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

康国雄，蒋介石的干儿子，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

“敏感头衔”

年近八旬的康国雄一生坎坷，为“名”所累，因为他有一个敏感的头衔——“蒋介石的干儿子”。“现在知道的人少了，在‘文革’时期我可是大名鼎鼎啊！”康国雄爽朗地笑着说，“开批斗会时，会场里人山人海，窗台上都坐满人，因为大家都想见见蒋介石的干儿子到底长什么样！那样的环境里，若不是周总理的保护，我可能……”其实康国雄与蒋介石的交往非常单纯，离“干儿子”还差得远。[1]  

童年

1941年的重庆成为全国大后方，蒋介石也来到这里。蒋官邸在黄山，康国雄的家在汪山，两地相距不远。到了周末，蒋介石和宋美龄常乘车来汪山，在离康家不远的地方下车，然后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的后山坡上野餐，地上铺一块白桌布，上面放些点心。蒋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远处观望。康国雄那年十二岁，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而且天生胆大，不怕生人，口才也佳，六岁就拿到过两个县的小学演讲比赛一等奖，被老师誉为“小天才”。

童心盎然的康国雄和妹妹先是爬到树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惊动了蒋介石夫妇，夫妇俩一看是两个可爱的孩子，顿时有了兴趣，赶紧招呼他们过来。康国雄从容走上前，蒋介石很友好地问了他们的姓名、在哪里上学。康国雄一一作答，毫不扭捏。蒋介石对两个孩子很快产生了好感，还为他们兄妹夹了点心，并约定:我们下次来再找你玩。

打这以后蒋介石还真记住了这对康家小兄妹，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康家门口时都不忘叫一声:“国雄、国雄”，浓重的浙江口音格外有特点。蒋介石没有架子，很喜欢问老百姓生活方面的问题，聪颖的他居然能答得上来。一次康国雄的妹妹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手上留下了很浓、很好闻的香水味道，这让小家伙兴奋异常，到处伸出手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时间一长，康国雄摸到了规律，只要有宪兵在马路两旁站岗，准是蒋介石夫妇要来，宪兵也都认识了康国雄。不过有一次，让他在小伙伴面前伤了自尊。那天，他和几个小伙伴看到路边站着宪兵，就自信地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过来了。”

没想到宪兵都是新兵，不客气地警告他们，车子经过时不许乱叫。老熟人了受如此礼遇当然生气，康国雄又亮出胆大的本性，等车子一过，照样大喊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一看是他，就摘下帽子笑着示意，车子疾驶而过。而宪兵大怒，叫嚷着要毙了这个小男孩。

康国雄一赌气连续好几次都有意躲着蒋介石，直到蒋的侍卫官来找才露面。很快新兵撤走，换上了熟悉的老兵。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位大银行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对八路军多有资助。一开始蒋介石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一次闲聊中才恍然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儿子。彼此熟了，蒋介石还不忘鼓励这个小家伙，在他的纪念册上曾留下过:“国雄贤侄，立志有恒”的题字。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归国后，蒋介石派侍卫官送给康国雄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这支笔被保存了很多年，直至1953年不慎失落水中。

康国雄曾受邀前往蒋家做客，并因此结识了蒋纬国。印象中，蒋官邸的陈设不显豪华，只有普通的桌椅、沙发。晚宴是四菜一汤，菜的味道很淡并不好吃。那天蒋介石兴致很高，曾提议约个时间请记者给大家拍照，后因康国雄进城上学，合影没有拍成，当然也为日后少加了一条罪证。

康国雄不仅和蒋介石有过来往，和其他一些名人要员也有接触。杜月笙是旧上海的黑帮头子，在重庆期间常去康家打牌。一次学校组织抗日募捐，康国雄毫不客气地跑去找杜月笙，可这位杜伯伯一再推脱，要等秘书回来才行。康国雄等不了，一个劲儿地催，杜月笙只得从身上摸出一张填好的支票给他，如果再开支票，说什么也要等秘书回来才办。

事后，康国雄和父亲提及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训斥道: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当然要等秘书！

在许多人眼里，攀附上蒋委员长定是飞黄腾达的台阶，可康国雄从未意识到这层关系的特殊性，惟一走的一次后门还是蒋介石主动帮忙。目睹山河破碎，年少的康国雄无心寒窗苦读，梦想着投笔从戎。1945年他毅然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正当他郁闷得无处排解时，在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意外惊喜令几个小伙伴欣喜若狂，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回忆往事，康国雄感慨良多:自己儿时不懂政治，对蒋介石并无恶感，而且也没觉得这是件风光的事，从未向同学炫耀过，不过是一段正常的交往而已，可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一道很好使的紧箍咒。

