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都长班彪传

班彪，字叔皮，东汉扶风安陵人（今咸阳东北）。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出生于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其先祖可以追朔到春秋时代楚国第十四代国君若敖。若敖生斗伯比，斗伯比生令尹子文、司马子良，子文官至令尹（宰相），孔子赞称其忠。子文生斗班（字子扬，也作斗般），亦官至楚国令尹。斗班生克黄（后改名斗生），官至箴尹。秦初，班彪北地先祖班壹避地楼烦（今山西宁武、保德一带），以牧起家，财富雄边。班壹生班儒，号称任侠。班儒生班长，官至上谷郡守。班长生班回，举茂才，为长子县（今山西长子县）令。班回生班况，（班彪祖父）举孝廉为郎官，西汉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班况生班彪的大伯班伯、二伯班游和父亲班稚，姑姑（为汉成帝）婕妤。班况迁居西安近郊昌陵，户籍落在长安。班伯年轻时受《诗》于师丹，受大将军王凤推荐，拜为中常侍，后官至水衡都尉、侍中。班游博学俊才官至柬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一同校阅皇家秘书，受赐皇家藏书副本。班游生班嗣，嗣“虽修儒学，然贵老庄之术”。父亲班稚少为黄门中常侍，方直自守，西汉哀帝时为广平相（《后汉书》记为广平太守）。 

班彪东汉以后世居扶风安陵，在他读书求学的时代，王莽夺取了西汉政权，建立了新朝。这时班家在政治上已不具有重要地位，但在藏书和财富上却很富有。这使班彪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由于父辈的关系，和当时的学者有着广泛交往。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曾自豪的追述“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因而为他积累渊博的学问，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崇尚五经，主张“以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在当时混乱的形式下，他以儒学思想为准则，来观察形势、指导行动。西汉末年，王莽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长安也陷入战乱之中，班彪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先依隗嚣，后投河西。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隗嚣是一支占据陇西拥兵自重重要力量。隗嚣为了自己的目的，装成谦恭爱士的样子，收拢天下的有识之士。见三辅名士班彪来投，十分高兴。立即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班彪请教对形势的看法。班彪赞赏儒家的大统一思想，反对隗嚣分裂割据。便开门见山的深刻的分析并指出周朝的废立与汉不同。周朝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微小，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承秦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帝、平帝短祚，国嗣三绝，危险自上面而起，没有伤及下面。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位以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内外骚扰，远近俱发，不谋而合，都是打着刘氏的旗号。而今雄杰占据州县，都不能像从前战国时期那样形成长期对抗朝廷的势力。也就是说：王莽篡权以后，虽然造成混乱，但这种危险局面，仅限于上层统治权力的改变，而社会生活的根基却未受到损害。老百姓相信刘氏是真龙天子，所以王莽很快的就灭亡了。今天虽然是群雄割据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对于班彪的议论隗嚣很不满意。他只同意班彪关于汉周形势不同的论述，而不同意天下归于刘氏的分析。甚至异想天开的幻想着像刘邦一样的得到天下。 

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班彪见自己真诚的规劝不被隗嚣采纳，又感慨天下混乱，争战不息，便作《王命论》对隗嚣等割据势力再行规劝。 

他在《王命论》中说：过去尧、舜、禹、汤和周武王，有天下，时代不同但是都是因为“应天顺民”一个道理。所以说，刘邦“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帝王之权都是出于天授。世俗之人，见高祖起于布衣，不知就里，就把它比做逐鹿，有幸截足者得之，不知神器有命，是不可以用智力求取的，这就是此世所以多乱臣子的缘故啊！这样的人，不是既不明白天道，又看不见人事吗？贫穷之人，想求一温饱，而不得不死于沟豁，贫富亦有命，何况天子之位，是能够想得就得的吗？所以说，不自量力的人，虽然可以利用国家遭受的困难，窃取权柄，尽管勇如信、布，强如梁、籍，咸如王莽，不过自取灭亡罢了。所以说，劣马不上千里之途，燕雀是不奋六翮之用，细小的木材不当栋梁，才识短浅的人不承担帝王的重任。是力不胜任啊！陈婴的母亲能知废，而陈氏免祸得安，王陵的母亲能知兴，而王氏封侯得贵。陈王之母尚能以匹妇之明，推导事理，探测祸福，更何况大丈夫之事乎！ 

