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氏历史播迁

从西晋帅昺公至宋初逢原公，历二十世，人口稀少，旧唐昌谱载，一至二十世共计人丁仅一百五十人。且都是入仕为官者，没有一个是平民百姓。居点基本固定在汉置之平原郡（详地不明）。这些当官列祖，虽然为官在外，非常注重叶落归根。以万成公为例，他为唐初池、庐、滁、杨四郡兵马大元帅，谥开国公，曾住濠州（今安徽凤阳东），但与他相隔十世后裔宋正甫公，仍生于平原，由平原郡因职徙居豫章（江西南昌市），秩满携父定居分宁（江西省修水县黄沙镇）。到明朝时期，帅姓人口激增，大约有一万六千人，在全国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北、浙江、安徽、陕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地。江西是帅姓第一大省集中了全国帅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

一、搬迁的原因

帅姓人口的播迁，是以平原郡为中心向外幅射播迁的。播迁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1.因官而迁。首见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任豫章教授的逢原公长子正甫公。他从山东平原迁往南昌，后定居江西修水县成为后裔枝叶繁茂的江西二世祖。其次是正甫公大弟平甫公，二十五岁为官河北，而遂家，虽千年来未与联系，深信其后裔大有人在。到了明、清那就枚不胜举，突出的有江西临川始祖应明公，安徽巢湖始祖端军公，甘肃庆阳之一德公，他们都是因官迁徙而任满定居的，因而成为当地帅姓始祖。

2.因人多而迁。正甫公生五子：鑑、敬、能、让、镃。五人成人后，因修水黄沙镇李村属山区，山多田少，人多难以拓宽发展。故长子鑑首徙江西铜鼓县之排埠镇，成为铜鼓县帅姓始祖；次子敬留守庄田；三子能徙居修水水车；四子让初徙江西靖安县桃源，后其长子珪徙居江西安义县之皎原，次子壁迁至江西奉新县锁石，成为该县的立宗之祖。这种因人多而迁的现象并非局限上例，随着人丁的增加，一县祖下分房，分庄，分村成为正常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人挤屋，人挤田”，它是人丁繁茂的最好标志。

3.以移民面迁。这是一个人口迁徙量最大，范围最广，涉及整个社会诸姓的重要原因。它始于明初，延续至清朝，是历史时间最长的官方播迁举措。南方的突出代表地是江西的鄱阳瓦屑坝；泰和县的鹅掌大丘；北方的突出代表地是山西洪洞的大槐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口头禅，就是在这大移民浪潮中产生的。为什么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帅姓都是江西籍；天津蓟县、陕西扶风县、山东诸城、安丘县帅姓是山西籍，就是移民而迁的原因，给他们营造了新居点，当时的搬迁祖，也就成了该县的起始祖。

4.因商而迁。经商迁徙而定居繁昌的突出例子是江苏江都市、泰州市始祖道远公，他是陕西省大荔县人（旧称同州府）生子森魁。元朝末年，到苏州经商，见其风景秀丽，即定居下来，元末明初张士诚、朱元璋大战，为避战祸迁往江都、泰州，至今繁衍子孙约八千人。还有湖南新晃的楚卿公，贵州安顺的朝益、朝贵公，他们都是经商落籍，成为一方望族之祖。

5.避难而迁。难者，多种也。有国难、兵难、灾难、仇难等等。国难者，指触犯皇威，犯杀头之罪，为避子孙犯诛连之过，逃难而迁；传说，江西敬公下珣支希仙、希升公后裔於明朝代宗景泰年间，因避祸难，其子孙从顺天府分四支分徙江西都昌、四川綦江、贵州（亦说湖广）、四川乐山。避元末明初朱元璋、陈友谅大战之兵难有时住江西鄱阳湖畔的定同公，徙居安徽望江。避灾，逃难的有广西永福县帅氏，（清乾隆年间，一位婆婆带三个儿子到永福逃难，而落籍永福县）。避仇难的有江西安义县克铭公，其伯父仕美，父仕华，元朝末年勇御红巾军，奏受千户，复调江州，家门遂遭红巾军焚毁，因改姓为王，以避一时之难。克铭公於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王单籍应选贤良方正科,授四川重庆府荣昌县令，复升直隶松江府太守。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方具表奏复姓帅。除此以外，还有入赘，顶继而迁。在近代和现代还有因学业，事业，务工而迁，原因种种，致使帅氏后裔不仅分布全国各地，而且还徙居海外。

