早晨，饥饿难忍的伤员们没有更换便衣，就纷纷上街买早点吃，结果被港英警察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囚禁半月之后，这批伤员被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的部队押回到广州，强迫他们当兵。谭家述被编入李部特务第一营第三连当二等兵。1927年秋，

  红军长征过草地 李济深北上攻打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开到广东韶关时，谭家述下决心逃跑。一天晚上，他趁着夜色逃出来，翻过一座悬崖峭壁，回到湖南境内。谭家述逃出后，忍着巨大的伤痛，在杂草丛中爬行，伤口还在不停的流血。为了不被发现，他把身上的军衣扔掉，白天藏在树丛中，夜晚光着背继续赶路。

一天，谭家述走到湖南江边饮水时被人发现，他吓了一跳，谁知来人恰巧是他的一个亲戚。见他又饥又渴还拖着负伤的身子，亲戚顿时双眼充满了泪花，把谭家述拉到山上僻静的地方，焦急地问：“你怎么回来了?国民党已发出缉拿你的命令，到处贴满了告示，你回去就是送死啊!”谭家述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继续隐藏起来，让亲戚给家中送个信。

几日后，他又走到茶陵、酃县两县交界的溪江村，遇到了他的姐夫。姐夫讲述了谭家述参加革命后家庭及亲人被迫害的情况。原来，土豪和地主趁大革命失败，将他家的土地没收、房子烧毁、亲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灭绝人性的摧残。他的妹妹和媳妇（未圆房的童养媳）被杀，父母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又把他的父母放了出来，派人跟踪监视，企图找到谭家述的下落。两位善良的老人横下一条心，宁肯自己死，也决不让国民党找到儿子，他们到处流浪，以讨饭为生。他的姐姐也被关进监狱，为避免弟弟来救她而落入虎口，在狱中用剪刀剪开喉咙气管，狱卒以为她已死了，就将她扔到荒郊野外，因她剪的不是一条致命的血管，所以又活了过来。他的哥哥谭家旺被地主谭寿德抓去要杀掉，母亲知道后不顾一切到谭寿德家求情，狠心的地主说：“不杀可以，你舍得将他的两只眼

  军委防空司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防空会议 珠挖掉吗?”母亲看着被绑的儿子，心如刀绞，含着眼泪说：“只要不杀，我情愿照顾他一辈子。”谭家旺宁死不屈，对谭寿德说：“你杀了我，会有更多的谭家旺站出来，穷人是杀不绝的!”当日，谭家旺被拿大刀、斧头的贫苦农民救了出来，送过河隐藏起来，几个农友却也因此不幸牺牲了。

谭家述得知这一系列不幸消息后，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时隔半月，恰逢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攻占了茶陵县城。寻找部队和组织心切的谭家述立刻赶到茶陵县，找到县委书记谭思聪。他盼望回到革命队伍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从返红军  

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占领了茶陵县城，分兵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并建立了中共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谭思聪任县委书记，谭震林任政府主席，这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县组织了赤卫队，赤卫队共有80余人，直属茶陵县革命委员会指挥。按照县委决定，谭家述担任了茶陵县赤卫队队长。

1957年3月2日，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左5）、副司令员成均（左6）、谭家述（左4）、副政治委员谷景生（左3）、副参谋长李继开（左2）、政治部主任龙道权（左1）合影

1928年1月，谭家述率领的农民自卫军随第一团从遂川黄坳回到井冈山。部队进行休整后，毛泽东决定让谭家述回茶陵开展游击斗争。当时，赤卫队仅有主力红军攻占茶陵城后发给茶陵党员积极分子的5枝枪，其余的武器就是大刀、梭镖。1928年2月，谭家述率领茶陵游击大队从井冈山出发，翻山越岭，经沔渡、华里来到坑口下罗时，探知湖口驻有国民党军队。谭家述立即派游击大队的彭飞德等3人佯装樵夫前往侦察，发现驻扎的是衡阳挨户团的一个大队。当晚，谭家述带着十几名游击队员急奔湖口，乘其不备，将其击溃，缴枪数枝，取得了下山后的第一仗胜利。

1929年12月，国民党军三面“围剿”井冈山。茶陵、永新、宁冈3县，游击大队奉命固守九陇山，牵制“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井冈山失守后，国民党用8个团的兵力进攻九陇山。经过3天激战，游击大队的子弹打完了，国民党军队趁夜色摸进工事，游击大队领导决定进行分散埋伏。当时，大雪纷飞，队员们以冰作床、以林为房，3天无食，但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正月初三夜里，部队突出重围，经中芫到达湖口。在中芫时，他们从群众家里借了一斗米烧了一锅饭，但没有碗筷，大伙就围在一起用手抓饭吃，边吃边风趣地说：“我们真是肉碗盛饭鱼汤送。”表现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惊恐万分，挨户团也龟缩在城里不敢轻举妄动。游击大队接二连三地打胜仗，成立了严（塘）尧（水）区苏维埃政府，使茶陵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和北