班彪说刘氏汉朝兴起原因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说：天命的因素“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向赴；当食吐脯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丽生之说；寤戌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必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又列举刘母怀孕梦神，而“雷电晦冥”，显“龙蛇之怪”；“及长多灵异，王、武感物以折卷，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等等异象，借淮阴留侯之言说出刘邦所以得天下是“神权天授，非人力所为”。最后他正告那些世俗割据势力，“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如果是英雄的话，就要“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受婴、陵之分明，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为，为二母所笑，则富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借此，论证了，天下必将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劝说众多割据一方的势力，拥戴光武帝刘秀，促成天下的统一。后来，这些割据势力，被一一扫平，中国大地归于一统，证明了班彪的远见卓识。就在隗嚣决心走割据之路的前夜，班彪悄然离开了隗嚣，转投河西窦融。隗嚣知之，便命人追杀。待到追兵赶到，河西窦融接应力量已经保卫着班彪安全而去了。同年，班固、班超出生于河西。 

窦融是班彪的同乡。王莽末年，天下大乱，起初，窦融依附更始帝，任张掖属国都尉。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欣然归之。”更始帝失败之后，被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等人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他利用远离中原战乱的有利条件，认真经营这块地方。史书称他“政亦宽和，上下相亲”，“修兵马，习战射”。统治区内部安定，生产发展，兵力增强，对外则注意安抚少数民族，势力迅速强大起来。 

建武八年（公元32年），窦融对班彪到来非常高兴，“接以师友之道”委以从事之职。后来，隗嚣派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窦融，让他凭借兵力割据一方。窦融犹豫不决，求教于班彪，班彪从“应天命”和“顺民意”两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指明汉承尧运，光武帝必能统一中国的大势。坚定了窦融拥戴刘秀的决心。窦融立即命长史刘均前往洛阳，“奉书献马”。恰逢光武帝也派出使者前往河西招抚窦融，二使途中相遇，携手回到洛阳。光武帝非常高兴，封窦融为梁州牧。班彪促成了窦融投顺光武，为东汉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光武帝在窦融的帮助下，扫平隗嚣、公孙述之后，班彪又说服窦融交出兵权。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并把他召回洛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早就喜欢窦融所上奏章的文辞优美，见到窦融便问“所上奏章谁与参与？”窦融回答“皆从事班彪所为”。光武帝由此很欣赏班彪的才干，亲自召见，举茂才委任为徐县县令。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班彪因病辞官。 

汉武帝时，司马迁把《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和楚汉列国等有关史料综合起来作《史记》一百三十篇。班彪认为，《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司马迁“盖良史之才也”然而，自太初以后缺而不录，“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没有达到“以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的目的。其他人所作补序，又“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故决定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开始续写《史记后传》。最后终成六十篇。为后来班固作断代史《汉书》打下了基础。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班昭出生。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汉朝封诸王，十九年建明帝为太子，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班彪在司徒玉况府为司掾。班彪认为给太子、诸王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选择良师、配置官属，加强对太子和诸王的教育，为汉朝的江山永固打下可靠的基础，已是当务之急。因此上书武帝：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长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公）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谋遗子孙也。汉兴，太宗使朝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罗、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缺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chan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亵黩，广其敬也。书奏朝廷，被武帝采纳。 

乌桓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东汉时，处于西北边陲，曾长期被匈奴奴役。东汉初期，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人，乘机进兵，使匈奴北撤数千里。光武帝闻知，采用赐以币帛等各种手段招纳乌桓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上层人物率众归汉。班彪敏锐的意识到，做好乌桓人的工作，对于东汉边疆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就果断上书，建议恢复设置乌桓校尉。加强对乌桓、鲜卑人的管理并负责边境贸易。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意见，保障了边塞的安全，促进了民族融合。 

匈奴与两汉多有战争，如何处理和匈奴的关系，是摆在朝廷面前的重要问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北匈奴曾派使者到武威请求与汉和亲，光武帝让大臣讨论，大臣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光武帝命武威太守采取回避态度，不见匈奴使者。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班彪在司徒冯勤府为司徒掾。北匈奴再次派遣使者到洛阳“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光武帝一时不知所措，又让司徒、司马、司空三府讨论此事。 

班彪本来官职低微，但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他又果断的上书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拒绝与匈奴往来决不是好办法，但鉴于匈奴多有“欺诞”之事，在与匈奴的交往中应特别慎重。对于这次接待匈奴他建议：一是可以接近使者，给予适当赏赐，数量可同来使所献礼物相当；二是可把西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故事再次讲给使者听，让他们明白朝廷希望和好的诚意。这样，既不失大国礼节，也便于安抚少数民族。光武帝见他说的有理，就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由于班彪工作尽职尽责，多有建树，被任命为望都长。他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经常接触下层群众，深知人民疾苦，工作起来，奋不顾身，因此“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卒于望都任上，终年52岁。遗留下所著《史记后传》六十篇和赋、论、记、奏事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