二、大移民的历史原因及背景

为什么明洪武永乐年间，组织一次次大规模移民运动呢？这是有其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统治阶级贪官腐化和残酷掠夺。蒙古入主中原后，以掠夺人口为特色的奴隶主们渐渐变成了兼并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兼并的工具，主要依靠马鞭和利剑。甚至不用契约的形式，而是骑马一跑，圈进的土地就尽其所有了。贵州伯颜得到的土地多达二百万亩。可是他比皇后家庭弘吉刺氏就大为逊色，弘吉刺氏有多少土地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北起河北省的长城脚下，南到福建省的武夷山麓，逶迤数千里，比比皆是。在河南省，甚至黄河沿岸的大片滩涂地，也尽为势家所占，致使黄河水流不畅时常泛滥。元朝的赋敛是苛酷的，但仍难以支应朝廷无度的挥霍。他们为弥补财政赤字，就以滥发纸钞对农民进行变相掠夺。纸钞的面值越发越大，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小。忽必烈称帝那年发行的纸钞，五十年后，千文只抵初时四十文，即物价上涨了二十五倍。元时高利贷，很是活跃，有所谓“羊羔息”年利息百分之百。依此计，若借贷白银一锭，十年后当归本息银一千零二十四锭。

元朝的百姓就这样在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痛苦的呻吟着。一遇荒年饥岁，则只有背井离乡，枯骨遗路，村舍为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女子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这首歌谣的作者就是当时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诗的题目为《哀流民操》。元朝办理赊灾的长官竟然也发出如此哀叹，可见当时黎民百姓生活的悲惨了。

其次，民族压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存在的。可是，像元朝民族压迫之残酷，却是少见。蒙古君主为维持其统治，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是第一等，最受优待；色目人是第二等，仅次于前者，也是统治阶级依靠的阶层（色目人指西域各部族，国家的人、名称繁多、姓氏复杂、有“各色各目”故称之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而以南人尤甚。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南人则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汉人不得染指。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而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打死蒙古人，判处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出征了事。蒙古统治者怕汉人、南人造反，各地都派驻了蒙古兵，一县之境，少则几千，多达二三万。蒙古统治者仍不能安寝，又能衽甲长制。据说，官府责令汉人、南人，十户为一甲，一甲养一蒙古兵。蒙古兵也就成了这十户人家的老爷。他们要吃香喝辣，还要童男侍候，少女陪枕，专横跋扈，无恶不作。百姓人人侧目，怨气冲天。蒙古人为防不测，就下令禁止百姓私藏兵器，将铁器都收了。可菜刀不能收，就规定几户只能合用一把。这样，蒙古人仍感不安，又曾在南方等地一度明令百姓不准围猪，不准集会、不准集众说书唱戏，甚至夜间不准在街上行走，家家户户晚上不许点灯……。然而防不甚防，百姓还是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起来造反了。从十四世纪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人们在蒙军监视下难以联络，就利用中秋节的时候，给各家各户分送去月饼。各户的月饼打开后，都发现有一纸条，上边有条命令：除夕之夜，讴烟为号，尽杀鞑虏（对蒙古兵的贬称）。到了年底，除夕那天下午，家家户户扫稻场，堆垃圾讴烟，晚上一起行动杀尽鞑虏。这故事叫“八月十五送月饼，除夕之夜杀鞑子”。

