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管文蔚

简要介绍：管文蔚，江苏省丹阳市建山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苏南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全国五届、六届政协常委，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5年因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审查，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副省长、人大代表资格。1981年平反恢复名誉，任江苏省委顾问。1993年9月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大事年表

前期介绍

1924年参加革命斗争。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无锡从事学运工作。

1927年秋任中共丹阳县委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9月赴上海听王若飞传达关于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报告。

1928年7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化名夏继尘在镇江指导工作，不久遭反动当局通缉。10月调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12月被省委派到金坛县领导农民暴动，任暴动委员会总指挥。暴动失败后率余部退至丹阳坚持隐蔽斗争，仍任武进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赴上海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

1930年春，曾秘密发动国民党驻军闹索饷斗争，组织成立县总工会。4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经保释出狱回乡任教。

抗战时期介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成立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任总团长。不久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任司令员。

1938年6月与陈毅部会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丹阳游击纵队，任司令员。此时重新恢复中共组织关系。1939年11月该部改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仍任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起先后任通如靖泰行政委员会主任、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兼东台城防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1月被选为中共苏中区党委常务委员，7月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胜利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1948年3月任华东军区苏北指挥部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工委常务委员。1949年3月改任苏南军区司令员，后任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率部参加坚持苏中解放区、解放江苏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司令员与苏南行政公署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顾问、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等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大代表。

人物生平：

人物介绍

管文蔚是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区领导过学运工运和农运等革命斗争，自1927 年10 月起，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委镇江特派员、武进县委书记、苏常特委巡视员及金坛、无锡县委书记等职，出生入死历尽艰辛。1930 年4 月8 日因内奸告密被捕，坐牢7 年多，在敌酷刑下，掩护组织，营救同志，坚持斗争，坚贞不屈。

1937年5月出狱后不久，淞沪‘八一三”抗战爆发，接着江南大地相继遭到日寇铁蹄蹂踊。管文蔚当时虽然与党失去联系，但仍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竿而起，先在家乡组织了丹阳地区第一个抗日自卫团― 倪山自卫团，动员组织群众保卫家乡。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丹北各地抗日自卫团纷纷建立。1938年2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成立，管文蔚任总团长，很快发展到25000多人，其中武装基干队伍3000多人。

组织抗日

自卫总团在辖区内，肃清汉奸特务和土匪，并赶走反共扰民不抗日的国民党和其他杂牌武装。打击日寇，破路拆桥，火烧谏壁大桥，断敌交通，袭击日军车队，毁车毙敌。这些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在江南敌后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影响很大。日寇多次对丹北地区疯狂报复扫荡，并重金悬赏捉拿管文蔚。当时远在苏北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也将管文蔚视为眼中钉，先后悬赏5 千元和5 万元大洋取管文蔚脑袋。管文蔚依靠群众牢牢站稳了脚跟。在新四军东进前，不仅已拥有3000 多人的抗日武装，还控制了从镇江东乡到武迷常州)北乡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基地，人口过百万。在此基地内，既无日寇据点和伪组织，也不存在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国民党留下的保甲制已被全部废除，由各乡自卫团长主持政务。管文蔚还重新任命了镇江、丹阳、武进三县县长。这块抗日游击基地，在当时的江南敌后，成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让人看到了希望。

伏击日军

1938年4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5 月19 日进入苏南敌后，6 月15 日在下蜀火车站附近破坏铁道使敌一列车出轨，6 月17 日在韦岗伏击日军大获全胜。1938 年5 月上旬，陈毅率领新四军1 支队从皖南东进，先头部队于6 月8 日在漂水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合；6 月13 日，陈毅率领后续部队进入茅山地区，在漂阳竹簧与粟裕会合。随后新四军2 支队也紧接着东进。

遇见陈毅

管文蔚获知这些消息后兴奋不已，渴望已久的亲人已近在眼前。于是在1938 年6 月中旬派人前往茅山附近找新四军，见到了陈毅，带回了陈毅的指示。接着管文蔚写了一封长信派专人送给陈毅，诚心表示要将丹北抗日武装交给党。陈毅东进后，也在按照陈云的指点，竭力打听管文蔚误名为祝同）这位当年白区无锡县委书记的下落。联系上了，于是在6 月下旬即派新四军2 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1 营营长段焕竞，带领1 营前往丹北与管文蔚接头。管文蔚与党失去联系已7 年半，党派队伍来找他，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感激万分。作为此次接头的‘见面礼”，还共同商定攻打新丰火车站，于7 月1 日深夜发起突袭，歼灭日军40 余人，首次协同作战告捷。

