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

全祖望（1705年1月29日—1755年8月9日），字绍衣，号谢山，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浙东学派重要代表。

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李绂所重用。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后以知县任用，遂愤而辞官不复出，专心著述。

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的影响，注重史料校订，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乡邦文献。曾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博采诸书加以补辑，成书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所著《鲒埼亭集》，收明清之际碑传极多，极富史料价值。

生平事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世，到雍正七年（1729）25岁，是全祖望读书甬上，怀抱经世大志时期；

雍正八年（1730），26岁，到乾隆二年（1737）33岁，是全祖望“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时期；

乾隆三年（1738），34岁，到乾隆十二年（1747）43岁，是全祖望“居家十载”，潜心学术研究时期；

乾隆十三年（1748），44岁，到乾隆二十年（1755）51岁，是全祖望“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时期。

学术贡献

对全祖望学术贡献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论文有二十几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三端：续补宋元学术史著作，辑佚和校勘工作，为抗清志士作碑传（《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陈其泰《全祖望与清代学术》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四点：留下表彰民族气节的珍贵文献；揭示清初学术之精髓；完善了《宋元学案》；为清代浙东学派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具体说，全祖望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续补《宋元学案》

卢钟锋《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仓修良、吕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刑》1986年第2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王永健《评传》、陈祖武《<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等论文指出，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有下面四点功绩：第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共32个；第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条目清晰，与正文互为羽翼，相得益彰，开学术史著作中设表之例，体例更为严谨和完备，是学案体的最高成就；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第四，考订史实，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

保存明清文献

梁启超在1923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力夸奖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赞赏全祖望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后人研究全祖望，较多引用梁启超的观点。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认为，《鲒琦亭集》揭示了南明斗争史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隐逸、学者的生平事迹，指出全祖望于明清文献的贡献（《越魂史笔》）。吕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论述了全祖望对晚明、清初历史研究的贡献表现为：可补《明史》所缺，补旧史之不全，纠旧史所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管敏义的《全祖望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吕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等文，认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收集乡邦文献，《鲒琦亭集》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辑佚校勘旧籍

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对郦学功劳极大。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开始“区分经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严谨为学，便利后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广铨的《略述全谢山先生之历史地理学》（《越魂史笔》），从《水经注》校本、 《汉书地理志稽疑》论述全祖望的历史地理学，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经注》、考证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顾志华《试论全祖望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认为，全祖望首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曾贻芬《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认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时，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则，有改动亦慎重，考辨翔实，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书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治史方法

王可风《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中国档案》1958年第3期）、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等文，对全祖望搜集作家手稿、旧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论述。金伟《<鲒埼亭集>的学术价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刘玉才《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越魂史笔》）、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声法》（《史心文韵》）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的做法。吕芹的《试论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总结了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三是将自己的历史注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历史事件中。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第六章和吴赞的《全祖望图书编撰学术思想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则认为，全祖望将目录学、学术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宋元学案》、《水经注》编撰工作之中，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笺注《困学纪闻》中。

经学与理学

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经史问答》。论述及此者极少，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谓《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的影子，与顾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胜场”。而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他是我国学术史上很‘早知道《永乐大典》对辑佚学有很大的帮助的先知。全氏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或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关于全祖望的理学思想，詹海云在《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中认为，在本体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黄宗羲“本体未尝离物以为体”以及罗豫章“吾道当无疑于物”的观点；在理气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近于朱学，认为“理先于气”；在知行问题上，全祖望认为知在行先，但须躬行与实际效果之表现来检验“知”是否为正确的认识；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全祖望主张会同，因为朱陆本身论学并没有截然立异处。

书院教育

詹海云《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书院办学目标是“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也即“明经”，书院教育的内容是“行修”。因为书院实际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时文与“明经行修”也不类，全祖望提出要学习应付公职需要的各种文体。全祖望对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费海玑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东方杂志》复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宪的《全祖望书院教育思想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杨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动评述》（《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2月）等文，对此有所评述。

史学思想

多面性

研究全祖望的史学思想的论文相对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也足见谢山史学思想的多面性。

历史观

方祖猷《试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还是有民本主义和人民性思想，这也是浙东史学的重要内容。方祖猷还认为谢山继承了“势”的历史观，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命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实是人生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认为全祖望的“天命观”都有“势”的影子。吕建楚《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拥护清朝是一种进步。方同义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败论人的历史眼光（《浙东学术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采慎取”、“史以纪实”——全祖望的史学精神》，宁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经世致用

全祖望有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赵宗正的《万斯同、全祖望的经世史学思想》（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五十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龙的《漫议实学，兼论全祖望在清实学上的贡献与地位》、李志军的《全祖望实学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二文皆见于《史心文韵》）等文，对此都有详细论述。张丽珠的《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指出，全祖望的史学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学，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气节、以文明道，所以汲汲从事于表，彰忠义的史学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学特色表现为富于史识、谨于史法、长于史论、善于史裁（《越魂史笔》）。文畅平《全祖望史学思想初探》（《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建丰、陈欣《全祖望史学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经世史学》（《越魂史笔》），都持相似观点。

