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浔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陶侃在两晋之际的显赫事绩向为读史者所熟知，陶氏也因之成为浔阳名族。陶氏出身南方土著，按照一般惯例，理应比侨寓士族更具生命力，但征诸史传，陶氏后人正史入传者，却仅有《晋书》和《宋书》的《隐逸传》中所载陶淡与陶潜二人。陶氏从初起时的军功显赫，至晋宋之际竟以隐逸人物闻名，这一现象不得不引发思考。

一、从陶称之诛说起

     在浔阳陶氏转变的过程中，陶称之诛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去世，庾亮接掌西藩。咸康五年(339年)，庾亮诛陶称。陶称死因，据庾亮上疏所云为“擅摄五郡”，“藏匿府兵”，等等，定为谋反之罪。但除去庚疏所云，史籍中末见有陶称谋反记载。而且，当时传闻似颇同情陶氏。且陶侃生前善于营聚，“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如此财势，加之诸子拥兵，自然要为庾亮所忌。

     陶称“性勇不伦”，终为庾亮所诛。他的死也标志着陶氏势力从荆州的退出，浔阳陶氏的历史面临着一种变化。

二、由军功走向士人化：陶范的努力

     《颜氏家训》卷五《诫兵》篇中，历数颜氏祖先得失，对子孙谆谆教导勿以兵戎为业。这是颜氏家族保身立命的处世方法，其是非不拟多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陶氏自陶称死后，似乎也慢慢走上了这样一条“诫兵”之路。

     陶侃子侄之中，有武干的几人，如臻、舆、瞻、夏等，在陶侃去世前后，大多都已亡故。所以陶称之死，基本上意味着陶氏军功生涯的结束。此后，陶氏仍在活动的几人，大多都已转向文职。以陶称之诛作为标志，浔阳陶氏慢慢出现了士人化的倾向。下面以陶范为例试做考察。

     据《晋书·陶侃传附子范传》：陶侃诸子之中，“范最知名，太元(376—396年)初，为光禄勋”。陶范的历官和交往，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士人化倾向。陶范同辈亲友，可检者有孟嘉。嘉以文学著称，为一时名士。孟嘉之女即陶潜之母，孟陶两代姻亲，文化方面的亲融应是很自然的事。陶范和庐山僧团还曾有过交往，在任光禄勋之前，先建庐山西林寺，后又延揽高僧入寺。西林寺之建，正是庐山佛教兴盛的滥觞。

     陶范与佛教界的交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界的交往蔚然成风。陶范与佛教高僧的交往，与其士人化的倾向是一致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陶氏后人进入东晋主流社会的渴望。可是即使士入化如陶范者，却仍为侨姓土族所排斥。

     细绎史籍，感觉陶氏之衰落，似亦有其自身原因。陶氏或出鄙阳宗部。侃父丹，早卒。母新涂湛氏，湛氏后世被列入豫章大姓，但六朝时并无人物可言。侃“早孤贫”，史载其仅有一兄，家族本不强盛。陶侃以军功起家以后，活动地域主要在荆湘一带，诸子亦纷纷出仕，很少再见到他们与浔阳地方的联系。按照中古士族的特点，地方豪族的中央化固然是大的趋势，但中央化程度越高，越脱离地方宗族，衰败也就越快。陶氏过早地脱离了地方，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其骤兴骤衰的原因之一。

三、晋宋之际浔阳陶氏的“仕”与“隐”

     陶氏自陶侃孙辈以后，似乎又有一种隐逸的倾向。

     陶侃孙辈以后见于史者，除去陶潜一支，大都附见于《陶侃传》。其中除陶延寿外，均无事迹可考。而被列入史传者，则仅有陶淡和陶潜。《晋书》卷九四《陶淡传》略云：“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干金，懂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陶淡的行迹，与两晋之际陶氏以武功见长的门风截然相反。

     陶潜亦然。潜父、祖均不著于史，陶潜《命子》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具兹愠喜。”可以推知他的父祖均是恬淡安静的人。潜以隐逸之风与田园诗歌之美著称于文学史，但在当时，却并不为人所重，《文心雕龙》片言未及，钟嵘《诗品》之中，陶诗也仅入中品。他当时更多的是以隐逸闻名，与刘遗民、周续之号称“浔阳三隐”。

     陶淡、陶潜等陶氏后人的这种隐逸出世思想，大违陶侃早年的训诫，《陶侃传》：“(侃)常语入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两者之间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与上节所谈到的陶范与陶侃在佛教方面的差别如出一辙。这显示出陶氏本身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在东晋士族崇尚“老庄浮华”的社会环境中，陶氏自身所受到的一种同化。

     这还只是事情的表面。关于陶潜的归隐，学界早就有不满足于“希企隐逸之风”的看法，认为尚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东晋政治，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孙吴以来，江南政治中心一直在三吴，形成以三吴豪族为核心的统治层，其他地域的人物则多被排拒在外。东晋一朝大致仍然如此，只不过统治核心为北来侨人高门所把持。桓玄能够代晋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指出与桓玄北来高门的身份有关。在东晋末年高门士族走向没落的趋势中，桓玄成为他们继续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希望所在。我赞成此说，不过还想再说明一点，桓氏在荆楚数十年的经营，使其所具有的荆江地域色彩，也应是他获得短暂成功的原因之—。

     荆、江豪族在桓玄败后，纷纷倒向刘裕。但是他们在刘宋新朝，并未因建有军功而使地位改善。这种北府集团排抑其他阶层的政治现实，才是陶潜辞官归隐的真正原因。他大概也意识到，以自己江州土著的身份，很难有机会在新朝获得大的发展。

     陶潜本想乘晋宋之际的政治动乱而有所作为，在这种现实下，他愤而退隐了。退隐之后，他又非常失落，《命子》诗使我们感觉到他在怀念祖先勋业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怅惘与怨恨。同样的情绪，我们在读他的《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以及其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如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感叹道：“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由于功名不就，他在田园诗歌的恬静里，也每每表现出一种自责式的苦闷，《杂诗十二首》其一从“猛志逸四海”到“未知止泊处”，这恰好体现了浔阳陶氏文化心理的变迁。

     然而，陶氏的这种变迁，意义又不仅如此。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曾经特别提出“侨旧体制”作为理解东晋南朝史的关键。其观点我以为值得重视。而本文所说的浔阳陶氏就恰好处在“侨旧”问题的中心点上。以往对南方士族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吴。本文特别标举浔阳陶氏，就是想说明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寒门士族的命运。观察陶氏在东晋百年间由武入文，由军功到隐逸的历程，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这个方面讲，陶氏家族的变迁，也就具有了超出其自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