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薛氏宗祠

薛氏宗祠位于福安廉村对岸的高岑村，又称薛（补阙）祠。高岑《薛氏宗谱》记：“补阙祠始建于唐光化二年（898年），历经盛衰，至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重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咸丰八年（1858年）重修。”祀唐补阙及历代祚。1990年重修，并添建了后厅。

     　薛祠占地面积720平方米，坐东向西。依次为戏台、祠厅、后厅。戏台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祠厅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穿斗式减柱造构，双坡顶，鹊尾脊。祠内有“东宫侍讲”、“太子太傅”竖匾，清道光壬辰年（1892年）“会魁”匾各1方，龙陛1 方。保存完好。200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高岑村，是薛令之的祖父从廉村迁居过来后形成的村庄。村民是薛氏后裔。入闽薛氏已发展到第41世。

     　高岑村和廉村，古代同属一个“乡里”，都属廉溪乡。薛陈两性世代联姻，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在这个村里，找不到繁华宅院的遗址。传说中的令之故居地更是普通的宅地。这是怎么加回事呢？

     　这就是要说说我们薛氏的“苜蓿家风”。

     　薛令之是太子老师，但他的生活十分清淡，常以“苜蓿”当菜吃。“苜蓿”，是西域传入的植物，开紫色小花。长安有“苜蓿园”，用来养马的。那时是“开元盛世”，长安是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风俗奢靡，达官贵人过得是灯红酒绿的日子。杜甫不是说“朱门酒肉臭”吗？还有白居易说的“长安居大不易”。因为消费太高了，大家花钱如流水。人生得意须尽欢，但薛令之却能清简寡欲，独守廉洁。

他辞职回家的时候，史书说是“徒步东归”。如果是“金满箱，银满箱”，千里万里怎么个“徒步东归”？那得要车装马载。“无官一身轻”，无财也一身轻，一路看山看水回家，薛令之就是这种人格，另类的作风。

     　这就是薛姓的“苜蓿家风”，清廉本色。古人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薛令之就有能吃苜蓿的硬功夫。他当然没有银子盖深宅大院。后来唐玄宗也听说令之家里实在清贫，下令资助他，薛令之只肯接受一点，其余退还衙门。

     　后来，苏东坡有一句诗：“羞对先生苜蓿盘”。苏轼受他的影响很深，做官勤政廉明，在杭州做官时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而过着清廉的生活。“苜蓿”成了熟语，许多诗人都用这个典故。过去，当老师的说自己的职业时，都说是“苜蓿生涯”。

薛氏宗祠有几块匾很值得高岑人自豪。

    　 一是祖先牌，从一世祖薛贺起到25世止。大约是26世的时候做的，那至少也是明代以前的文物了。

    　 二是大门上的“太子太傅”匾。令之的官职是“太子侍讲”，太傅是皇帝加封的。他还兼了个“左补阙”，是谏官。“太子侍讲”的职责是为太子讲经，四书五经之类，是要有才学的。

     　原来在享厅上还有一块的“东宫侍讲”匾。东宫像一个小朝廷，东宫官“皆用有德者为之”，没有品德才学，是不能在东宫任职的。尤其是侍讲、侍读。东宫侍讲的品阶虽然不高，但机遇、前程无限量。一旦太子登基当皇帝，往往任命老师担任要职。但是令之选择辞职回家，你说他是傻瓜还是聪明？是贪还是廉？

     　中央挂着“会魁”匾，光绪壬辰年就是1892年，百余年老匾。薛梦蛟在1892年“公车北上”，到北京会试中得“会魁”。就是“贡士”。清朝会试，乾隆后都在三月举行。四月十五日发榜。这时杏花盛开，所以称为“杏榜”。第一名叫“会元”，其余都称“贡士”，也就是“会魁”。梦蛟在殿试、朝考中成绩都在中上，钦点了“御前花翔侍卫”的官，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中央干部”了，而且常在光绪皇帝周围，当时是很荣耀的地位。

     　薛氏后代中，中进士的宋代居多。比如薛黼、薛曾、薛伟、薛召等等。许多人迁出去了。近的有本市的黄澜薛氏，甘棠薛氏。远的有迁到厦门的，比如当过龙溪县尉的薛沙，是闽南公认的厦门开发者。号为“南陈北薛”，“北薛”就是从高岑迁去的。金门也有薛氏聚居，前几年，曾组团专门到这里拜谒薛氏祖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