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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薛瑄家庙
庙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现存建筑有牌楼、正殿及东西廊房等。正殿塑有薛瑄像一尊，高2米，形象逼真、生动。
“红祠堂“是薛瑄出生地，位于村东，现仅存院落和门楼。
村西2华里处为薛瑄墓地，面积1.2万平方米，古柏幽森，气象肃穆。
“不辫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 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这是傅山先生给薛瑄家庙题写的楹联。夫子仙逝五百四十七年了，他留给后世的是耿直的性格、渊博的知识、精髓的作品、深遂的思想以及设教育人的功绩，而今躺在家乡的土地上，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在。 多少年来，拜谒先生的人络绎不绝……，都为龙门有这么一位先贤而称赞和骄傲！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原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属万荣县）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缔造者。
薛瑄出生于一个职业教育家庭。祖父薛仲义，“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里”。其父薛贞为明初的儒学教谕。薛瑄七岁《小学》、《四书》即能成诵，十三四岁《五经》、《四书》能通大义。在严格的儒学思想的教育下，他从小便立志要成为“大儒”、“伟士”。他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阅读圣贤之书，到十七八岁，“始厌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尽管他诗文造诣极深，但他认为“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因此他专精性命之学，这为他成为著名的理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它集中反映了薛瑄毕生矢志求道，专精性命的思想进程，是他作为著名理学大师的最重要学术成就。
明代号称以理学开国，尊朱学为一家独尊，在明初思想界占了绝对统治。但由于朱学本身存在有矛盾，因而有不少分门别派对此发挥、评判。土木之变之后，明朝国运颓败。明朝正直的忧国学者将此归结为“人心不正”，理论分化。因而薛瑄从维护朱熹理学的正统地位出发，从克服朱学弊端入手，发扬理学。他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但他同时受儒学影响深刻，他对理学的根本思想依然牢牢恪守，特别是在心性天人问题上，从而成为替封建制度作辩护的思想工具。薛瑄除了创立自己的学说外，还教书从教，并创建了河东学派，从而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的两大主要流派。
河东学派主要是薛瑄在前后约二十年的长期从教生涯中，按照他自己的教育理论，特别是他毕生倡导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培养造就的一大批学者。初时，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位，但在思想界，他门生遍及四方，他的思想经由门生弟子们流传，使得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了广泛的崇奉和信仰。并且，关学（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的一大批学者都学于薛瑄，尤其是以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为代表的学者。他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他成为河东之学和关中之学的中介，从而使得关学中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
此外，薛瑄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六十九岁致仕还乡，其间曾几经起落。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后，一直忙于料理祖父母及父亲丧事。直至宣德三年（1428），他才以广东道监察御史的身份步入仕途。宣德十年（1435），改任云南道监察御史。正统元年（1436），升佥事提督山东学政。正统六年（1441）升大理寺左少卿。但因忤逆宦官王振，被销职回家。正统十四年（1449）召为大理寺右丞。景泰元年（1450）奉敕如四川云南督饷。景泰二年（1451）又任大理寺右丞，寻迁南京大理寺卿。景泰四年（1453）调北京大理寺卿。景泰六年（1455），进阶通议大夫。天顺元年（1457），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寻迁左侍郎。不久，因不满石亨、曹吉祥乱政并于谦被害，愤而辞职。从此，他在家乡河津老城办了“文清书院”，以教授学生为业。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并坦然正直，光明俊伟，坚决同邪恶势力作殊死抗争，成为时受人称道的直臣。总之，薛瑄平生“兢兢检点言行”，毕生读书、著述，倡导实学理论和学风，其思想和著作受到当时和后世进步学者的崇高赞誉。