  防空部队高炮阵地 部连成一片，游击力量骤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不断登载游击大队活动的报道。1930年3月7日《湖南大公报》曾载文说：“……最可恨者，茶陵赤卫团谭思聪、陈韶、谭家述、袁肇鸿等，恃赣匪为挟命，盘踞湘赣接壤之太湖、倒坪、木冲一带，负险自固，不时出没于茶属田东、上方、东坑、白水龙、南湾、尧水、岩口、岩内等处……”国民党只要听到游击大队来了，便胆战心惊。

1930年8月，茶陵游击大队奉中共湘东特委指示，改编为湘赣苏区游击第二纵队，谭家述任纵队长，宋世仁任政治委员。接着，湘东特委决定组成湘东独立师。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萍乡大安里正式成立，师长刘沛云、政治委员谭思聪、参谋长马赤、政治部主任王震，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张维、政治委员田可平；第二团团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兼任。全师共800多人，近500枝枪。第三团以第二纵队为基础，连同宜（春）萍（乡）游击大队、醴陵游击大队编成，有400多人、200多枝枪。

1932年1月，王震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归来，带回上级的指示，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成立湘赣军区，统一武装指挥”的命令，旋即成立了湘赣军区。军区成立后，湘南地方需要有一支部队，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以茶陵县地方武装为主，从军区直属队和独立第一师各抽调一部，加上湘南地方武装，合编为新的独立师，谭家述为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全师共两个团，800多人、500多枝枪。新独立师略加整编训练后，即由谭家述、曾毅之率领到湘南开展斗争。不久，谭家述又回独立第三师任师长。

1932年2月中旬，中共湘赣省委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指示，将独立第一、第三两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红八军在吉安天河建立了领导机关，肖克任军长，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兼红八军政治委员。红八军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3个师，谭家述任第二十二师师长，王震为政治委员，全师共有1200余人。

红八军成立后，湘赣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多次较大的战斗，比较著名的有九渡冲、棠市、梅花山、潞田、沙市等战斗。这些战斗，谭家述和王震领导的第二十二师都参加了，其中打得较为漂亮的是九渡冲和棠市战斗。

  保卫在水丰发电站的防空部队高射炮阵地 1933年4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退出永新据守莲花，第十五师驻于宁冈。红八军领导研究决定，对驻莲花的国民党军队加紧围困，迫其调动，在运动中予以歼灭。5月1日，国民党第六十三师派出4个营又1个连前往茶陵接运军需，红八军首长决定趁国民党军队返回时在九渡冲地区实行突袭。6日下午5时，国民党军队押运大批辎重成一路纵队进到界化陇九渡冲地区，并沿大道向莲花方向前进。监视国民党军队的茶陵独立团首先与之交火，牵制了部分国民党。另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到花竹、木鱼坳一带，谭家述、王震按照红八军首长拟定的作战方案，率领第二十二师在花竹附近展开战斗，向新泥岭、背屋后背和帐顶山攻击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先头两个营已占领了新泥岭、背屋后背、木鱼坳等高地，并正在围攻坚守帐顶山的茶陵独立团，掩护其部队和物资通过九渡冲峡谷。红八军进攻部队利用茶陵独立团已经吸引住国民党兵力和火力的有利形势，迅速攻占了新泥岭和木鱼坳高地，将国民党军队压制到九渡冲和界化陇之间的谷底。接着，红军居高临下，全力猛扑下去，打到黄昏，将国民党掩护部队两个营完全消灭，缴获了全部辎重。

经历长征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离湘赣苏区，开始西征。12日晚，军团由寨前圩出发，向郴州方向急进，历经艰苦转战，跨越湘赣桂黔5000余里，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抵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此时，谭家述被调到红六军团任参谋长，参与组织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等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在湘赣突围过程中，按照行军顺序，第十八师排在最后。谭家述率部担负后卫掩护任务，时有国民党部队尾追。有一次，看到追兵像一群群蚂蚁望不到边，情况非常紧急。谭家述心急如焚，与大家围在一起，开动脑筋，寻找退兵良策。一个战士说：“诸葛亮草船借箭打败曹操，我们要有些箭多好啊!”另一个战士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都是步枪火炮了，快想别的办法吧!”谭家述听了战士们的议论，突然看到路两旁的竹林，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急忙说：“有啦，有啦，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除担负阻击国民党追兵任务的同志外，大家一起动手削竹签。”战士们立即按照命令，迅速削起竹签来，不一会儿部队就削了许多竹签。他命令战士们把竹签涂上桐油，尖朝上埋在红军走过的路上。战士们边走边埋，沿途埋满了竹签。

