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莫文骅

简要介绍：莫文骅（1910-2000），原名莫万，字六琴。广西省南宁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莫文骅（1910年1月——2000年5月31日），又名莫万，男，广西邕宁县亭子乡（现属南宁市〕亭子村人。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六期（比照黄埔军校第九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参谋，第十九师辎重队队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上犹、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军委会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副政治委员，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政治委员，第十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南宁市市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2000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爱好

   莫文骅一生酷爱读书，即使在作战的问隙，他也挤时间看书写日记，从未间断。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描写道：“太阳升起来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时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战争年代的部份日记丢失了，将军至今仍感到遗憾。“文革”中，造反派抄家找不到将军的存折，去问厨师，厨师不知，便答：“也许都吃了吧!”其实，莫文骅的大部分积蓄都用来买书了，数千册藏书是莫文骅将军一生的财富。1991年7月，莫文骅将军和夫人杨枫把他们珍藏的一批古籍字画文物珍品，捐献给了家乡广西博物馆。

人物生平：

少年生涯

   莫文骅出生时，家境较为殷实。家里不仅有点田地，其父莫廷俊还在城里开了一爿卖布的“苏杭铺”布店。后来家境渐渐衰落，到1925年已被迫卖掉布店，后来连田地也卖得一干二净。在此情况下，出身贫苦被拐卖到莫家当小的生母黄婉卿，将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盼望儿女出去闯一闯，闯出点出息。父亲怕儿女受人欺负，专门雇请拳师教习拳棍刀剑。

   莫文骅七岁时，父母亲将他送入村里的蒙馆小班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到14岁时，母亲极力支持他上洋学堂。他虽然没有上过初小，仅在村里的私塾读了几年书，但天咨聪明，学习刻苦，却由母亲带着到离家十多里的城里直接考上了南宁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

   每天天刚亮，莫文骅匆匆吃完早饭，就带上父亲给他的四个铜板去上学，中午在街摊上花两个铜板买碗米粉充饥，剩下两个铜板是早晚往返渡邕江的船资。这样持续四年，起早走，傍晚归，实在辛苦，但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扎扎实实地读书，上课专心听，不明白的就大胆地问。他聪明好学，爱好广泛，特别喜欢英文、古文和体育。在南宁模范高小，他是学校的体育部长，喜爱赛跑、打篮球，学校每次组织比赛，他都积极参加，多次拿到200米赛跑第一名，而且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对英语学习，他较为用心，不仅认真学习了《模范英语读本》、英文版《纳氏文法》，晚间还参加英语补习班，一有空就背单词，练英文书写，能用常用英语对话，由于花的精力比较多，其成绩自然好于其他课程。由于爱好，他参加革命后仍然坚持学英语，时常读一些英文报刊和书籍，对工作和学习帮助很大，确实终身受益。

   对古文，他甚为偏爱。他学习《古文观止》非常有兴趣，好多章句被他熟记下来。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小时的一件事激发了他。一次，学校组织作文展览，他的作文没有被选上。当他看到展出的文章都引用了《古文观止》上的话，就随口说道：“作文章都用古人的话怎么行？”不料，这话却被其他同学听到了，当即回敬他道：“好嘛，那你为什么不晓得引用呀？你用得好也可以把作文贴出来嘛！”同学的话深深地刺激了他。自尊心很强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作文能够贴出来展览。当年放寒假，他将自己关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学习《古文观止》。整本书被他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像《岳阳楼记》、《陋室铭》、《醉翁亭记》等精彩的名篇佳作，都被他背了下来，并且还勤动笔练习写作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的作文水平大有长进。后来他写的作文经常被拿去展览，有的文章还受到学校的奖励。

   1925年，莫文骅从南宁模范高小毕业。翌年，他考入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莫文骅在省立一中大量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鲁迅的《呐喊》，甚至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该校约200人组成的学生军，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晚年生涯

