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饶漱石

饶漱石(1903年9月-1975年3月2日)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钟岭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结成高饶反党联盟和受潘汉年案件被解职、逮捕、判刑。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主要成就：参与领导新四军抗日，华东战区党政最高领导人，从后勤上支持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 渡江战役、南京战役、上海战役、成功治理上海。

熟悉饶漱石的人都说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却过着俭朴的生活。生活俭朴，没有任何恶习。饶漱石是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察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饶漱石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在党内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人物履历

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西抚州市临川钟岭乡环洲，父亲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饶思诚。饶思诚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仍担任江西副省长。

饶漱石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今抚州一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饶漱石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江西临川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江西九江市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

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饶漱石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8年，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

1929年起，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为东北党团组织最高负责人。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5]。

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

1935年赴苏联，饶漱石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饶漱石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

1936年起，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

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1944年3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饶漱石，指出：在群众性的防奸运动发动起来以后，领导机关必须注意防止与纠正“左”倾错误……无论如何不能让逼供信的错误现象发展……坦白运动进行到适当的程度，应即停止坦白大会，而集中注意力研究坦白分子的材料，辨别其真伪与可信的程度；此时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95％不要捉）的方针，并注意防止自杀事件。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

1947年1月，饶漱石任华东军区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华东局党政最高负责人，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1947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

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和华东局负责人，从后勤上支持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蒙泰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领导指挥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以及协助苏北兵团进行了李堡拼茶战役、盐南战役、益林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

1950年8月，第三野战军前委与华东军区合并后， 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委。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在牢狱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政治生涯

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返回延安，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事件发生前，负责军事指挥的陈毅和负责党政的饶漱石之间存在矛盾，陈毅要求按照自己的标准办事，因而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示不满（参见陈毅在饶漱石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6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饶漱石，利用各师首长到军部讨论整风时，在部以上的干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诚恳坦率地展开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最后变成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饶漱石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还有人对饶漱石兼任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了不满，提议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对这些意见都是赞同的，便和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赖传珠接任，并发电报给了中央。

1943年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1943年10月16日，下午，陈毅出席军分会漫谈会议，陈毅首先做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意见，会上赖传珠对陈毅有所批评。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一些干部也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陈毅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1943年11月7日，收到饶漱石和陈毅的电报后，毛泽东于是即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由张云逸代理。次日，毛主席致电陈毅并告饶：“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当初中央处理黄花塘事件是按陈毅、饶漱石之间的工作矛盾来处理的，并将陈毅调去延安准备七大。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在黄花塘事件中排挤了陈毅，最后认定：饶漱石耍阴谋手段赶走陈毅。更改了原来中央认定的属于工作矛盾的结论。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工作非常忙，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毛主席觉得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般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碰到饶漱石时再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当时也向毛主席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让给陈毅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后来陈毅再一次向饶漱石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后来，华东局组织部提名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将华东局组织部提名文件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最后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同意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上犯有错误，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仅仅是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然后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无端猜疑，造成了一定社会不良政治影响。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不当，最后认定：饶漱石非法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一次夺权行为。

折叠深夜责问毛主席事件

在“三反”“五反”期间，1952年1月26日的除夕之夜，中央特派粟裕来到华东，1月30日到31日，粟裕到达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上海部队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饶漱石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

当时饶漱石对华东、上海“三反”“五反”的一些做法和中央有些区别，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和全国各地比不够积极，政策比较宽松、偏右，而中央当时的政策是比较严、偏左。饶漱石怀疑：（一）为什么中央对偏右的饶漱石没有正面提出批评？（二）中央要派彭真、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是否是去检查饶漱石工作中存在不力的行为和错误？（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饶漱石回华东去休养，饶漱石认为是要调离他，以便能够查处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如果饶漱石不调离华东，中央很难查出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饶漱石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中央要调离他，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也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聊天时表示过自己的怀疑。

出院后，饶漱石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毛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饶漱石在十分怀疑自己是被调虎离山的情况下，在夜半三时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漱石当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中央表示确无别意，饶漱石才辞出。

此后，饶立即在大连转入长期休养。在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更加确认以前的怀疑：是中央在调虎离山。饶漱石当时和人聊天表达过不满情绪。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深夜责问毛主席是疑神疑鬼，对中央极不信任，怀疑中央要将他调虎离山。饶漱石后来也在检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讨安伐刘事件

（1）组织部内部和安子文斗

1953年7、8月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高岗和陈正人并在财经会议上说安子文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组织部长饶漱石对安子文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产生怀疑（因为当时安子文告诉饶漱石，政治局委员名单他是同高岗商量过的）。饶漱石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对安子文加以严厉指责，饶漱石想通过批评安子文表示与安子文早已划清了界限，表明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上，与安子文是无牵扯的，这导致饶漱石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发生严重的争吵。安子文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刘少奇，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又把安子文的话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饶漱石猜测安子文之所以会想到饶漱石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可能与三月间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有关，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向高岗质问“名单”的事。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饶漱石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

在刘少奇告诉饶漱石有关安子文对他的上述误会之后，刘少奇即一再劝告饶漱石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饶漱石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饶漱石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逼着安子文作检讨。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休假，特别是由于刘少奇坚决禁止他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已经停止下来。

饶漱石没有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饶漱石因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不支持他和一再制止他，而公开对刘少奇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刘少奇的不满。

（2）全国组织会议和安子文斗　

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会议组织者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没有表态，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饶漱石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在张秀山的发言稿印出之后，饶漱石未再行阅读过。据安子文后来对饶漱石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座谈会的报告中说，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表示满意。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后来确认：饶漱石和高岗（张秀山）进行了讨安伐刘，以图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

到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根据其行动，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

在这前后，毛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毛有什么指示？主席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主席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还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四中全会前，少奇、恩来、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杨尚昆这里，经过汇总，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2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4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影响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没有通过正规程序推荐自己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只承认当时自己斗了安子文，但不承认实反刘少奇。只肯承认对刘少奇有意见，但不承认主观上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饶漱石不承认“讨安伐刘”的罪行，还要求中央据实再查，查明真相。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

怎么处理高、饶呢？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杨尚昆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

饶潘扬反革命事件

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其中有利用胡均鹤等“以特反特”事情，这些些事涉及饶漱石。高、饶问题发生后，华东和上海在揭发、批判饶漱石时，“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并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是饶漱石和杨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1943年夏天，潘汉年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杨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杨帆同志总算等到了。

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牢狱生涯及凄惨命运

1955年4月饶被关押进功德林隔离审查，1960年3月15日从功德林迁到秦城，196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1965年9月23日，因为饶漱石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假释，安排在一个农场劳动，但并不让他劳动，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这是一起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查证四人帮罪行时，直接接受命令的谢富治此时已经死去，究竟谁该承担这项罪责呢?一时难以判断。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笔迹便可清楚了。于是一九八一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犯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供认了是他亲笔写的命令。在一页白纸上，陈伯达承认了这一罪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伯达说他是受命写的。究竟是受谁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集体决定，也许是另有人指示，也都无从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