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陽吉氏宗祠

吉氏和丹陽其他一些姓氏一樣，都是宋代“靖康之變”後從北方遷徙而來。丹陽吉氏先祖福一公，原籍山西汾州，南宋時兄弟三人（福一、福乾、福啟）避難來到江南，現在大部分吉氏都認此三人為江蘇吉氏始祖。吉氏世有道義，自明洪武間，吉貴和由糧長授邵武同知，偉人事略《江南通志》載，後如京山尹吉梁，太守、副使吉棠等皆各有建樹。

  

     丹陽吉氏宗祠位於小東門橋北，西河沿，靠近三板橋處，始建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雍正十二年（1734）改擴建，此已初具規模。後於乾隆十二年（1747）購隔壁許姓房舍基地一方，並於乾隆十七年（1752）重新修繕擴建，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完全竣工，並達到歷史的鼎盛時期。每逢春秋二祭，吉氏子孫彙聚於此，敬宗睦族。咸豐三年（1853）祠堂毀於“洪楊兵燹”之戰火，同治十年（1871）族議重修，同治十二年（1873）完工，但後修的吉氏宗祠已很難再現乾嘉之盛況。大清王朝的倒臺，軍閥割據，連年戰爭，以及一九三七年後日軍的全面侵華，都給這座宗祠帶來巨大的浩劫。不過吉氏族人還是在艱難困苦中經營著祠務，特別是吉懷保、吉證平、吉澄之兄弟及吉瑞祺、吉秋成等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一九四九年建國後，鑒於形勢與環境才逐漸停止了祭祀，並於一九五五年左右被拆除。現在其廢址上，建起了丹陽人民醫院急診大樓。

  

     在小東門橋西北，西河岸有土崗，祠堂坐西朝東，圍牆裏面有三進廳房（原有五進），這是主要建築物。兩邊各有兩排廂房，基本上作倉儲、廚房之用。門前豎着三根石質旗杆，北面一根，南面兩根。此旗杆非同小可，以條石鑿成，有方形和圓形之分，高約二至三米，石上再豎一面旗，石柱上雕刻盤龍、翔鳳、祥雲一類的吉祥圖案和其他裝飾物，貌似旗杆，故名“石旗杆”。旗杆四周刻有文字，如吉夢蘭的一根旗杆，右面刻的是“乾隆丁丑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江南鎮江府丹陽縣吉夢蘭”，左面刻的是“乾隆戊寅年季冬月閤族公立”，能豎上這種旗杆是家族的榮耀。諺云“金榜題名，旗杆夾石”。過去族中倘有人考取進士，除在祠堂大門或廳堂上高懸“進士及第”的匾額外，還要在祠堂或圍屋門前豎立石旗杆，以示榮耀和激勵後人讀書仕進。不論旗杆做的怎樣，目的都是為了光宗耀祖，激勵子孫後代成才立業，流芳後世。丹陽吉氏的三根旗杆實際是“翰林旗杆”，在“三翰林”吉夢熊、吉夢蘭、吉士瑛之前有明天順元年進士吉惠和正德九年進士吉棠，之後則有清嘉慶十年進士吉鍾穎，進士就沒有立旗杆。祠堂第一進廳房門頭上寫著“吉氏宗祠”四個大字，背面正上方則是一組“詩禮傳家”的磚雕，祠堂廳堂正中懸掛着“有詒堂”匾額一塊，這是清光緒時丹陽吉氏的堂號。此外，廳堂中還掛有“研經堂”、“拔貢”等牌匾，最後一進則是祖宗牌位擺放之所，中間的始祖牌位最大，接下來都是稍小的，一一按字輩順序排列。

  

     正廳的兩根柱子上刻有奉直大夫、湖北鶴峰州、四川中江州知州吉鍾穎撰書的一副頗有氣派的抱柱楹聯：“八代兩鄉賢，馨香俎豆；一門三太史，黼黻文章。”

  

     上聯的“兩鄉賢”是指明朝正德至嘉靖年間的南昌太守、福建按察使吉棠和清朝乾隆年間的順天府尹、通政使吉夢熊。吉棠因當官時愛護百姓特別是關心少數民族，廢除陋習等，故被列入鄉賢；吉夢熊則因為官正直，德術並舉等，也被列入鄉賢，自十世吉棠至十七世吉夢熊正好八代。明清時期，各縣在孔廟內設有鄉賢祠，邑中官高位顯且有功于百姓，品學德行為地方所推崇，死後由大吏提請禮部，並報皇帝批准後祀於其鄉，入鄉賢祠，陪孔子享受祭祀，尊稱為“鄉賢”，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禮。因此能成為鄉賢是一種極高的榮譽。

  

