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氏五次大迁徙

佘氏五次大迁徙

佘氏由雁门迁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历时1700多年。迁徙的大方向是由雁门迁向全国，由北方迁向南方，由海内迁向海外。具体说来，佘氏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徙。

第一次大迁徙，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始于265年，终于589年，历时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特别是公元4世纪到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封建割剧严重，战争连年不断，百姓若不堪言。由此引发了全国人口的大迁徙。这个时期内，雁门佘氏有多支迁往全国各地。

（1）大约在公元4世纪，昭元公传第4世，“安公迁河南”。

（2）大约在公元4世纪，昭元公传第4世，“宏公迁河州”。河州即今甘肃临夏。

（3）大约在公元4世纪，昭公传第4世，宁公居山东考取进士。

（4）大约在公元5世纪，昭公传第8世，“仁公迁江西”。

（5）大约在公元5世纪，昭公传第11世，“活公迁处州”。处州即今浙江丽水。

以上五支，都是佘氏早期从雁门迁入的，因年代久远，这些迁徙地的具体地点不大清楚，这些地方的寻根事宜还有待佘氏后人继续承担。

第二次大迁徙 唐代初期和中期

公元618年，李家唐王朝建立。唐初，战乱未平，人心思定，相对北方而言，南方比较安定，于是湖山公从雁门迁往湖南邵陵。据邵阳县史志网介绍，邵陵原名昭陵，隋朝末年，藩镇割据，武将肖铣占领此地，将昭陵改为建州，含昭陵、建兴两县。唐朝建立后，武德四年，即唐高宗李渊在位的第四年（公元621年），李渊派兵南下讨伐肖铣，平定叛乱，并将昭陵并入邵阳县（1225年，宋代又改为宝庆府）。邵陵佘氏的族谱中说湖山公于武德年间随军南下，指的可能就是平定肖铣的唐军。后湖山公“宦归过邵”，见邵陵一带风景宜人，适合人居，于是在此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了古老而庞大的邵陵佘氏。唐初，湖南南部包括邵陵一带，乃南蛮之地。佘氏南迁邵陵，对于开发南蛮之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中朝，出现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迪公为避安史之乱，于755年从雁门迁往安徽铜陵。安史之乱，由辽宁安禄山引起，安禄山本是卖牛市场一混混，因精通多国语言（当时各地小国）而当上了节度使，后称大燕皇帝，曾一举攻下长安。后虽被镇压，但唐代从此进入藩镇割据时代，最后发展成为五代十国。此时，中国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民不聊生，纷纷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徙，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口布局，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人口，人口地理分布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迪公迁安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后来，钦公又诏讲经于南昌阁，不少佘氏后裔又迁往南昌。这样唐代初期、中期从雁门迁邵陵、迁铜陵、迁南昌，形成了佘氏第二次南迁的大格局。

第三次大迁徙 北宋南宋交替之际

佘氏第三次大迁徙是北宋末南宋初，顽公第28世孙起公不事二主，从北方雁门迁往南方铜陵一带定居。这次迁徙，也与中国人口大迁徙的趋势吻合。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武官造反建立新皇朝的，他当了皇帝后，为防止手下武官效法他的行为，便让武官交出兵权，改为文官领兵，这一政策长期未改，导致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所以到佘太君的年代，竟然出现“十二寡妇征西”、“百岁老太挂帅”、“男丁无战将”这样的历史罕见现象。到靖康二年（1127年），女真人轻而易举攻下北宋首府汴京（今开封），徽宗、钦宗被俘，北宋覆灭。康王赵构逃到临安，建立南宋。北方沦陷区人民不堪女真人的民族统治和压迫，被迫举族向南方迁移。起公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满怀国仇族恨，带领佘氏后裔从雁门迁入铜陵，并且铸就了显赫一时的铜陵世家。

第四次大迁徙 元末明初

元末明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人口大迁徙的年代。宋代经历靖康之耻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北方人不断南迁，“中原草莽，人烟稀少”，南方（指长江流域一带）反而人口稀密，南北人口格局形成反差。到明朝初年，政府开始有序组织移民：有从西向东移民的，如洪洞县大规模向河南、河北迁移；有从南向北移民的，如安徽北部因战乱人烟稀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元璋便将太湖流域数千户强迁家乡凤阳；有从东向西迁移的，如江西省当时是全国经济、人口大省，便组织向湖北、湖南迁移；山西省也开始向陕西迁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佘氏族裔也加入了这个大迁徙的行列之中。迁移方向呈多元趋势：或从江西迁入湖北、湖南，或从安徽铜陵迁入安徽全省各地，或迁入福建、江苏、广东等省，或从山西迁入陕西等省。

安徽的大通、鹊江、张溪、岩镇、东至、漕川、菊邑等地佘氏，福建的镇前、鳌江、东茂村等地佘氏，湖北的大悟、澴川、枣林、随州、嘉鱼等地佘氏，湖南的桃源、望城佘氏，广东的马岗、月浦、枫溪、高田埔等地佘氏，贵州的遵义、湄潭等地佘氏，山东的维坊、无棣等地佘氏，陕西的佘塔等地佘氏，四川的太安等地佘氏，大都是在这个迁徙大潮中形成的。

第五次大迁徙 清初“湖广填四川”

明朝末年，四川遭难。据蜀地典籍记载，明末张献忠在川领军起义，形成了多次义军与反义军的战争，双方随意屠杀川人，“杀人如砍瓜切菜”，“从川东杀向川西”。攻破成都时，“屠城三天”，仅一次集中杀掉进士、举人、贡生达17000余人。兵荒马乱加上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数百里无人烟”，“存者万分之一”，泸州一带“十室九空”，綦江“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据统计，明代四川有310万人，康熙初年只剩下50万人（有的说只剩八万人）。清统一全国后，康熙采取了“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湖广”，当时指湖南湖北一带），近百万“湖广”人被迫离乡背井，长途跋涉迁入四川。这项“填川”政策，以康熙时代为最，一直延续到后世。湖北、湖南许多佘氏就是在“填川”大潮中迁入四川、重庆的。如湖北麻城，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有数十万人从麻城入川”，故有“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的说法。现四川水尾、玄滩、仁寿、打古镇等地佘氏，皆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迁入的。这时从湖南迁去“填川”的佘氏也有不少，如迁入四川的有老马沟、象山、大邑、遂宁、华蓥山等五支，迁入重庆的有南川、南岸、丰都、佘家坡等四支，这些佘氏支系的后裔又迁入贵州、云南等地发展繁衍。

这次迁徙，多数是被强制的，甚至双手被绑于后背长途跋涉，百姓苦不堪言，但“填川”对于四川、重庆一带的苏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乾隆14年，四川人口已增长到778万，“天府之地”已现端倪。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填川”之百姓，包括佘氏“填川”之族裔。

从以上叙述中可知，佘氏大迁徙与中华民族人口大迁徙的走势息息相关，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