   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莫文骅离职休养。这时，戎马一生的莫文骅已近耄耄之年。以后，莫文骅老骥奋发，怀着当年的革命豪情，奋笔撰写记录历史脚步的回忆录，先后出版发行了《回忆红七军》、《回忆解放北平前后》、《英雄塔山》、《百色风暴》、《二十年打个来回》、《莫文骅回忆录》等著作。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5月31日，莫文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人物轶事：

长征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莫文骅接到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封特急电报，命令莫文骅两天内赶到驻古龙岗镇的红八军团报到，担任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电报末特地加了一句：“如迟到了，就跟不上队伍！”此时的莫文骅知道，中央红军已无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主力可能要突围离开中央苏区，如不按时赶到红八军团驻地，就跟不上主力转移。古龙岗远在100公里外，情况紧急，莫文骅来不及和师里的领导同志告别，留下张便条，就连夜启程。两天后他赶到古龙岗，匆忙投入到红军长征的行列中。

少奇赠马

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政治机关工作也非常繁忙。长征路才走了几天，莫文骅的伤脚就发炎红肿了，莫文骅只好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赶路。1938年11月，他随部队经广东边境进入湖南。

一天早上，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莫文骅去见军团党代表刘少奇，刘少奇看了莫文骅的脚伤后指着身旁的一匹黄马对莫文骅说：“你的脚肿了，没马骑，工作又忙，前面的道路还很艰苦，这匹黄马给你用吧。”莫文骅连忙说：“谢谢党代表，可我不能要您的马，还是您用吧。”刘少奇说：“这匹黄马是我从瑞金骑来的，马是老了些，但还健壮，它老实，走路小心，记性好，还有许多优点呢!”尽管莫文骅一再拒绝，但在刘少奇的坚持和罗荣桓的劝说下，最后莫文骅还是收下了这匹大黄马。事实上，刘少奇此时送马，对莫文骅来说，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三个一次

在开国将军中，由于工作关系，莫文骅是与毛泽东同志接触较多，直接受到毛泽东同志教诲较多的一位。长征路上，莫文骅坚决与张国焘一伙进行斗争，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抗战时期，毛泽东派莫文骅参与创办抗大，担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长期的革命交往中，毛泽东对莫文骅既有热切的鼓励，也有严厉的批评。然而，无论鼓励也好，批评也罢，莫文骅总能从中学到东西、受到教育。

一次鼓励

1956年，莫文骅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均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们都没有到职，学校由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任党支部书记，临时负责政治部工作。一天，李特和莫文骅谈工作时，公开诬蔑干部团右倾，公然挑拨莫文骅与干部团之间的关系。他对莫文骅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作，表现出右倾。”莫文骅看着李特的表演，听着他的话语，心里感到非常吃惊，莫文骅理直气壮地反驳了李特的看法，指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长征中立过大功。

脾气暴躁的李特听了莫文骅的话，顿时火冒三丈。恰在此时，正好有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前走过，李特好象找到了重要证据，他把莫文骅拉到窗前，指着窗外的那位干部说：“你看，你看！他像个什么样子？这不是明摆着向困难投降吗？难道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听李特这么一讲，莫文骅的情绪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许多：“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是师级干部，带病坚持跟部队一起行军，这说明他对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怎么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我看你的逻辑的确是有些问题！”李特见莫文骅的观点与自己相去甚远，便没有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又把莫文骅叫了过来。他先请莫文骅吃了些在当时很难得的苞米糊糊，接着才言归正传，重提前一日的话题：“我们昨天谈的事，你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 莫文骅态度仍然坚决，立即反驳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你叫我承认什么？”李特见此，开始做迂回工作：“你读过书吧？”莫文骅说：“读过一年半中学。”

李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那么说，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听李特这么一说，莫文骅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深知，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是出了名的，如果谁被戴上了知识分子的帽子，是非常危险的！但莫文骅转念一想，便有了对策。莫文骅知道，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比自己高出许多，于是莫文骅讥讽地对李特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也不过只是个小知识分子。而你教育长可是地地道道的大知识分子呀？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滋事就是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