其创立的河东之学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薛瑄哲学以朱熹为宗，但对朱熹思想有所修正和发展。他否定了理在气先,理在气上的观点，在《读书录》中，他提出“遍满天下皆气之充塞而理寓其中”，“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总之，“不可脱去气而言理”。他认为理是万事万物自然之脉络条理，不离气而独立存在。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所谓太极之理先于阴阳而生阴阳。但他接受了朱熹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的说法，认为“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承认太极之理可以再造天地。薛瑄从他的理气观出发，批判了佛教以一身“擅造化之柄”的理论；批判了陆九渊只主静坐反对向外求知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未有不流于禅者。他发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重视耳目感官的认识作用，认为“耳目口鼻专一事而心则无不通”，肯定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联系，又认为后者高于前者。他的格物方法，虽以读书为主，但也重视考察天地万物。在知行问题上，主张二者“兼尽”，强调道德践履的作用。他接受了“理具于心”和“性即理”的观点,承认物我内外同是一理,同是一性，认为人只要能知性、复性，就不会拘于形体之小、蔽于物欲之私，而与天地同其广大。
薛瑄出生还有些神异事迹发生，《明史》上记述“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明儒学案》说得更加详细一些，“母梦紫衣人入谒而生，肤理如水晶，五脏皆见，家人怪之。祖闻其啼声，曰：非常儿也。” 其时，薛瑄的父亲——薛贞为教谕一职。《历代职官沿革史》提到：“明代儒学，府设教授1人（从九品），训导4人。州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设教谕1人，训导2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协助其工作。”换算折合成现代的观念，教谕大抵是现在县教委主任的职位吧。薛贞改任荥阳教谕时，十二岁的薛瑄随行。薛瑄天资聪颖，“幼书史过目成诵”，还擅长诗赋。但诗词歌赋在当时只是学问的旁门左道，其父薛贞“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于是“乃并礼为瑄师”。薛瑄也很争气，“（跟随魏、范）讲习濂、洛诸书，歎曰：此问学正路也”。遂“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 薛贞改任鄢陵后，薛瑄“补鄢陵学生”，崭露头角，“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明朝最重进士出身，非进士不能入内阁。薛瑄顺利的考取进士，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德初，薛瑄授“监察御史”一职，为正七品官。（明代设立都察院，官员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都御史为台长，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关于监察御史的职责和权力，《明史·职官志》提到：“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监察御史在明代任务相当繁重，责任也很重大，所以相应的选授和督察极为严格。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以后，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明会要·职官五》引《三编》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至，问其出身，皆由进士及监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黜秉等为序班。诏：“自今勿复用吏。”明年冬，申谕吏部，著为令。
薛瑄早期所历之仁宣两朝，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仁治之朝，上有宽厚仁慈的君主，下有干练廉洁的臣子，善政无非是“作养循良，与民休息”，遂成就明代极盛之时。
成祖当国，五征漠北，固然耀武扬威，却也因为大肆用兵而辛苦百姓，若继位的是秦二世，明帝国不定就此灭亡。幸得随之而来的仁宣之治，才使得成祖有类似于汉武帝般的辉煌之名。宣德年间，正是三杨当国。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皆可称当世良相。尤其以杨士奇为国所倚重，史称其“公正持大体，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名臣于谦、周忱、况钟都是杨士奇所推荐的，薛瑄既然以人品学术著称，“三杨”便欲一见，也有提携之意。薛瑄并没有借此机会攀龙附凤，而是委婉的谢绝了，其辞曰：“职司弹事，岂敢私谒公卿？”表示自己是负责弹劾督察的职务，不合适私底下拜见你们。“三杨”当世名流，绝非心胸狭窄之辈，遭到拒绝不但不生气，反而对薛瑄更加看重。后薛瑄出监湖广银场，又任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
