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市长。有“川中名将”、“军神”的称号。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逝世于1986年10月7日。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