第三，在元朝有一地位最为卑下，命运最为悲惨的阶级叫做“驱口”。驱口，原是战俘或被掠人口，有的被分为官府作坊当工奴，有的赐给将士作奴仆，身同牛马，位近奴隶。元法规定：私杀牛马一头，权责一百；杀死一驱口，权责一百七十。驱口不同于百姓，编入另籍，世代永为驱口。主人可以将驱口作为财物转让或买卖。大都城内与牛、马、羊市相并的就有人市，即买卖驱口的市场。元朝后期，色目人也都有因贫困被卖为驱口的，甚至被卖到海外去当奴隶。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朝政府为赎回沦为驱口的蒙古族子女，特成立了机构叫守仁卫，一次赎回的就有三千人。元朝末期，因饥馑与灾荒，阶级矛盾白热化了，然而却以民族斗争的形式爆发了。浙江温州、台州的起义农民树起了反元大旗，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农民的义旗插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声势最大的是红巾军。他们的北伐军，一度逼近元大都，皇帝与大臣都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元朝的统治从根本动摇了。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的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起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之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三千之众，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军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传、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漓州；彭莹、邹普用地、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城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三、朱元璋的治国方略

朱元璋是元末反元战争中唯一的胜利者。对他来说，这个胜利固然来之不易，而要巩固这个胜利，则还要加倍努力，进行更艰苦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这也是当时形势的根本要求。

从元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十一月浙东方国珍海上起兵反元开始，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建国大明为止。二十年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一方面是各地军阀拥兵割地，并争天下；另一方面，是各地军阀与元朝之间的战争。朱元璋称帝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进行了多年的南征北战，于是人们不得不为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许多地方不仅生产荒废，而且人民大量死亡。从浙江到西广，从湖广到西南、西北，凡是久兵革之区，都是“地多闲弃”，“人烟稀少”。中原大地，受祸尤烈，“耕桑之地变为草莽”。山东、河南两省甚至“多是无人之地”。

而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的形势刚刚稳定的时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和鱼米之乡的江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和其它省比，这两省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安定富裕。其重要原因是，未经战火侵害，从而使这两省均出现人多地窄的现象。为了调整这一极不平衡现象，朝中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从江西移民到湖广。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到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拈开了一场轰轰隆隆移民活动的序幕。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五月，在河南设立专门负责移民垦荒事务的组织机构：“司农司”。六月开始大规模移民，当月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之民四千户，往耕临濠。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四月，移山西之民一万七千户，耕田于北平。谟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赴北平开耕种地。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一月，移徙山西及北平真定等府民无产业者往凤阳种田。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移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处故元将领何真辖区之民二万四千人到泗州屯田。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十月，明军平定云南后，命湖广常德、展州二府之民，凡三丁以上者，必出一丁往云南耕作。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三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四月，迁苏、松、杭、湖、温、台诸府民无田园得，赴滁州、和州等处耕种。同年九月，招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往北平、山东、河南旷土之地耕种。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七月，移江南各地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填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二月徙山东登莱诸府贫民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到本省东昌等地编籍耕种。八月令给山西兵民十万人买耕牛开荒。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再移山东表兖、登、莱州及济南五府民丁以及无田者一千余户，往东昌屯种。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移山西之民无田者至北平种地。明洪武年间史集有记载的先后从山西移民达十次。

除军事移民，还有地方移民。洪武年间数次向云南移民。其中如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沐英“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沐春镇滇七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万”到云南，仅这二次有人数记载的移民就达二百八十余万人，比军事移民的数量还大。

公元一四0三年，“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经济。永乐初年，诏令从山西“分丁于中原诸省占籍为民”。于是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设立一个移民机构，专门办理移民事宜。所以继洪武年间移民垦荒之后，又有永乐年间的移民。