到正统朝，朝政渐渐为之改变。正统初期，三杨是累朝元老，太皇太后也是以贤著称，太监王振虽能影响英宗，却还有所顾忌。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杨荣早卒，杨浦老病，杨士奇隐退，新的内阁成员没有三杨那样的资历，也没有世之权臣的能力，于是让王振渐渐坐大。王振是明代太监第一胆大妄为之人，其权势滔天，不下于后来之刘瑾、魏忠贤。也先入寇，王振执意要英宗御驾亲征，闻敌势大又惧而班师，行至半路，王振怂恿英宗到自己故乡炫耀，后来想想又不妥，担心士兵踩坏了家乡的庄稼，又把大军调遣开来。大军东奔西跑，如同儿戏。瓦剌军岂会放过如此良机，在土木堡开始了围歼战，明朝大军全面溃退，英宗被擒，是为明代之奇耻大辱。
可笑的是，王振自己也于此役死在溃军之中。战败的消息传来，“百官恸哭，都御史陈镒等廷奏振罪，给事中王竑等立击杀马顺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脔王山（振从子）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王振一族也因此销声匿迹了。瓦剌军继续进犯北京城，群臣议论纷纷打算弃城逃跑，幸得于谦挺身而出，力主抗敌，才化解了北京城危机。
讽刺的是，英宗复辟后，又念及王振的忠心耿耿来，“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王振在初得势的时候，问当国之三杨曰：“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是想提拔自己的同乡，以丰满羽翼。三杨其时虽受制于王振，但心知肚明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虽是王振同乡，却正直不阿的薛瑄，薛瑄于是调任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正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三法司”会审。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从此，薛瑄开始了自己的京卿之路。
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卓越和品行出众被提拔，而是因为和王振同乡关系才受到关注。人生的命运还真是微妙而不可捉摸啊。薛瑄出任大理寺高官后，杨士奇反而要薛瑄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断然拒绝了。其后，京卿“议事东阁”，王振来到东阁，朝中公卿们皆“趋拜”，薛瑄“独屹立”不动，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反而首先作揖，薛瑄神色淡淡，“亦无加礼”，王振是个小人，于君子的傲然高洁品质格格不入，怀恨之心。事有凑巧，薛瑄正好因为一件小事更加得罪了王振。“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 然而，作为平反审案负责的大理寺官员薛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 这一下子新仇旧恨算在了一起，王振想要对付薛瑄，就像拈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马上，“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 才风光无限的荣升京卿不久，就因为主持公正乃至下狱当死，古人所云之“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附”，薛夫子想必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了吧。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人面临死亡，总难免惊惶失措，尤其是面临不公正的死亡判决，常人很难平心静气的坦然接受。薛夫子却为常人所不能为，狱中仍坦然读书。大概薛夫子在审判王振从子之冤案，却仍坚持原则、一而再，再而三的“三却之”时候，就已经有过舍生取义的觉悟了吧。
人生往往充满了戏剧性，意想不到的变化总是在没有任何期望的时候发生了。就在薛夫子快要临刑的时候，王振家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薛夫子的命运。《明儒学案》详细的记载了其经过。“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 因为某位死了夫君的妾为了再嫁而诬告妻的冤案，薛夫子面临了死亡的考验，又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乡人，薛夫子逃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命运和天意啊，真是深不可测。若不是薛夫子的正直，岂会有此大祸临头？然而，若不是薛夫子正直，又岂会有此死里逃生呢？
生前荣华富贵固然为时人所向往追求，但后世评价却只会考虑做人的原则。无人羡慕水中月镜中花的梦幻泡影。如王振及其党羽之流，自然不值一提，虽然嚣张一时，不免惨遭屠戮，还要背上身后骂名。但如于谦这般贤良忠臣，明明于国有功，依然是凄凉下场，让后人心寒，死后赢得美名盛誉又有何用？人生的选择，无论好坏，不管利国还是害民，和最终个人的命运并不见得有太大关系。奸臣安享晚年，忠臣死不瞑目的事情绝不少见。为了最后的结果做出人生的选择，只会迷失其中。倒是如薛夫子般，既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坦然接受未来的命运，无视权势诱惑，无论生死威胁，无惧无悔，或许更加洒脱一些吧。