在经史关系上，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有以经史以根，史学为辅的思想。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清代史学与史家》1984年8月初版）认为，全祖望的史学渊源为理学，他“讲宋明理学而无门户之见，实已达于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于感情，醉心正义，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此“由内而外之学也”。

去短集长

“去短集长”既是全祖望的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思想。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反对门户之见，注重独创精神。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史心文韵》）从治学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学思想，调和前人解释全祖望思想轩格之处，正因为包容会通，所以写学术史时，不主一家，客观实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包容异代，“故国不可遽剪”，解决了全祖望既承认于清朝，又大量写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民族思想

鼓舞民族意识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传，表彰气节，极具感染力。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民族意识勃发，学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励，鼓舞民族意识，也是学术受环境影响的表现，周黎庵著文，就直称全祖望为民族史家，陈垣选择《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时，也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建国后，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开。

褒奖气节

研究全祖望史学或者文学的文章，都会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学者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梁启超就认为全祖望对清朝并没有什么愤恨。高国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认为《鲒琦亭集》虽然表彰气节，有进步的教育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全祖望就素负民族气节，联系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场上并不反清，反而有歌颂清朝的文字。《鲒埼亭集》的主旨在于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

吕建楚认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励人的客观效果，却并无故国之思，而且思想上带有严重的宿命论成份，所以明亡清兴是必然的，还认为全祖望顺清、拥清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联系全祖望仆仆于科举，还有表彰清朝官员的碑传，更能说明他并非“素负民族气节”。全祖望之所以着力于碑传写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奋名教的作用（《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陈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传》（《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则认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贤而写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传，但其着眼点不再是政治上认同明朝，也没有继承他们的反清观念，而是从道德上、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来表彰气节，以正人心，否则就与他的“清人”身份冲突。文中提到中国传统并非单纯以种族为考虑标准，更重要是的以文化为标准。只可惜作者点到为止，并没有入深探讨。

杨启樵认为不适合把全祖望的“褒奖气节”扩大到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全祖望拳拳于故国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传，旨在纪实存真，反清复明的种姓观念并不浓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启圣计击台湾郑氏，指责崇祯“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文章还指出全祖望也有热衷功名的一面（《全谢山史学的精髓》，《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陈、杨两篇文章都侧重挖掘全祖望史学的实录精神，所论比较客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论理学时，从全祖望对宋元之际许衡和刘因两人的评论入手，指出全祖望对于仕不仕二姓，从理学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义的问题。是反对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一个佐证。

高风亮节

光明日报《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一文影响较大，引起了几篇反驳文章，坚持谢国桢等人所说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观点。方祖猷从全祖望家世考证入手，认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传文，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下，只得打着“忠”的旗号，以避开迫害。与吕建楚针锋相对的是，认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论”者，承认清朝入主，并不说明不负民族气节（《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论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社会科学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对《异议》的观点加以反驳。文章从全祖望的生平与著作中，发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强调了全祖望的民族气节，认为《异议》一文所说全祖望激励士气的客观效果与全祖望的主观民族思想分开是不适当的。杨绪敏、曹威《试论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动机及策略》（《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7月）认为，全祖望在《鲒琦亭集》中顺应了清初统治者借宣扬忠孝节义以笼络人心的需要，地借为《明史》增补史实，对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描述，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风亮节，其中既有其坚持民族气节的因素，也与其史家强烈的责任心相关。

文献大家

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被李绂所重用，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后以知县任用，遂愤而辞官不复出。后任蕺山、端溪等书院讲席，其学术为士林所推重。尤于史学、文献学多有建树。黄宗羲《宋元学案》未完成而卒，他博采诸书加以补辑，成书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所闻》。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收明清之际碑传极多，富有史料价值。又答弟子董秉纯、张丙、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10卷。

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文献的收集及整理，是这一时期文献学代表人物。世代有藏书。先世“阿育山房”藏书甚富，大半抄自城西丰坊“万卷楼”，然过后皆为其子孙尽以遗书为故纸，论斤两出售。他又重为搜罗，少年时，曾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赵氏“小山堂”等藏书楼，遇见稀有之本即借抄，所藏先后达5万余卷，贮于“双韭山房”和“丛书楼”中。“双韭山房”在鄞县大雷群山中，因山溪多产野韭菜，故名。

编撰有《双韭山房藏书目》。对地方文献收藏颇为勤奋，自称“四明志乘，以吾家为最备”。所作藏书记闻颇多，如《天一阁藏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二老阁藏书记》、《小山堂藏书记》、《旷亭记》、《胡梅磵藏书窖记》、《双韭山房藏书记》等，是研究藏书文化史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古代私人藏书有较高价值。晚年穷困，万余卷典籍尽归卢址“抱经楼”。著《七校〈水经注〉》、《续甬上耆旧诗》、《困学纪闻三笺》、《公车征士小录》、《经史答问》、《汉书地理志稽疑》、《句余士音》、《鲒埼亭集》等30余种。

人物评价

“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李元度《全谢山先生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