明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屯田分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即移民屯种官田，以调人力的不足。民屯归地方管理是国家的佃户；“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牛种者十税三”。军屯是由卫所军户屯种，每户给四十八亩至五十亩，边防驻军三分戍守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戍守八分屯种，收获的谷物供作军粮。商屯是小盐商在边地募屯垦。明政府为补充边境地区军粮不足，曾规定商人凡运粮一石或一石二斗至边境，即发给盐引二百斤的买卖凭据。商人为节省运费，遂自行招募无地农民去边境屯田，就地将收获的粮食交给官府，以换取盐引。通过屯田，军队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自给，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明初的特殊环境和朱元璋的治国方略，决定了这次移民的出发点与要求，主要是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以复兴经济为基本任务。因此，移民者的身份、地位、职业、大多依旧不变，不过是由此处农村移到彼处农村，继续务农，并且仍以种粮为先务，没有改变农村单一经营方式，更不可能触动农业产业结构变革，动摇封建自然经济。

四、北方移民重镇山西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附录:大槐树移民姓氏摘录

五划:厉、平、末、古、东、甘、玉、石、左、艾、布、龙、可、史、由、北、田、申、卢、帅、仝、甲、叶、皮、付、只、卡、冉、代、句、乐、包、丘、仪、生、冬、白、乐、印、丛、令狐、汉、礼、于、兰、记、玄、冯、邝、让、闪、司、辽、母、边、加、尼、弘、归、司马。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管理所帅姓简介摘录：

“系承师氏，始祖力牧。明进洪洞大槐树移民帅氏始祖平阳府、洪洞县、赵城县等籍人氏。明初奉旨在洪洞大槐树集中迁往异地，至清末其后裔分布：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安徽、江苏、山西等地。……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山西省有帅姓3084人，临汾37人。[供橱]帅姓祖宗神位供奉在大槐树祭祖堂四号供橱。”

五、南方移民重镇-----江西鄱阳瓦屑坝

我在追寻祖辈迁徙的足迹时，偶然发现《新洲县志 杂录》载有“瓦屑坝考”一文，如是便细细品读起来。

“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著于瓦屑坽。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考饶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载郡志。峰峦苍秀。泛彭蠢者百里外，隐隐可见，延袤起伏，凡十里许，而总谓之尧山。山在鄱江之北岸．南岸有水斜出通江．即所谓瓦屑坽是也。”原来，瓦屑坝在古饶州鄱阳县鄱阳湖边的尧山之麓、鄱江之滨。“瓦屑坝瓦屑塞虽不敢遽指是何冈阜，而其东北不越双港，西南不越莲河，断可知也。”可知瓦屑坝大致范围在双港、莲河之间。瓦屑坝也称之为瓦燮玲、瓦屑坽，瓦屑坽现属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太莲子湖滨的莲湖乡，村落名为瓦燮村。

瓦屑坝原是制陶工场。相传姑苏陶人曾在此制作陶器，因避黄巢之乱，复徙吴地。这个制陶工场便成为一片废墟，《姜氏宗谱》称瓦屑坝之得名不应晚于五代之际。瓦屑者，不专指瓦之碎片，亦应泛指所产陶器之破损毁坏者。姜氏迁徙之前，还见到埋于土中残器碎片“其屑坚厚近寸，虽历风霜不泐，土中掘出，则有如盆者，如百壶罂者，如瓮者，而罂为多，间有如今宮殿所用琉璃瓦者。其坌而为阜纡，而为冈垒，而为路叠，而为墙倾、而为崖罗，而为茔辟，而为基艺．而为图；或蚴蟉如长虹，或从聚纷纭如蝌蚪，或散布如落花、如鱼鳞。乱甓颓垣．绿杨衰草，久与汉寝唐陵，共凭吊于韵歇。烟销日落潮平之外，而风雨所剥．波涛所啮、不知凡几年矣，瓦屑固如故也。”可见瓦屑坝当地陶土质量好，烧制的陶器颇佳，工艺水平较高，故还被选作宫殿营造之用。

瓦屑坝曾是豪门望族聚居之地，“其姓则有余，有陈．有邹．有杨，有王，有赵，有董，有张、有彭……”元末明初，虽有陈友谅军骚扰，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故罹患稍浅，人口未有大的损失。明朝定鼎后，由于江西少有兵燹之灾，生口繁衍，地少人稠，于是朝廷令徙饶州民填实安徽、湖北等地。

