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移民”

“洪武移民”的历史背景

      在元朝末年的反元大起义中，苏北地区是反元义军之一的张士诚部崛起之地，也是反元和后来各路割据势力相互兼并的主要战场，经常有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再加上连年的灾荒，苏北平原人口流失，户口凋零，田地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明初，土地荒芜、居民少是普遍现象，但苏北平原的人口之少实在令人吃惊。昔日繁华的扬州为朱元璋所得时，“城中仅余十八家”，“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这些说法虽说有些夸张，但当时苏北平原人口稀少则是事实。

     明王朝要巩固政权，首先就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移民。移民的原则是“狭乡之民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规定对移民“给牛种车粮、三年不征其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并鼓励种植经济作物，额外“益种棉花、率蠲其税”。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五府，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比其他地区发达，人口也较其他地区稠密。这里很自然地就是人口输出地区。

   　明王朝的移民还有抑制豪强，打击、分散反明政治势力的目的。《明史》中记载的由苏松等五府迁入凤阳的移民，其中有不少是地主富豪，这些富豪离开了故土，就失去原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从扬州地区发现的家谱、族谱来看，徙往苏北地区的迁民中也不乏富户。

    张士诚在苏北起兵后，苏北地区(特别是扬州地区)的人民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这支义军，乃至直接参加起义部队，此后又随军渡江南下。张士诚待人又有“深仁厚德”，朱元璋攻打苏州时，苏州一带屡遭兵燹，因而居住在苏州的人都竭力帮助张士诚，“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以致张士诚能守城十月，使“明主百计不能下”。思乡恋土是人之常情，中国又是个传统的农业国，要农民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自然有各种怨恨，一般百姓对这场移民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不能理解，把这场移民看成是纯粹的带报复性的行为，认为朱元璋对张士诚的部队和苏州居民恨之入骨，以至“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苏州阊门与移民的关系

   　移民们大多数说自己的祖籍是苏州，并且确指为苏州阊门，许多家谱、族谱也直接言明他们这一家(或这一族)迁自苏州阊门。不过从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移民们都是阊门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阊门是苏州八门之一，在苏州城的西北。出阊门西行可达枫桥和寒山寺，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从枫桥和寒山寺旁穿过，是水路经苏州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由水路出入苏州的必经之地。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所以出阊门、入江南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最佳路线。由于移民要过江，所以也必须走水路，我们在苏北平原调查时，移民的后裔也多说他们的祖先当年从水路来，有的地方至今还留有正月初二祭船神的习俗，因为他们由于船神保佑才能平安过江。

    明代对户口、田赋的控制是较为严格的，明太祖于洪武三年创行了里甲制度，以催征钱粮，管理本里各户的人丁事户、根究逃亡等

      移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事项。在推行里甲制度的同时，明政府又编造《黄册》(即户口总册)，登记各户的籍贯、丁口、田宅、资产等。十年一更造，逐级上报，层层造册，直至户部，按朱元璋“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之令，作为派征徙役的依据。因此这样由官方组织、发放凭照川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组织者自然先要集中被迁之民，登记造册，编排队伍。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旧时寺庙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来自苏、松等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集中之地。

    这些被迁之民都曾是张士诚的“臣民”，在张士诚统治的十年中，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较为安定、富裕，对张士诚“深感其恩”，张士诚失败后，朱元璋做了皇帝，支持过张士诚的人对朱元璋必然抱着敌对或畏惧的情绪，对旧主总有些怀念之情。尤其是朱明王朝又“强逼”他们离开故土，他们虽不愿离去，但又不得不离去，这种怀念旧主、留恋故土之情就表现得更为强烈。苏州曾是张士诚的首府，阊门是离开家乡的最后地点，这样，苏州就成了他们心目中旧主的象征，阊门也就成了他们惜别家乡的标志。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潸然泪下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恋土之情。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

