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县狄公祠

狄公祠位于距彭泽县城8公里黄岭乡姚家村西头。此处原为唐旧县街北门衙狱。据县志载，唐武后天授二年九月梁公狄仁杰拜地官侍郎，同凤各鸾间章平章事，明年，改长寿元年正月被来俊臣所诬贬为彭泽令。七月至县，值岁大旱，民罹饥谨，即抗疏乞免民租，虽皇上免租，但前任县令在县牢关押了三百多名无辜抗租农民，狄仁杰辩悉冤情后，在年末全部放回家中过年，约期返狱，到期仅二名死囚迟到，一为隔江大风所阻，二为老母去世，狄公以恩德及人，均免死罪，将全部罪犯开释，众囚感恩无所报答，每人怀土一兜曰：“以土谢恩，土生万物，狄公乃再生父母”，将土堆放狱侧遂成小丘，后人称为“纵囚墩”。后人在“纵囚墩”上建狄公祠。

看了不少狄仁杰的资料后，知道在对狄仁杰大唱赞歌的人群中，除了中国的儒家、佛家、道家，还有西方人的身影。西方人对狄仁杰的“崇拜”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差，不过他们是把狄仁杰视为中国的“智者”、东方的福尔摩斯，这皆缘于荷兰人高罗佩的英文系列小说《狄公案》对狄仁杰的诠释或戏说，黄种人且其貌不扬的狄仁杰“过客忽略，多不注目”，但狄仁杰却因荷兰人高罗佩的小说《狄公案》而名震欧美，迷醉了众多西方人士。

　　高罗佩写《狄公案》，其动因不过是这样一句话———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一年中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但没有一个喊冤上诉的。他断案如神，铲奸除恶，一时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大法官。荷兰人高罗佩根据这些史料，演义出轰动西方的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

　　《狄公案》发行1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甚至荷兰贝尔纳亲王也亲自翻译《狄公案》之《黄金案》，把其译为西班牙文出版。

　　狄仁杰在佛家的眼里，是个不近女色的圣人，但红尘里的狄仁杰总是“性事缠身”——生前，他与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同朝侍君，却力谏武则天远离这些面首；死后，他栖身薛怀义曾任住持的白马寺，乃至有今人猜测说狄墓本是薛墓，一时间忠骨淫骨难以澄清。而写小说《狄公案》的荷兰人高罗佩，却在写狄仁杰断案的时候无意间撞入性学研究领域，成了研究中国性学的开风气之先者。

　　高罗佩本是荷兰职业外交官。1943年，他来到重庆，曾与于右任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研究中国琴艺。高罗佩练习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具一格。在西方人眼中，高罗佩的书法无疑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沈尹默等中国书法家也是他的座上常客。高罗佩还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沉迷，使得高罗佩爱上了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水世芳。高罗佩与水世芳结了两次婚，一次按中国传统办事，一次是按西方的传统举行。而高罗佩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多年友情，则是从重庆婚礼宴席上开始的。

　　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公案》）。

　　此时，“福尔摩斯热”正在欧美激荡，高罗佩也希望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挖掘出中国人自己的大侦探。

　　开始，他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而后，又沿用主人公狄仁杰的名字，用英文创作了《铜钟案》。《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于是高罗佩又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在出版社的不断敦促下，他只能接着写下去。1952年，高罗佩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写中文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从1954年至1967年，高罗佩又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潮中案》、《漆屏风》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高罗佩关于狄仁杰的这些英文小说赫然组成了130万字的鸿篇巨制———英文《狄公案》。

　　英文《狄公案》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在欧洲风行一时。现在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10种文字，甚至包括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且数次被拍成电影。“ＪｕｄｇｅＤｅｅ”（狄法官）由此成为欧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一如西方的福尔摩斯。

　　1950年，《狄公案》之《迷宫案》要出日文版，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而高罗佩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中国传统，于是拒绝了。

