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裴氏与关中郡姓

要搞清裴氏等河东大士族如何成为“关中郡姓”，首先要搞清“关中郡姓”的含义。

柳芳氏族论中的“虏姓”是指代北少数民族著姓，“郡姓”是指中原汉人士族，以“虏姓”对“郡姓”，显然是以民族为界划标准；而在“郡姓”中，以“山东”与 “关中”对举，则应是以地理区域为划分标准。从地理上看，关中在战国秦汉时是指函谷关以西地区，隋唐时期则是指潼关以西地区。而裴、柳、薛三大族世居的河东与关中并不是一个地理单元，把河东大族归入关中郡姓显然难以讲通。山东一词虽然在隋唐文献中屡屡出现，可唐代十道中却无山东道，它并非指确定的地理区划，而是一个宽泛模糊的地域概念，当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包括河北、河南两道。如此，太原王氏在地理上又不应划入山东郡姓。由是观之，柳芳对“关中郡姓”与“山东郡姓”的划分，并不是以严格的自然地理区域或行政地理区划为标准，而应另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含义在内。

与“山东郡姓”相对，“关中郡姓”的提法在中晚唐已较流行。比柳芳较晚的李衡在德宗贞元元年（785）所撰《唐绛州闻喜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中说：“裴氏其先，自周汉命氏，爰及魏晋，衣冠炜盛，八裴之称，为冠族欤。至于隋唐，蕴而不竭，与韦、柳、薛，关中之四姓焉”，苏冕在《唐会要》中也直接援用柳文而不注出处，这说明在中唐后人们已把柳芳对氏族的划分作为定论而接受。但考诸史籍，柳芳之前有“山东士族”的提法而无“关中郡姓”之说，在唐太宗、唐高宗两朝修《氏族志》和《姓氏录》时也无此划分，那么关中郡姓之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分类的依据是什么？这对理解唐代士族及政治问题十分重要。

其实在柳芳之前，虽然没有出现“关中郡姓”这一明确概念，但以“关中”、“山东”、“江左”分类区别士族群体的观念却早已存在，且意识非常明确，根深蒂固。这在唐前期统治者的身上表现的至为明显。

贞观元年（627），在一次宫廷集会上，“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异同，（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太宗善其言。”这段史料流露的信息十分明晰，即太宗把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相对，且“意有异同”，有高下之分，作为大一统的君主这样公开把天下士族分类，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显然不利，因而受到张行成的规谏，但这也恰恰说明太宗是发乎心而言于声，其对天下士族区分以类的心理表露无遗。唐太宗的这种心理到修《氏族志》时表现得更强烈。贞观六年（632），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经几年努力，初步撰成《氏族志》，山东氏族崔民干列在第一等，这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他对高士廉等人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祗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从太宗对山东、江左士族的贬损和最后修《氏族志》的标准，可以看出他对不同区域内士族的高下区分胸有块垒。太宗所说河北齐与江南梁陈境内的崔、卢、王、谢，即柳芳论氏族中的“山东郡姓”和“侨姓”，由此可知，“山东郡姓”应是指东魏北齐故地的汉人高门士族，而侨姓则是指江南梁陈故地的士族。以此推之，太宗心中必有一与山东、江左相区别的士族群体，从政治地域划分来看，这一群体当是与东魏高齐对峙的西魏北周境内的胡汉士族。

唐太宗对士族的这种区分是有渊源的。早在武德元年（618）唐王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就曾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类似的话，李渊也曾对裴寂说过。李渊虽然只是在小范围内对个别近臣这样讲，但足以说明当时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对天下士族按政治出处（而非地望）分类并区别高下的心理趋向是很强烈的。同时，高祖的话也为与山东士族相对的“关中郡姓”的出处作了注脚，“关中”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关中郡姓”应是指西魏北周时以八柱国之家为核心之关陇集团内的汉人士族及后裔，“山东郡姓”则是指东魏高齐境内的汉人高门及后裔。如此，将河东裴、柳、薛归入关中郡姓、太原王氏归入山东郡姓才有合理的解释。

唐朝上承隋、宇文周一脉，其建立者都出自于关陇集团之核心，并以关陇集团力量为主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集团本位意识极为强烈。大一统后，山东士族以亡国之余，不能进入政治统治核心，政治地位较低，但其社会文化声望仍很高；关陇士族政治地位高，而社会文化声望却不及山东士族。这种反差必然加深同一区域内士族的群体认同感及不同区域间士族群体的心理隔阂与对抗，唐前期山东士族以婚姻自固门第、唐太宗修《氏族志》压低山东士族等第，以及高宗时诏禁山东七姓婚姻等，都是这种不同区域间士族群体心理隔阂与对抗的具体反映。唐前期统治者压抑山东士族、固求界划的做法，对官私修谱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会使天下士人产生心理认同，因而到唐中期柳芳修谱时，相对于“山东郡姓”的“关中郡姓”这一概念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柳芳只是从谱学的角度将早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归纳概括使之概念化而已。

“关中郡姓”一词虽然在唐代中期才出现，但“关中郡姓”作为一个区别于山东与江左士族的群体，却产生于西魏北周与东魏高齐对峙时期，是指出自于关陇集团的汉人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