巩固丹北：

摆脱窘境

1938 年7 月上旬，陈毅在丹阳延陵附近约见管文蔚，交给管文蔚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7 月下旬陈毅派新四军1 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北，授予管文蔚部丹阳抗日游击纵队番号，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管文蔚为纵队司令。1938 年9 月，刘炎带领郭猛、张震东等20 多名军政骨干，再次到丹北帮助整编队伍，将丹阳抗日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郭猛任政治部主任，将原来的3 个大队扩编为4 个支队相当于团）。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便于向东向北发展，挺纵对外不用新四军番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重整部队

接着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1 支队又先后派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吉洛（姬鹏飞）、惠浴宇、刘文学等资深军政干部到挺纵工作，加强了党对挺纵的领导。1938 年10 月成立挺纵党委，陈时夫任书记、管文蔚任副书i 政经党中央批准1938 年8 月恢复了党籍）。经过整训建党和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挺纵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沉重一页：

新的历史

中共中央华东局有关成立江苏省的决定电是1952年9月9日发出的。其中关于党政领导人的任命如下：根据中央意图，确定将南京市、苏南、苏北合并为江苏省，所有原属江苏省范围之地区全部划归江苏省；并确定柯庆施为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为第二书记，肖望东、管文蔚为副书记；谭震林为省人民政府主席，柯、管为副主席。此一方案业经党中央批准（正副主席名单，因尚未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暂不公布和下达），望柯、江、管、肖等四同志即至南京开始筹备，争取在年内正式合并完毕。－－又是一页新的历史揭开了。

走马上任

管文蔚走马上任了！就如同1949年春天他以执政党人的身份走进无锡城一样，此时已身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他同样又兼任一系列其他职务－统战部部长、财经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治淮指挥部总指挥。他踌躇满志，他斗志昂扬，他准备着为建设一个高度发展的新江苏而大展宏图－－历史在等待着他，人民在等待着他；等待他去掀开新的一页，等待他去在这新的一页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页竟然是如此的沉重，沉重得让管文蔚从此改变了他后半生整整26年的命运！

那是195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朱竹雯同往常一样站在庭院的大门口目送着管文蔚去省委上班。所不同的是这天朱竹雯要到外地出差，车票已经买好，再过几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管文蔚的神情似乎与平时有些不同，他想说些什么，又始终没有说出来，迟疑不决的他终于在坐进那辆黑色轿车的一刹那一把握住了妻子的手：“你一定要等我回到家以后再走！”朱竹雯茫然地点了点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那天她猜来猜去，什么都猜到了，就是没有猜到自己的丈夫会一去不复返，直至七八个月之久！

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满头白发的朱竹雯一提起此事，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她说，刚开始的三个月时间管文蔚是音信全无，甚至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自己每天还得强打起精神去上班，但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却是泪流满面。于是她只能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先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再擦干眼泪回到自己的家中。

处分

学校开始放寒假了，省委的电话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朱竹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省委，她没有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却见到了一份由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不长，是中央对管文蔚的处分决定。当时不允许她抄录，据回忆，大致内容如下：“撤销管文蔚党内的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党龄自1938年重新入党算起；保留党籍、保留副省长职务、保留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三保留”了。“我要求看一看中央对管文蔚的审查结果！”朱竹雯看完电报后如同五雷轰顶，但是这一次她要比以前沉着多了，她控制着剧烈颤抖的身体，向接待她的同志提出了要求。“管文蔚是属于中央管的干部，他的结论省委无可奉告！”冷冰冰的脸，冷冰冰的回答。朱竹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懂得这是党的纪律。

管文蔚痛苦地摇了摇头：“我没有看到结论－－我也根本不想去看！”他的眼里含着泪水，那种屈辱，那种悲愤，是朱竹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相信我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弄清！－－即使今天弄不清，将来也一定会弄清！你要相信我，你更要支持我！”他紧紧抓住了妻子的手。朱竹雯拼命地点着头：“我会支持你的，我永远支持你！但是，我总觉得结论还是应该看一看为好。”

管文蔚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着实是“心死”了，最起码也是伤透心了！那是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阶段，很可能是为了预防不测吧，二十多年来一直守口如瓶的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女儿晓虹面前吐露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审干时，他们总是问我一些有关当年特务们的事情－－我猜想，他们肯定是从那些坏家伙那里调查我的情况！记住：如果哪天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

心死

看来，这就是当年令他“心死”的原因之一了－－他极其厌恶用这样的方法来审查一名共产党人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他还是对自己的妻子说出了另一番同样是发自肺腑的话：“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救国救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既然可以做到为了革命去牺牲性命，又谈何牺牲个人的名利呢！相信我一定会战胜痛苦，相信我一定会有信心和耐心等待着沉怨大白的一天！”