　　但随后，高罗佩意外地发现性问题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于是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画，辑成《明代春宫彩印》（即《秘戏图考》），写成《中国古代房内考》。

　　如今中国性学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高罗佩开风气之先，是后来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

　　高罗佩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他认为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多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令中国人感动，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经常以“吾华”来称呼中国。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中宗时“举明经一科”出任汴州司法参军，继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大理丞、宁州刺史、工部侍郎、豫州刺史、侍御史等职，后被武则天重用，提为宰相。睿宗时追封梁国公。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狄仁杰任汴州判佐时，时任工部尚书的阎立本（就是那个贵为宰相但仍要跪着给唐太宗画《步辇图》的大画家，也因此，他伤心得不愿子孙后代再做他这样的画家）发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于是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并州都督府法曹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重大影响。

     狄仁杰的政治生涯，大部分是在武后专权和称帝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顺应潮流，注重革新，奖励农业，知人善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在唐朝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过积极贡献。但她为了巩固其大周统治，大兴告密之风，任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对有嫌疑和不喜欢的人多方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大臣和唐宗室被杀害者不计其数，往往也殃及平民，致使法制破坏，冤狱四起。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狄仁杰秉公执法，刚直不阿，随机应变，果断处事，确实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惊人胆魄和足智多谋。

　　唐中宗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地处西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川原兼有，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为了防御北方突厥贵族铁骑的南下，宁州在唐初一直是“屏蔽京畿”的军事要地。唐高祖武德年间，唐军与西秦军、突厥军在宁州境内多次交锋，战事频仍。因此，在狄仁杰到任之前，宁州的历任地方官吏都以强调军事为由而“调发烦重，伤破家产，剔屋卖田”加之“官吏侵渔，州县科役，督趣鞭笞”，真是“苛政猛于虎，杂捐多如毛”，致使宁州各族人民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狄仁杰到任后，严惩地方贪官污吏。后来，被宁州人民世代相传的狄梁公除母龙、斩孽种的神话，其实质就是对当时腐败朝政和贪官的一种暗喻，也是对狄仁杰正气凛然、为民除害的高度赞扬。狄仁杰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积极治理壅塞的河道，劝农植桑，使当地周兴以来形成的“好稼穑、植五谷”的风气再度兴起。他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抚和戎汉”，使杂居一起的各族百姓“相安无争”。因此，宁州各族人民都对狄仁杰十分爱戴。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诸地，所到之处“多所按劾”，而一入宁州境内，一路上父老无不颂扬刺史的德政。郭翰为之感动，到官邸后，谓僚属曰：“入其境其政可知，愿荐使君美于朝”，即命驾去，荐狄于朝。垂拱四年（688年）春季，狄仁杰“擢为冬官（工部）侍郎”。消息传来，宁州百姓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狄仁杰离任进京，州民依依不舍，失声痛泣。

     狄仁杰虽然离开宁州，但宁州人民世世代代怀念他。在他走后不久，州民就在城西庙嘴坪为他立了一块“狄公德政碑”。垂拱四年（688年）秋季，狄仁杰从朝廷转为豫州刺史，当时因越王贞在汝南称兵而败时，地方司刑官吏多方罗织“叛乱罪”，大兴囚狱，逼促行刑，弄得人人惶恐，民心骚动。狄仁杰看到这种情形，坐卧不宁，急忙密表上奏武则天，恳求“哀其诖误”，方才使六、七百名即将处死的“叛乱者”得以赦免，改为流放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流徒们感激的五体投地，“遂相携哭于州民所立狄公德政碑下。”押解和州衙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

     狄仁杰也被后来的历代官吏所尊崇，凡来宁州做官者，无一不去“狄梁公庙”前祭祀。宋范仲淹知庆州时亲自撰文，立“唐狄梁公之碑”。碑铭：“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严严乎克当其任者，唯梁公之伟欤。”范公对狄公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清顺治五年（1648年），知府赵鸣乔重修“狄梁公庙”，“凡一木一瓦皆出己购”。后世，还在宁州立有“狄公祠”，其“背据苍崖，面绕清溪，古桧寒松，郁然森列灵爽……”。狄公祠的“梁台雪霁”被誉为庆阳府八大胜景之一，骚人逸士无不题咏，象“日映冰消复旧象，乾坤旋转想怀英”，就是清知州姚宏烈的佳句。