勉强保全性命，退隐回家的薛瑄似乎仕途从此断绝，但谁又能知道老天的安排呢？不久薛瑄又交上了好运。土木一役，英宗被擒，代宗继位。薛瑄得荐再次起用，并多立功绩。“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 按理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薛瑄经历生死之跨越，应该有所反省，不该过分固执己见。然而，薛夫子却强硬一如壮年时期。“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代宗时期的阁老王文，正是当年在王振授意下以都御史身份弹劾薛瑄的王文，两人再次相逢，又起争执。王文虽然很不高兴，却也没有推翻薛瑄的异议，更没有再次加害薛夫子。“此老倔强犹昔”的抱怨，愤怒之情虽溢于言表，但钦佩之心也同样油然而生，无可奈何的听取了薛夫子的一件。
能够令自己曾经的敌人、现在上司不由自主的产生敬重之意，薛夫子确实有过人之处吧。《明儒学案》记载：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饯於江上，先生独不往。英至京言於众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没有多久，明代时局再次动荡，薛瑄的仕途生涯也到了自己这辈子的最高峰。英宗复辟后，拜（薛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正式成为了明帝国的内阁一员。（英宗复辟是明代中期一件大事。英宗被瓦剌军擒走，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更不可将明帝国操纵于也先之手，于是群臣推举代宗，英宗遂为太上皇。后来也先送回英宗，代宗无心归还地位。景泰八年，景帝有疾，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兴起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随即以“欲迎外藩入继大统”的罪名斩了代宗时期之重臣于谦、王文等人。）只不过薛瑄这次入明帝国内阁，虽获殊荣，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所面临的内阁第一件大事，就是处决于谦和王文。于谦保卫北京城、辅佐景帝，其功在社稷，世人有目共睹。而英宗复辟，皇位要获得合法性，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要受到提拔，必然拿于谦开刀，此人之常情，在所难免。薛瑄若是仗义执言，非但无济于事，反而连累自身，若是不发一言，则于名节有亏。可谓身处两难之地。《明儒学案》是这样介绍这段经历的：于忠肃、王宫保（于谦、王文）就刑，（薛瑄）先生谓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孙。”石亨奋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阁臣入议，先生言：“陛下复登宝位，天也。今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无言，诏减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 （这里提一句，当年力主诛杀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先后因叛乱被杀，杀人者恒为他人所杀，也算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于谦受刑，薛瑄通过努力使其“诏减一等”。后人批评其“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虽然过苛，却不无道理。崔后渠评价曰：“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这是批评薛夫子既然不能救于谦，就应该主动辞职，才算光明磊落之行为。
平心而论，夺门之变时，薛夫子不在京中，归来时大局已定，皇室家事，不宜多言。于谦这件事情，想必薛夫子心中不以为然，所以有“此事人所共知”之论，但是朝堂之上辨言不力，仅仅要求减刑一等，未免有年老而有所畏惧之嫌。虽然薛夫子的立场在当时已然十分难得，但以薛夫子的道德学问，是应该接受后人之批评的。人无完人，薛瑄也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做的任何事情不可能尽善尽美，以己度人，薛夫子固然有自己的立场，何况身在朝廷如此凶险的斗争漩涡当中，不得不小心谨慎。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另有资料表示，薛瑄在内阁时曾言：“天子新复辟，不宜诛戮以伤天地和气”。而减刑一等的结果，是英宗听了薛夫子的话，改极刑为斩刑。这样看来，薛夫子的本意是救于谦的性命，而减刑出自帝意，非薛瑄之意。则薛夫子是尽到自己本分了的。《名山文约》的记载和《明史》有异，不可忽视。
《明史》记载了薛瑄的最后生涯：一日，召对便殿，上衣冠未肃，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恶石亨专，徐天全、李文达、许道中退朝，谓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谓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讥漏言，祸从此始矣。”未几诸公皆下诏狱。上以先生学行老成，甚重之。 一日，奏对误称学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时，遂乞致仕。临行，岳季方请教，先生曰：“英气太露，最害事。”后季方败，忆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薛瑄居家八年在河津办了文清书院，从学者甚众。
天顺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家乡病卒，年七十有六。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张九功请从薛瑄神位于文庙，诏祀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