过了一会儿，国民党部队追上来了，嘴里大声喊着：“别让他们跑了，抓活的!”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结果全部踩着了竹签子，鞋子被锋利的竹尖扎透，刺入肉中，顿时鲜血直流，痛得大哭大叫，乱作一团，一步也不敢向前走了。这时，隐藏在树林中的几个战士点燃了铁桶里的鞭炮，喊杀声冲天，国民党追兵以为中了红军的埋伏，丢下枪弹药和粮食，吓得转身拼命向后跑，再也不敢向前逼近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他们走一段路埋一段竹签，并不断变换方式，埋得十分隐蔽。这样，红军的后卫部队与国民党军队的距离越拉越大，红军终于摆脱了追兵，顺利地前进了，这真是“古有草船借箭，今朝埋竹退敌”。

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红二、红六军团及总指挥部与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不久，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陕甘。

在抢渡金沙江的战斗中，谭家述负责组织部队渡江。金沙江西岸是连绵的云岭山脉，只有石鼓一个口子便于渡江，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江自北而南，因两岸山崖阻挡，又急转向北，回流形成“U”字形，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江第一弯”。部队到达这里时，国民党军还在后面追击，容不得丝毫犹豫。

为了阻止红军渡江，国民党军凭借险要的有利地形，在对岸修筑了无数处明碉暗堡，严密封锁江西岸的渡口和所有的船只木筏。要渡江，首先要解决船只问题。这下可急坏了谭家述，怎么办？他立即命令部队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只破皮筏子，连夜修好。

为了弄清对岸国民党部队的火力点部署情况，谭家述挑选了十几个水性好的同志乘皮筏先过江，为后续部队顺利过江创造有利条件。先遣队利用黎明前的夜色和灰蒙蒙的雾气作掩护，顺利地渡过了江，一举拔掉了国民党部队的火力点，铲除了大部队渡江的障碍。把守的国民党兵个个从暗碉里出来当了俘虏。从俘虏的口中得知，他们的“情报”说红军3天后才能到金沙江，谁料红军从天而降呀!随着一声令下，早已等候在江对岸、站在临时赶做的竹排上的红军部队，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经过3天3夜的抢渡，至1935年4月28日，红军神奇般的全部胜利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当尾追和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赶到时，已经望不到红军的踪影了。

许多年后，谭家述讲述了这一艰险的情景，他的爱人沈阳为红军抢渡金沙江赋词一首：“拍岸惊涛江水啸，天堑难飞，夜雾茫茫罩，风送声声敌号角。滔天白浪愁云绕，一叶皮舟今觅到。修补匆忙，寂寂人声杳。断竹作排谁个料，如神飞渡白军恼。”这首《蝶恋花》词写出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情景，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赴苏学习  

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谭家述向上级组织提出请求，要求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中共红二方面军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1936年9月，谭家述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51年9月，军委防空司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防空会议。图为会议结束时周士第司令员（前排左六）、谭家述副司令员（前排左五）与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1937年1月19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从“抗大”、中央党校选一批身体不太好的高级干部，送到苏联边养病、边学习，谭家述就是其中一个。4月下旬，谭家述和刘亚楼、卢冬生、钟赤兵等同志一起，经陕西、甘肃进入新疆，几经辗转才抵达莫斯科。到苏联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最高军事学府，是研究诸兵种合成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

1941年6月，正当谭家述等人发奋学习，认真研究军事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时，苏德战争爆发了，战争风云很快席卷了苏联大地。交通中断，他们想回国已是不可能了。中国学员依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编入苏军部队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形势发生转折后，谭家述等人征得共产国际同意，经外蒙古返回中国。1945年8月，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谭家述、钟赤兵等人经过昼夜兼程，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部队，投入了新的工作和战斗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谭家述先后在聂荣臻、叶剑英领导下，参与创办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的工作。1948年7月1日，这两所学校合并为华北军政大学，谭家述被任命为副校长。