　　武则天在她的私生活与接班人问题上能听狄仁杰的意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她与狄仁杰非同一般的“战略伙伴关系”。

　　狄仁杰逼着武则天撤除秽乱深宫的“控鹤监”后，还硬着脖子对武则天说：“臣过去请撤‘控鹤监’，不在虚名而在实际，今天‘控鹤监’的名虽已除去，但二张（指张昌宗、张易之，都是武则天的面首）仍在陛下左右……”对狄仁杰的指责，武则天没有大怒，反而拐弯抹角地加以解释：“我早已知道你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你。但这件事情你不宜过问，因为我宠幸二张，实际是为了保养身体。我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已竭，因而病魔时相缠绕，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剂，但效果不大。沈南璆（御医）说：‘血气之衰，非药石所能为力，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我原也以为这话虚妄，试行了一下，不久血气渐旺，精神渐充，这决不是骗你的，我有两个牙齿重新长出来就是证明。”不可一世的女皇武则天张大了嘴巴向狄仁杰逼来，但狄仁杰仍不屈不挠地说：“游养圣躬，也宜调节适度，恣情纵欲，适足贻害，希望陛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加添男宠了。”武则天和颜悦色地说：“你讲的是金玉良言，今后我一定会有所收敛的！”朝堂之上，君臣以这样的语言争论男宠的事，可说是千古少见的妙事，武则天能够如此，也足见她对狄仁杰倚重与信任。

　　武则天贵为皇帝，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却能以一种比较公平的态度来对待狄仁杰的意见，就不只是个“虚心”的问题了。关于选择接班人的问题，狄仁杰向武则天进言说：“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应把皇位与天下传给他的子孙。高宗皇帝把他的两个儿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准备把这个基业移给别人，这不合乎天意啊。况且姑侄关系与母子关系相比，哪个更亲？陛下立儿子做接班人，那么千秋万世后，您还能配食太庙，承继无穷。但臣从来没有听说过侄子当了皇帝后，会在太庙中祭祀姑妈的！”武则天于是决定立李家子嗣为太子，就这样，武则天和平地把她的大周演变为李家的大唐。

　　狄仁杰面折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并且阻止狄仁杰向她行跪拜之礼，说是“见公拜，朕也身痛”。武则天还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武则天罢朝三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恢复李唐王室，狄仁杰居首功，但这头等大事是离不开武则天的配合的。李唐王朝通过武周一代武则天、狄仁杰的铺陈，由“贞观之治”和平地进入“开元盛世”。尽管其间神都洛阳也有血风腥雨，但天下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唯留下骆宾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名句。

　　狄仁杰虽为处庙堂之高的巨儒名相，但佛家讲狄仁杰“全人名节，成就功业”的故事，道家说狄仁杰“望云思亲”的故事（北京白云观“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狄仁杰有一天出外巡视，途经太行山，就登上山顶向下看云，对他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就住在白云底下。”狄仁杰徘徊了很久，禁不住流出了思亲之泪。有诗赞曰：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流频；身居相国犹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

　　可以说，狄仁杰的性格是多层面的，丰富的。他认法律不认皇帝，敢于犯颜直谏；独具慧眼识英雄，知人善用，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一批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

　　对狄仁杰的总体评价，荷兰人高罗佩认为：狄仁杰不是我们熟悉的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的形象，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样子，他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妙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狄仁杰不摆出一副怨天尤人、唯我独醒的屈原做派，也没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海瑞架势。如果官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都如狄公一样五颜六色，不亦快哉！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英雄不可胜数，但治世英才却少得可怜，这也许正是狄仁杰历来备受史家赞誉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