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Bloor大街，毗邻皇后公园、多伦多大学、省议会，这一带是安省的人文、政治中心。博物馆1912年4月16日由安大略省政府创立，1914年3月19日正式开馆，馆藏文物包括恐龙、近东及非洲艺术品、东亚艺术品、欧洲历史、加拿大历史、文化等收藏品，达六百余万件。
东亚馆在一楼，由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及日本、朝鲜馆组成，核心部分是中国馆，日、韩在两边，三个馆实际是连成一片的。徐展堂是一个香港商人，1993年捐了100万加币给博物馆帮助整理中国文物，所以中国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以郑裕彤的名字命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走进博物馆大厅，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东亚馆里的一座巨大坟墓，像是给博物馆守门，坟墓的主人正是大明一代悍将祖大寿。祖大寿的墓原在北京丰台区铁匠营，1919年，一个叫克莱夫茨的加拿大皮货商来到这里，在当地农民和盗墓者协助下，将祖大寿墓及墓前的石雕壁、石供桌、文武翁仲、石骆驼等一起装运上船，在太平洋漂流多日后，才在博物馆给祖大寿找了一个新家。
平心而论，出身辽东军事世家的祖大寿在大凌河和锦州两次降清，均是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且降清后除了给外甥吴三桂写过一封劝降信外，没做过一件对明朝不利的事，不像进士出身的洪承畴在降清后那么卖力。从这一点看，祖大寿还是一个有操守的令人尊敬的军人，若按西方的伦理标准来考量祖大寿，则可以称得上一个忠诚的大明铁血将军。
说到祖大寿，便不能不说到他的上司袁崇焕。自从乾隆率一帮文人于敏中、纪晓岚、戴东原删改典籍编纂《四库全书》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就变得面目不清了。乾隆把袁崇焕扮作一个英雄和受害者加以表彰，反衬出崇祯的弱智和变态。事实上，了解明代政治特点的人都知道，自成（化）弘（治）后，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时期，明朝的皇权日渐衰落，内阁和地方督抚的权力越来越大。天启时期的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皇权与内阁的较量。到了崇祯时期，鉴于国事日非，崇祯为便于决策，想扩大皇权收缩内阁权，但总是遭到大臣们的反抗，或消极怠工，与内阁的较量贯穿了崇祯执政的全过程。直到明亡前夕，崇祯眼看社稷难保，想放一个太子到南都，以防不测。结果这个合理化建议在朝廷都通不过，一个从七品的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反对，说此举会动摇军心，结果崇祯只好作罢。
袁崇焕并非要降清，这不符合他的利益诉求。斩杀毛文龙，也并一定如计六奇《明季北略》和谈迁《国榷》中认定的是和满清私通的结果，主要原因还是毛文龙妨碍了他做辽东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只是袁崇焕万万没有料到，毛文龙一死对辽东战局影响那么大，失去后顾之忧的八旗军队几个月后就突破喜峰口围攻北京，而此时袁崇焕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还命令士兵暗箭伤害在勤王中出尽风头的满桂将军。袁崇焕的确考虑自己利益过头了，他完全视自己为大明、满清之外的第三方。在努尔哈赤死那年，袁崇焕就已经这么表现了，他一面向明政府吹嘘“宁远大捷”的战功，背后却派人到盛京吊唁努尔哈赤。处死袁崇焕并非崇祯个人独断，而是内阁和北京市民一致做出的裁决，兵部尚书梁廷栋请立斩袁崇焕，东林大佬温体仁五上疏速杀袁崇焕，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在北京市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凌迟袁崇焕。
关于明清政治特色的不同，清嘉（庆）道（光）时期桐城派文人、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在批评清代高度专制的部族政权《拟言风俗书》一文中讲得比较透彻：“清之兴，承明之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各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明朝皇权的衰落和内阁、地方督抚权力的空前扩大，既是明代工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心学”大盛后私欲膨胀的结果。毛文龙、袁崇焕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崇祯唯一的失误是把手握“尚方宝剑”的这两人放在一起，结果酿成了自相残杀的悲剧。
相形而言，曾经名震天下的关宁四将只有祖大寿是比较幸运的，他不但得以善终，墓葬在这异国他邦也保存得完好。忠毅勇猛的满桂、赵率教均在“已巳之变”战死于保卫北京的战役中，何可纲则在大凌河之役中宁死不降，死在了祖大寿刀下，这也可能是两人为诈降演的苦肉计，因为不久祖大寿就反叛了。至于他的外甥吴三桂，降清后如愿以偿地做了云南王，但好景不长，“三藩之乱”后被灭了九族。千古兴亡，笑看风云，拥有这么一座庞大坟茔的祖大寿将军，气势不减当年，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依然可以称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