李特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气愤，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莫文骅实事求是地回答道：“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担任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李特开始挑拨了：“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听他话里有话，便说：“在一方面军，你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两人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莫文骅起身要走，李特又阴沉地说：“这个问题你还是要慎重考虑考虑啊！”莫文骅也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你还是及早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吧！”莫文骅回去以后，反复思考着李特的所做所为，莫文骅感到这绝不只是一般的闲谈开玩笑，而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击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团体、小组织分裂活动。莫文骅想，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于是，莫文骅立即动身赶往毛儿盖，首先找到上级干部队的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李一氓和冯雪锋等几位熟悉的同志，讲明了李特的谈话内容，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听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积极支持莫文骅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于是，莫文骅找到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和副主任李富春，把情况做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后表示：“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观点！”同时，他们两人还说要把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让莫文骅留一夜再回去。

第二天一早，李富春找到了莫文骅，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莫文骅做得对，有原则性。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听了李富春的话后，莫文骅深感毛主席胸怀宽广、谋虑深远，斗争策略高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发动群众与李特斗争是不合时宜的。莫文骅暗下决心，回去以后，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与李特及其错误行为斗争到底！

一次批评

1962年，莫文骅（右1）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政治学院毕业学员。

1937年8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三期正式开学，当时国内正处于全国性抗战全面展开的新阶段。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此，抗大第三期的中心任务便是努力提高红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团结教育好知识青年，培养造就更多的抗日骨干，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三期开学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仍兼任抗大校长），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进入太行山区。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便由教育长罗瑞卿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两同志主持。为了把抗大的工作抓紧抓好，罗瑞卿和莫文骅认真贯彻落实同年4 月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精神，在加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的同时，严格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特别注重良好的作风养成。学校明确要求，教职学员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历史贡献多大，都必须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纪律。诸如：都应按时起床、出操、就餐，内务要整洁有序，外出要请假，军容要严整，不准结婚，等等。对于违反规定、触犯纪律者，不管是谁，都应一律从严查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位负责同志，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受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了批示，要求给这位干部降职处分。当时的学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有功，想从轻处理。作为党总支部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还就此事给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为这位干部说情，在报告中，莫文骅还用了个非常不恰当的词，即：收回成命。

毛泽东看过莫文骅的报告后，心里很不高兴。他让人把莫文骅找来，非常严肃地说：“莫文骅啊莫文骅，学校的纪律规定是你们做出的，而你们又带头违反这些这规定，这怎么能行呢？”毛泽东批评莫文骅等校领导，强调了革命纪律的严肃性，纠正了姑息迁就的错误思想，最后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这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直流泪，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得以公正处理，也使莫文骅受到了很大震动，吸取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一次解围

1964年，莫文骅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接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期毕业生。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系十分密切。但抗战初期，在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当时，留守兵团和边区群众都在搞生产，比如去定边运盐，部队是用公家骡马运，费用少；而老百姓是用自己的骡马运，费用高。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部队开的骡马大店收费少等，因而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再比如为了占荒山军地之间也发生过纠纷。对此，军地都有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随之而来的，军队发生的不尊重边区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39年冬天，莫文骅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时，了解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他便给边区政府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了这一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

莫文骅检查部队工作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派人把他叫了去。莫文骅一进门，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场，莫文骅想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把自己叫去的。毛泽东见莫文骅进了门，便开门见山地批了起来：“你们军民关系搞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边区政府！”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莫文骅心想，一定是那封电报出了问题，于是，莫文骅赶紧做检讨，并声明那封电报是给私人发的，中央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莫文骅不清楚，但是自己决无告状的意思。

莫文骅把情况说清楚后，边区政府的一位领导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莫文骅听了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也不敢做出解释。此时，毛泽东亲自为他解围！毛泽东耐心地听完这位领导的话后，挥了挥手，转向边区的几位负责人说：“莫文骅做了检讨，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也要支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才对啊！”毛泽东的话不仅为莫文骅解了围，同时，也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莫文骅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而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尤其是军地双方，更应相互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