2001年的初秋，我在北京采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时，意外地发现了这样一份材料－－审干期间陈丕显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发言提纲，刘季平此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家中因此保存了这份文件，陈丕显的发言主要是检查自己的态度，但是就在谈到“管文蔚问题”时，这位当年与之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竟不自主地流露出了对他的同情。他说：“过去有好几个同志先后向我反映过，但我始终认为管文蔚曾向刘少奇同志和华中局写过保证书，并且也向我保证过，说他没有失节叛党行为。”陈丕显的“检讨”暂且不去管它，仅从他所说的这两个“保证”中岂不再次看到了管文蔚的坦然：他相信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他的这一“保证”来自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是永远不会亵渎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的！

忍辱负重

据管晓虹说，后来陈毅专门找管文蔚谈了话，要他“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而管新凯则说，陈毅还讲了这样的话：“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不受冤屈的人是没有的，受了冤屈要坦然，要大度，要做到问心无愧！我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后来在黄花塘不也曾‘身败名裂’吗？”－－看来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但它无疑地成为管文蔚“忍辱负重”二十六年的力量之一！他私下里曾多次对孩子们说过，他这一生中最敬仰的就是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而这些人中哪一个不是在受到冤屈后又为党的事业在“忍辱负重”？

其实，这时还有更多的“内幕”，管文蔚却直到去世也不知道。2001年的2月6日和2001年的2月22日，我分别采访了原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顾亭和原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康迪，他们二人都是当年陈毅来南京代表党中央宣布对管文蔚的处理意见时的见证人。那是在西康路33号大院中的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顾亭说他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而不去省委的办公大楼。康迪记得，在会议室的中间放了一张长条形的桌子，与会者围之而坐，主要都是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如江渭清、惠浴宇、陈光等等，另外还有公安厅与监委的代表，大约十几个人。陈毅是最后进来的，他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白纸，让到会的每个人依次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便顺着座位传递起来，最后传回他手里时，他看了看便放回到自己的那个大皮包里去了。

接受任务

顾亭说，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这个会，是因为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交给了他两个任务：一、负责审查期间管文蔚的安全；二、从“外部”调查管文蔚被捕后的有关情况。我问什么叫“外部”，他回答道：“我们公安厅掌握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而且当时也关押了一批曾经在国民党监狱中当过看守甚至监狱长的人。”我明白了管文蔚长期以来积存在心中的疑虑－－当时的审查，确实是通过敌人方面的交代与材料来进行的。

其实还有一点管文蔚同样不会知道，那是顾亭直至今天还能清晰地说出他当年在无锡、苏州、镇江、淮阴、南京。各个监狱中的英勇不屈的表现，“法庭上的审问记录我们都看过了，不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可以说他是大义凛然的；苏州反省院的院长刘云当时也在押，我们问过他，他说具体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却记得管兰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采访的那天细雨霏霏，由于跑错了路，我来到顾亭家中时天已完全黑了。但是他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回答我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应该说在管文蔚七年的囹圄生涯中，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叛变行为！”他最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你能否记得最终究竟查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问道。

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回答说：“主要是在《反省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提法有些问题的文章，再有就是他被大家选举为‘反省人自治会’的会长。”但是顾亭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主流－－从反省院释放出来之后，他并没有按照院方的规定到当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去报到，而是在自己的家乡组织起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来看，反省院毕竟有它特殊的环境和背景。”谈到管文蔚最终的结论，顾亭摇了摇头：“最后是党中央给他定的，我们都不清楚。当时我们公安厅的任务只管调查与整理材料。”

顾亭说的是实话，如果他能够亲眼看到在管文蔚结论上所罗列的那七条莫须有的“罪名”的话，他也会震悚与愕然的。我问：“那天你去参加西康路33号的会议，就是汇报调查的结果吗？”他点点头：“是的。可是我才打开卷宗，讲了几句，就被陈毅打断了。他说：‘不要再讲了。管文蔚是老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对他采取不当的措施，不仅在党内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就是在党外也会造成无以挽回的影响－－他们会说共产党是“过河拆桥”！’ 有关管文蔚的“很大贡献”，顾亭已记不清陈毅都说了些什么了，康迪则记得他是这样讲的：“当年我到江南来，首先找的就是管家兄弟。如果管文蔚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接着陈毅竖起了三个手指：“他的功劳有三点：第一，搞了一个不小的武装，全部交给了党；第二，在长江中搭起了一个‘桥’，使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迅速地北进。。。。。。”第三点康迪记不起来了，他抱歉地说：“‘文革’中，我的所以记录都被造反派抄走，至今没有下落。”后来我问过朱竹雯，她说第三点是“打开了苏北的局面” －－因为陈毅等人都是外省人，再加上全是“行伍”出身，因此在团结上层人士方面要靠管文蔚去打“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