     下聯的“三太史”是指“三翰林”吉夢熊、吉夢蘭、吉士瑛。清乾隆至嘉慶年間，在丹陽吉氏一族中，竟欽點了三位翰林。“太史”是翰林的別稱，明清兩朝的進士須通過朝考方能入翰林院。朝考由皇帝主持，合格者由皇帝親筆勾定，稱“欽點翰林”。能夠考中進士的儒生必須先要在縣一級府試中考中秀才，然後再到省一級鄉試中考中舉人，最後有了舉人的頭銜才能到京城參加會試、殿試，考中者稱之為進士。進士已算得上是飽學之士，再被選入翰林院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一個家族中竟有三人連續被欽點為翰林，也是一件稀罕之事。據文史資料記載：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間，丹陽共有進士四十二人，但只有姜寶在1553年、眭石在1601年分別被嘉靖和萬曆皇帝欽點為翰林，除此之外並無他人。有清一代丹陽共出了四位翰林，其中吉氏一家就占了三位，另一位是光緒二十年的進士王英冕。在吉氏“三翰林”中，有兩人係“兄弟翰林”、兩人為“父子翰林”，“兄弟翰林”是吉夢熊、吉夢蘭兩兄弟，“父子翰林”是吉夢蘭、吉士瑛父子。兄弟、父子都是翰林，這在科舉時代確實難得，尤為榮耀。

  

     歷史上，華人各姓氏的望門大族都建有本姓氏家族祠堂，這是祭祀本族先祖的地方，同時又是宗族的象徵。然而這一切如果離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無法建造和存在的。除修建祠堂所花費的巨額銀兩外，為了維持宗族的經常性活動，如祭祀祖先，祭掃祖墳，修刻族譜，贍養本族窮苦鰥寡孤獨殘廢無告之族人，承擔本族子孫的教育等，又是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支出。丹陽吉氏為了修建和維護祠堂，還在丹陽導墅、河陽和丹徒寶堰、新豐等地購置義田千餘畝，收取租米作為祠堂收入，同時也接受族人的各項捐贈，以保證對祠堂進行有效管理。

  

清代江南一帶，由於商品經濟發展，謀取生計成為讀書人一個十分緊迫而現實的問題，一般在經濟緊絀的情況下，無力支援十幾二十年漫長的讀書生涯。更不要說有清一代從商成風，士人耐不住讀書的寂寞，棄儒從商漸成風氣。吉氏族中有識之士同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多次出現族人贈送銀兩資助讀書人。

     乾隆三十年（1765），十七世祖吉夢熊督學福建，將廉奉銀二百兩交予公祠，作為吉氏子孫求學、科考之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六世祖吉兆龍爰量己力，助錢七十千文，置產生息於公祠。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八世祖吉士璜官居四川中江知縣，又捐錢壹百千文交族祖掌理，添補考費，培養吉氏後進諸生。嘉慶十四年（1809），十八世祖吉繼鵬等謹遵其先父吉昌公（十七世祖）遺命，敬將製錢貳百千文交付當時祠堂管祀者。從上述事實中不難發現，吉氏為何能出這麼多進士、舉人、貢生和數以百計的秀才？這與其深厚的家學、崇文的風尚是分不開的。早在元末明初，吉氏四世祖邵武府同知吉貴和在家訓時就講到“為人以孝悌忠信為本，居業以詩書稼穡為先”。據初步統計，歷史上丹陽吉氏文人學者所撰寫的著作就達五十三部（套）之多，這還不包括民國之後的。

  

     舊時的祠堂不僅是宗族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擔負著修繕族譜，記載人物事件的責任。有的宗族經費有限，三十年一修的宗譜會請書肆代為刊印，但據留存於世的八修《雲陽吉氏家乘》首頁印有“丹陽有詒堂輯”，這說明丹陽吉氏宗譜都是在本祠堂內自行開雕、排版、校對、刊印的。宗譜內容之豐富，裝幀印刷之考究，一方面說明吉氏人才眾多，另一方面也能體現宗人的集體意識和凝聚力。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先人歷來重視祠堂的建築，這是一種“懷抱祖德”、“慎終追遠”，也是後代人“飲水思源”、“報本返始”的一種孝思表現。祠堂有多種用途，除了“崇宗祀祖”外，各房子孫平時有辦理“婚喪壽喜”等紅白大事時，便利用寬廣的祠堂以作為活動場所。另外，族親們有時為了商議族內的重要事務，也利用祠堂作為會聚場所。

  

     一九四九年後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動亂”，本已殘存的祠堂基本都被砸爛或在舊址上又另建了其他建築，另作它用。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於其中的家譜等皆被焚燒破壞，以至後世之人竟不知祠堂為何物、作何之用。歷史上的家族祠堂實際上代表一個小社會，祖堂是構成這個小社會的基本元素，曾有人將祠堂的地位和社稷相提並論。由此可見，祠堂地位在封建帝王時代是舉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