谭家述在这所学校工作期间，主要从事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为了搞好教学，叶剑英、谭家述、陶汉章和教育小组的同志经常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听取学员反映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并组织教学观摩，互相学习，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与陶汉章等教育小组的同志按照叶剑英的指示，三次抽出机关干部和教员组成参战组，赴济南和太原收集作战经验和有关资料，把学校教育与战场的实际结合起来，使教学更进一步为战争服务，保证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统一城市防空部队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土防空部队领导机关。1950年12月16日，军委防空部队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谭家述被任命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建立军委防空部队司令部困难重重，条件非常艰苦，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当时选定的办公新址在北锣鼓巷，那里是一个垃圾场，垃圾堆得像座山。谭家述立即组织力量运走垃圾，就在这个平地上盖办公大楼、营房和礼堂，为军委防空司令部开展正常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司令部成立后，面临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防空部队赴朝鲜参加对空作战。谭家述参与组织领导这项任务，从1950年10月防空部队开始赴朝参战到1952年4月，先后共组织了8个高炮团及6个独立高炮营、1个探照灯营、4个雷达站参加抗美援朝。为使更多的营、团以上干部能经受实战的锻炼和考验，防空部队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总参谋部具体安排，从1952年4月到1953年5月，又先后组织了3批部队赴朝参加轮战，组织了7批共777名干部赴安东及朝鲜参观实习。首批赴朝实习的干部回来后，谭家述亲自组织编写了《第一期防空高级干部实习总结》，为后几批干部赴朝实习提供了经验。

1955年3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防空部队改称防空军。1957年2月21日，又作出了空军与防空军合并的决定。5月17日零时起，空、防两军种机关正式合署办公。谭家述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由陆军到防空军，再到空军，工作单位在不断的变动；由过去靠步枪、机枪打仗的步兵到有比较先进防空武器的高射炮、探照灯、雷达的防空部队，再来到装备有现代航空兵器的由诸兵种组成的空军，工作性质、内容和任务也在不断的变化。然而，他总是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空军学校数量多、类别多、专业复杂，既有飞行学校，又有地面学校，培训的对象有飞行员、地勤学员、后勤保障人员和各种勤务人员等等，且校址分布遍及全国。谭家述深感自己分管这项工作担子很重。于是，他横下心来，甘当小学生，在领导工作中不断学习、研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军事学校管理部（简称“军校部”）。他经常召集处以上领导干部或参谋人员，研究讨论问题，不懂的地方，就拜下级干部为师，请他们给自己当小教员，解答问题。由于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因此同志们都很愿意接近他。他在实践中学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情况，为抓好空军学校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8年7月中旬，美国公然下令驻远东地区美军进入戒备，并加强了北起冲绳、南至菲律宾的海空军巡逻。7月17日，台湾当局也令陆、海、空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并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沿海进行侦察，公然声称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针对时势的变化，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斗争的决定。1958年7月17日晚，国防部长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向总参谋部传达了军委的决定。18日晚，毛泽东召集军委副主席和空军、海军领导人，布置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19日，总参谋长栗裕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炮击金门及海、空军入闽的具体部署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就空军要不要组织学校的干部、教员去福建前线参战、见学问题，谭家述与学校管理部副部长陈熙、李东流、梁家珍等人研究后认为很有必要，随后向空军党委常委递交了报告，提出学校干部、教员参战、见习的方案。空军党委常委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拉开了学校教员、干部到福建前线实战锻炼的序幕。有计划、有目的地分批组织教员、干部进行实战锻炼、见学，对于修改学校的训练大纲和修正、充实教材内容，改进训练工作，提高训练质量，使学校的训练更符合部队的实战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1年9月9日，谭家述在长沙突患脑溢血，湖南省委派医护人员抢救，使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已致瘫，不能讲话，寸步难行。1972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谭家述住进了空军总医院。王震当晚就约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夫人、著名神经科教授沈渔村到医院看望。当王震把谭家述的病情报告周恩来总理后，周总理非常关切地对王震说：“你和家述是一个战壕里的老战友，他的事你就负责吧!”从此，情同手足的王震一直关心着这位老战友的病情。

谭家述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斗争，天天坚持练走路、学说话，滴滴汗水从他脸上流淌下来，有时他还丢下拐杖，倔强地走着，盼望早日恢复健康。谭家述非常想念周恩来总理，吃力地用左手不停地练字，终于在1973年初写出了“周总理我想念你”这几个字。几天后，这小小的纸条转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看后，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代表他到广东省珠岛宾馆看望在那里养病的谭家述，谭家述激动万分，泣不成声。1973年6月，他的癫痫病又发作了，从此只好用轮椅代步。1986年2月1日，谭家述又艰难地写下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字。它出自一个偏瘫16年之久、顽强地同疾病和死神搏斗的76岁的老人之手，表现了谭家述对党忠贞不渝的热爱。他患病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空军建设，让爱人和身边的护理人员给他读报、念文件；他重病在身，仍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1987年8月11日10时谭家述与世长辞，终年78岁。

人物评价  

编辑 谭家述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发了讣告。讣告说：“谭家述同志参加革命六十多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识大体，顾大局，坚决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为人正直刚烈，襟怀坦白，原则性强，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无产阶级本色。他工作一贯积极，认真负责，作风深入，认识问题敏锐，处理问题有魄力。谭家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