成年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总理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总理曾叮嘱下属，章老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为人正直，遂向周总理反映。一年后，周总理的批示才传达下来，康国雄私下得到的消息是批了五点意见，大体是:对康国雄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什么严重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如发现有严重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机械学院军宣队曾一度考虑让他留在北京，但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周总理的这次指示并未得到真正执行，康国雄还是随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

在汉中期间，康国雄的命运更为不幸，经常受到批判和审查，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医生建议他回京治病，可身处困境，回北京谈何容易，康国雄不得不让妻子向章老求援。

章士钊不顾体弱多病，向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那个时候，周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但还是很快作出反应，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要许可康国雄回京治病，而有一位负责人士竟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机械学院的回答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顶着不放人。

相反，康国雄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背负了又一罪名，不堪重负的他再向章老求援。章老提笔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并附上了康国雄的三个医院证明。百忙中的周总理立即做了第三次批示。康国雄终于被解放了，他隐约感觉可能是中央领导说话了。回到北京才确认是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了他。原来，机械学院最初仍想阻拦，直到机械部明确表态:这是周总理的批示，不能顶！当地才放人。康国雄对周总理的三次保护感激不尽，老人家公务那么繁忙，竟几次三番为他的事情操心，真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同时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日高，第三次批示与前两次批示的作用大不一样。

晚年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他充分发挥善于组织、善于公关的长处，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在那里打拼了一片新天地。1997年，康国雄访问台湾，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

2015年1月30日，“康国雄先生去世”的消息出现在一个名为“黄埔后人”的QQ群里。国民党将军张自忠的孙子张继祖、抗日将领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先后致电表示哀悼。这名86岁的老人，20岁以前是美丰银行的少东家，30岁时因“蒋介石的干儿子”这顶帽子而备受摧残，60岁远走香港，80岁后致力于口述史，还原民国记忆。

“道行诸斗室，公义在握，康老活的不窝囊。

厄起于螟蛉，大帽压顶，国雄从此难自由。”

这是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写给康国雄的悼词，用以纪念这位历尽沧桑，有着丰富人生的耄耋老人。

美丰银行少东家，与蒋介石结缘

1929年，康国雄出生在时任美丰银行董事长康心如的家里。其父康心如是当时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大鳄，康家定居重庆，康国雄因此得以结缘蒋介石。

1941年，12岁的康国雄与妹妹在自家后山玩耍时，发现同在后山野餐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康国雄并不害羞，大方地上前跟蒋介石夫妇聊天，回答蒋介石关于老百姓生活的各方面问题。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让我陪他们散步、聊天。”康国雄在回忆录里写道。陪蒋介石散步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后，蒋介石送给康国雄一只派克钢笔，并题写过纪念册。

在文革中，这段交往被扭曲成“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这顶帽子一扣扣了近20年，康国雄因此受到诸多迫害。

“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可它却被无限上纲上线，我的身家性命几乎被毁……”这是康国雄老年时表达的他对与蒋介石交往的看法。他的人生因为有这样一段插曲，数次被命运推向绝境。

有反骨的公子哥

在四川，康家是大户。康国雄的祖父康寿桐曾任彭山县（今属四川眉州）知县，政绩不菲。康寿桐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康心孚与二儿子康心如先后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康心孚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回国后在成都进行革命活动。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深受大哥影响，创办报纸和图书公司，最终选择了“实业救国”，成为一名金融家。

“我大伯是通过清廷地方要员‘咨送’才能出国的，推荐的官员警告我祖父说，小孩子要好好管教，不要背祖离宗，误入歧途。但我大伯还是选择了革命，并最终得到祖父的支持。”父辈的人生选择带给康国雄不小影响，他用“叛逆”来形容自己的一生。

家里人不允许他出门，锁上门，康国雄就悄悄翻窗户出去；不允许他吃零食，他就躲在被子里偷吃；学校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他就组织学生参与罢课……在巴蜀中学，康国雄声名远播。除了叛逆外，他热爱摄影，投身各类集体活动，成立社团，甚至想组织党派。