             　　移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事实证明，这场大移民达到了恢复经济的目的。在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增长和城池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标志。明初的人口增长速度极快，朱元璋下扬州时，苏北地区人口极为稀少，而到了洪武九年扬州府有丁口574419人，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736165人，这显然不是自然增长的速度，必然包含着机械增长，也就是移民。明初的扬州城就是我们今天称为“旧城”的地方。旧城远离运输水道，城内市民生活所需的日用品，从运河边搬进城内，很不方便。永乐帝迁都北京，但财政收入还依靠江南。扬州是“自南入北之门户”，一切物资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的扬州连城市居民自身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供应都成问题，也就难以发挥运河沿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功能。加之人口的繁衍，以致“城小不能容众”。居民在旧城东郭外建房造屋，城市也自然地向运河方向延伸。到嘉靖中期，旧城东郊已成为工商业区，后来倭寇经常来犯。为确保盐课的征收，保护商贾百姓的安全和旧城东郭外至古运河一带的工商业区，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旧城东郭外再造新城。新城和旧城之间虽有城墙和旧城护城河（今小秦淮）相隔，但两城相连，实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城区，约有6.5平方公里。6. 5平方公里的城现在看来是小得可怜，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了。当时的常州府城也只有1.7平方公里，上海只有1.6平方公里，无锡就更小，只是常州府的一个辖县。明代推行“钞法”，全国七所“钞关”中，扬州就有一所。今“钞关”的功用已不存，但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某种方言的形成与移民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史提供佐证。苏北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属北方官话中的江淮官话（包括洪巢片和泰如片）。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江淮地区的方言也应当和北方话一样，入声逐渐消失。然而现在的事实是江淮地区的方言中入声得以保留，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也有入声，而“苏州”移民在苏北地区的北部边界和江淮方言的北部边界基本重合。

   　民国《泰县志》中记载了一条泰县谣谚，“革丁革丁梆梆、革到杨家庄上，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今泰州城区和姜堰话读此谚并不押韵，若按官话读则押韵，这就说明在明以前，泰县方言已接近官话，洪武年间的大移民使泰县的方言发生了变化。直接的语言佐证材料，我们还可以举出若干，这里我们不一一详细列举了。

    在苏北平原还有许多关于这次移民的故事和传说。有关于这次移民的背景的，如说江南有一种大麻蜂（影射朱元璋，传说中他是麻子）蜇人，人被蜇即死，只有逃到江北才能避灾；有描述移民行进途中情景的，如说船行至江中，有江猪（谐“朱”）要吃人，常常将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能到达长江北岸，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掘岸，以至长江北岸时时坍江；还有移民与土著在体质上存在差异的，如说移民的后裔的两脚小趾甲中有破痕或是灰趾甲等。这些故事或传说，孤立起来看近乎荒诞，但如果把它和这场移民的其他佐证和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它实际上反映了移民们对这场人口大迁徙的态度。

             　　移民在苏北的分布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洪武年间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的今扬州、邗江、江都、泰州、泰县、泰兴、高邮、宝应、淮阴、淮安、灌南、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盐城、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新浦、东海、灌云等县(市)。其中以泰县、兴化最为集中。响水、滨海、射阳、大丰的范公堤以东地区，明初尚未成陆，这里的“苏州”移民是在苏北地区二次或三次迁徙的。也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苏北地区至少有80％来自苏州。

    事实上，从明初开始到清末的500年间，苏北地区的人口流动较为频繁，有为避兵燹迁至苏北的，有为逃避灾荒由苏北迁往他乡的，还有在苏北地区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迁徙的。如“苏州”移民较为集中的兴化，元末兴化人口8628人，洪武九年增长到75732人，到洪武二十四年又减少到63177人。此外，永乐二年，兴化南乡的居民又被迁至天津卫一带。清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前，南京人口近90万，到同治三年，南京只剩25万，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为避兵祸而逃至苏北。同治五年，苏北发生水灾，不少灾民逃荒而离开苏北，为避战乱而来到苏北的也陆续回乡。

    我们注意到，关于苏州阊门移民的事，在明人著述中不见，传说和故事也是在晚清后才开始，民国年间越传越广，越传越离奇。民国年间，苏北更是多灾多难，民国二十年的水灾，里下河一片汪洋，几乎全部陆沉，死亡近8万人，外出逃荒约170万人；民国二十七年，黄河花园口南堤被炸，黄河再次夺淮，苏北受灾达20个县，210多万人失踪，480多万人流亡他乡。再则，自清末民初，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相继通车，运河淤塞，苏南经济日趋活跃，苏北经济日益萧条，直至建国前夕，江南还有数万苏北饥民在游食，这样，苏南、苏北的经济差距如此之大，加之多年来，人口变动频繁，讹传和附会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