瓦屑坝水绕山环，堪舆者称其地有风水之胜。瓦屑坝峰峦苍秀，延袤起伏；鄱湖水阔，渺无津涯，而港汊湖滨，皆萑苇芰荷。瓦屑坝人男耕女织，以耕读为本；兼或渔樵，或怀资怀技，游走他乡……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故乡！确切地说，瓦屑坝是我们梦中的故乡！祖辈们从赣南、赣中、赣北直奔鄱阳城，穿越筷子巷，聚集到瓦屑坝附近的鄱阳湖滨青江渡，乘舟楫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驶向远方的他乡。

许多移民者的祖传家谱上或载于口碑的传说中称：我家祖辈来自江西瓦屑坝！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的最后记忆，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

六、“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早在唐宋时期，便有江西之民迁居湖北，但人数极少且不成规模。江西之民大规模迁居湖北，发生在明朝初年。古代发生移民的的必要条件是迁出地必须是地少人稠，而迁入地应是地旷人稀。元末明初的战争和灾荒造成的地旷人稀，为湖北接纳大批江西移民准备了条件。

湖北曾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发源地之一。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徐寿辉与麻城邹普胜、江西宜春县彭莹玉等人一起发动起义，并在圻水（今浠水）建立

“天完”政权。徐寿辉

红巾军很快发展到百万人，纵横驰骋于长江南北，控制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广大地区。当时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到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至正十三年（1353），元朝廷调集几省军队，对红巾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徐部损失惨重，并殃及湖北大部地区。

朱元璋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也把昔日对元蒙作战的“友军”作为敌军清剿，如对在湖南、湖北的陈友谅余部，便出动大批军队剿灭，并滥杀无辜，这也使当时湖北人口进一步凋落，大部地区几无人烟。对此，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如同治《汉川县志》云：“（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又据道光《安陆县志》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湖北不仅遭受兵灾涂毒，而且天灾肆虐。如《元史

五行志》载：“至正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这类记载见于国史方志谱牒者比比皆是。

在移出地江西，自北宋时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梯田在各丘陵地区更为普及；梯田的大量出现，说明可资开发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了。宋代江西政区比唐代增加了一州、四军、三十一县，政区的增加说明户口的增加，这就必然出现人与耕地的矛盾，而到明初时，人与耕地的矛盾己十分突出了，人浮于土的状况在《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条）中亦有记载：“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因此，人与耕地的矛盾必然迫使江西人口外迁谋生。兵燹之灾也使许多人奔走他乡。如民国二年修《胡氏族谱》载：“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赋役苛重而逼使民众离乡背井迁徒他处，乾隆《吉安府志

赋役志》称明代“无名杂用旁见迭出，”仅洪武初常征的赋役就达28种之多！“物粮夫差，百端催迫，至不能存，而窜徙于他乡，民之逃亡，此其故也。”（同治《南昌府志

赋役志》）在苛捐杂税的逼迫下，千千万万的江西移民不得不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远徙至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求生！

移民到湖北的江西人，主要来自赣中、赣北诸州县，来自赣南的较少。自元末明初兵燹以来，湖北不仅人口稀少，而且闲田旷土大量存在。故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湖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湖北气候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鄂西、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竹溪县志

艺文.》卷12，同治年间刻本.）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外省人口大举流入湖北，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

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根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移民档案”资料介绍，其分布是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即以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而拓展的。以地区单元而言，鄂东北是明清两朝受战乱之灾而遭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这里土肥地美，交通便捷，是长江中下游移民迁入流转的必经之地，也是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从该区域136族家谱资料中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占移民家族的88%。鄂东南与江西相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在鄂东南69份家谱中，记载来自外省者有63族，其中江西籍有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极易开发，最为吸引外省移民。在107族家谱资料中统计，来自外省者有97族，其中江西籍为77族，占移民家族的77%。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交通枢纽，是北方移民南下、南方移民北上必经之地；区域内多丘陵，土地稍贫瘠。在“移民档案”鄂北的15族中，江西籍有11族，家谱样品太少，似难以反映真实历史。但张国雄先生在随州等地实地考察，认为随州江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的80%；宜城约在70%左右。鄂北处于移民结构的过度地带，江西籍移民会少于鄂东北、江汉平原地区。鄂西北山区与川、陕、豫交界，历来“流寓多而土著少”（嘉庆《大清一统志