1948年，国内形势混乱，国民党颓势明显。巴蜀中学停课，康国雄在家休学一年。1950年，康国雄重返学校后，发现政治打击从此开始。

30年政治风波

1951年，22岁的康国雄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四年大学生涯，他不再关注政治局势，转而组织同学进行文体活动。他成立了摄影小组，组织戏剧社，教同学玩桥牌，同时配合着天津市公安局对他的长期调查。

在之后的肃反运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中，康国雄数次被抄家、被下放、被送往劳改队。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经历被人揭发，“蒋介石的干儿子”这顶帽子扣在了康国雄身上。

“那时我5岁，第一次来抄我们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家人全站在大树下，我吓得不敢尿尿。”康国雄的儿子康宏迈说道。从1966年开始，他与哥哥姐姐就开始“夹着尾巴”生活了。“那时候知道自己是‘狗崽子’”。

文革前，康家有着相对严厉的家规：在家里不能穿拖鞋、不能穿背心、吃饭时不能有声音、米掉到桌上必须捡起来吃了、筷子摆右边刀叉摆左边。“文革之后，这些规矩都没有了。他是承受了最大的压力，把这个家维持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康国雄带着妻子和三个子女，没饿饭，有衣穿有房住，大儿子康宏通感慨父亲很不容易。

从1950年至文革结束，因为家庭出生，因为与蒋介石曾经的交往，康国雄历尽磨难。其中三次危急时分，有赖周恩来写信关照，使得康家人相对平稳地度过了那个年代。

“祖坟好，可能是祖上积德。”康宏迈说道。

花甲之年闯香港

1984年，康国雄决定离开大陆。

“我想，既然要出去，就应该把我多年吸烟的坏毛病治好，冬天少犯病才好。”康国雄在自述里描写戒烟的痛苦，但在出境的动力支持下， 他终于戒了烟。

1987年，几经努力后，康国雄拖着两口旅行箱，带着三十多封介绍信前往香港。初到香港后，康国雄一年内四次搬家，辗转住在朋友家、办公室、以及出租屋。三十多封介绍信并没能为他介绍到一份好工作。

在香港，他还遭遇过打劫与彩票中奖。一年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康国雄最终做成了几笔生意，在香港站稳脚跟。“我58岁闯香港，凭的是什么，是不服输这口气。因为我是资本家出身，他们认定我除了接受‘劳动改造’外什么也不能做。我从未低头屈服过。压制越大，反弹力越强。”康国雄这样写到。

“我爸的一生就是丰富的一生，折腾的一生，他经历了太多事情，他不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 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个人。”儿子康宏通说道。

80岁志在讲述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口述史的兴起，一批年轻人开始对民国历史感兴趣。

“爸爸最后这几年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他接待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人，跟他们讲过去的事，帮他们联系他们想找的人，写自述，回忆自己经历的事情。”康宏通说道。

从2009年开始，80岁的康国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口述史的工作中。他怕历史留不下来，争分夺秒地做所有恢复历史的工作。

经历过民国时期仍健在的老人并不少，但愿意回忆那段历史的人却并不多。罗英的母亲与康国雄同龄，同是巴蜀中学毕业。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批斗，但至今罗英都不知道母亲当年具体经历了些什么。“我妈到现在都不说，你问她，她就说‘少给我讲这个，想起来我就心烦’。到现在都不讲，提起来她就受不了。好多事是我舅舅，从台湾回来以后告诉我的。”

罗英如今在重庆从事导演的工作，近几年，她看到跟母亲同龄的叔叔伯伯们相继离世，她怕赶不及，历史恐怕留不下来。

自由民主宪政，是康国雄思考多年后致力于传播的观念。他的粉丝越来越多，年轻人纷纷登门拜访。老伴陈泽琴因为喜欢安静，专门搬出小屋，让康国雄将小屋完全作为接待朋友与后辈的会所。

在复兴门外大街，这间临街的，50平的一居室在最近的5年里，接待了超过400位访客。康国雄在这里住了三十年，“这几年他特别高兴，跟孩子们讲历史成为他生活的支柱。”康宏通说道。

“他是个帅老头，温和而包容，因为经历过两个政权，所以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赵秀才在北京做编剧工作，几年前认识康国雄之后，就一直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康国雄称赵秀才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月初，康国雄因为肺炎住院，后病情加重。离世前一天，57岁的儿子康宏通跑了三家蛋糕店给父亲买肉松，“想着他喜欢吃，就去给他买，结果也没吃上。他说希望再给他五年，让他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凤凰网/杨希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