郧阳府》）。依旧志统计，鄂西北80%是移民后裔，江西籍移民后裔仅占30%。鄂西南是土家族聚居地，自古有“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移民不多。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涌入，估计江西籍移民比例不会少于鄂西北。

虽然湖北境内江西籍移民有一定分布差别，但江西籍移民家族占移民总数中的大部分是可靠的。据“移民档案”湖北部分资料介绍，在339族移民中，江西籍有254族，占移民家族的82.5%，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江西籍移民的数量优势，此数尚不包括湖北填四川中的江西籍移民。

江西籍移民大量迁居湖北，改变了自然资源与人口比例的配置，使自然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始迁祖辈们荜露蓝蒌，以处草莽，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为开辟和重建湖北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许多家谱中都有记载，兹录数则：“（洪武初）自政公亦扶老携幼卜居于黄冈龙丘之北五里庶安乡，其间土地平旷，满目荆棘。公于是辟草莱，结茅而居。斯时也，播迁之余，无一成之田，无一瓦之覆，环睹萧然，不避风日。公昼则作苦田间，夜则执经一卷，……怡然自守。”（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自政公传》“洪武戊寅年，三公始迁于楚北黄州黄冈邑，地号玫王竹林，辟土田，

剪荆棘，以立门户。”（民国五年《徐氏宗谱序》）“黄麻各处久经元末大乱，百里无人，草深数尺，非公斩棘披荆，吾子孙安有乐土哉。”（民国十二年《黄陂周氏族谱

外正事实录》）

“我族始迁祖宏魏公原籍江西南昌县铁楼巷，明成化间，移居湖北枝江县东八十里东之古生江湖，……我祖至时，挽草为据，辟荆而居。……开垦之功，犹存口碑。”（民国十五年《甘氏宗谱枝邑隶籍说》）

“我迁祖文炳公当有明洪武之初，冒干戈扰攘之险，忘栉风沐雨之劳，斩棘披荆，肇基楚北，胼手胝足，隶籍玉沙。”（民国二年《邹氏族谱续谱序》）……他们含辛茹苦，创建家园，辛勤劳作，顽强创业，可以说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是一部创业史，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有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

移民先辈们在平原地区广修水利、挽堤围垸，改变了湖河深广、垸少地旷的局面，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湖北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明清时期，湖北的粮食亩产最高已达6石，普遍达到2石5斗或2石。从洪武初年至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见明弘治时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职官》：“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这也印证了经江西移民的开发，湖北已成为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

湖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很发达。明初至中期，垸田的开发及推广，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纺织业已成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据方志记载，荆州府之棉纺织业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应城所出棉布、汉川县的棉花及棉纺织品的产量及销量极为可观，市场营销态式良好。广济的纺织老布，谓之家机布，密厚匀细，远乡争购。由上可见，明代棉纺织业成为湖北广大乡村农户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棉纺织品也因此成为乡村市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种植历史悠久，更是明代湖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检读《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湖北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至清朝末年，湖北羊楼洞成为名扬中外的茶区，著名的通往俄罗斯的茶商古道，起点就在湖北羊楼洞。

经过江西移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奋斗，湖北己是富庶之乡。大部分江西移民以耕读为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培养了许多俊贤栋梁之才。如驰名文坛的公安三袁，医圣李时珍，医学家万密斋（明末清初罗田人，时人誉为神医，所制万氏牛黄清心丸沿用至今），首辅张居正、一代名将熊廷弼。清代名臣张鹏翮、地理学家杨守敬、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凡此诸多人士，今己成为湖北历史之家珍！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代人层累的积淀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