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重臣曹元用

蒙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第一次完成全国大规模统一的朝代。这个王朝之所以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统治者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并注意吸收利用他们传播的儒家思想，当是其重要原因。“守成者必用儒臣”，⑴“国有大政，进儒臣议之”。⑵祖籍嘉祥县的曹元用便是这儒臣中的重要一员。

曹元用（1268—1330年）字子贞，自号超然居士。原籍阿城，曾迁来范李（今嘉祥县纸坊镇李村），后迁徙汶上大张村（今嘉祥县梁宝寺镇桑科集）。历经元英宗、仁宗、太定帝、文宗四帝，累封为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礼部主事，尚书省右司都事，员外郎，礼部尚书，死前为通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在其仕途生涯中，极力用儒家思想参与朝政，为维护元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在政界、学界都有很高的威望。在其生前，时人把他与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元明善（清河人）、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济南人）“同时号称为三俊”⑶

在朝内，几任元皇帝对他都比较信任。“凡大制诰，率元用所草”，“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年过花甲还受朝廷委托，“代祀曲阜孔子庙”，文宗赐他“金织文锦”，甚至对中书省宣称“翰苑不可无此人”，从而否决了中书省对曹元用调职的奏章。

1330年（天历三年），为巩固元朝一统江山而鞠躬尽瘁的二品官曹元用，没有来得及回家，就在京师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文宗“赐赙钞五千缗”治丧，赠“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謚文献”⑶。由子曹伟、曹仪“奉丧归葬”于原籍祖坟，实现了他“归种汶阳田”宿愿。

一、以儒治国，完善礼制

元统治者特别是元英宗、仁宗等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必须起用儒臣，以儒治国，才

能较好地统治一个经济、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国家。“儒”的核心是礼，重视礼制是汉族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安定社会的重要措施。因此，曹元用作为被元统治者任用的精于礼学的专家，在制定合乎元朝统治需要的礼仪制度，特别是在确立谥法，整顿朝会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谥法是礼制的重要内容，自周开始，到唐、宋发展到鼎盛阶段。对此，已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元统治者仍十分生疏，其“累朝皇后既崩者，犹以名称，而未有谥号”，这在汉王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帝”为一国之主，“后”即国母，死后无谥号，就不利于巩固以世袭为特征的统治秩序，更是对纲常礼教的亵渎。为实行谥法，曹元用直截了当地提出：“后为天下母，岂可直称其名？宜加徽号，以彰懿德。”⑶他的主张被元统治者采纳，之后，元朝也象汉王朝那样，由礼官对去世的皇后议定徽号，在宗庙赐谥。

朝会，在封建王朝中是经常而严肃的活动。朝会秩序是统治集团理政效率和权威的标志，这又需要靠严肃条理的朝礼制约。这对于以弓马擅长、以游牧为业的蒙古族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因此，朝会时，“百辟班退杂还不肃静”⑷，“争门而出”⑶，连仪凤、教坊、太医、将作等“优令技艺”⑷之人也和百官一起并列正班。就是说，当时不仅在朝理政者身份混淆，良莠不齐，而且上朝退朝，熙熙攘攘，杂乱无章。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担任礼部尚书及朝会纠仪官的曹元用严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又让太医、议凤、教坊等官“当自为一列”，位在正班之后，使朝会秩序井然。这些有关规定逐步成为元朝的定制，“皆行之”。对元统治者维护秩序，加强权威都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曹元用在担任太常礼仪院经历期间，更是“躬修祀事，锐意礼乐，其亲祀仪注、鹵簿舆服之制率所裁定”⑶。这都有利于促进蒙古族进一步封建化，进一步加强蒙古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

二、严科举，取真才

科举取士是唐、宋王朝选拔官吏和加强统治的有效途径。在汉族儒臣的努力争取下，元朝也在仁宗延年间设科取士，并把民族压迫政策也贯彻其中，“蒙古色目士为右榜，汉南士为左榜。右榜士程式常宽而魁选，率取蒙古”⑷，有意压抑汉人，南人，致使汉人南人的中举难度大大超过了蒙古、色目人，自然也影响统治者选拔人才。对此，曹元用是不满的，认为“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⑶。只有真才才能治国，而是不是真才，又不能完全由是否中举来决定。因此，曹元用在强调科举考试要严格、公正的同时，又极力反对轻视落选者，主张给落选者创造报国条件，因为“士不第非尽劣”⑷，只是“额既盈不得不黜”，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之中无从政之才，相反，“适用者犹众”，所以“宜取以为州县学官直学职金”等，即使对那些因公远出“僰万里充赋，既乃不得选”的乡贡进士，朝廷也应采取增加俸禄的方式鼓励他们效忠国家，“伙其省禄斗升，示激劝”（云南省有三个乡贡进士因此而得官）。⑷

在曹元用看来，科举取士之所以至关重要，要害就在于是否“革冒滥”，“得真才”。“国家文治，仅赖此耳”。为此，他不仅极力反对所有“欲罢科举”的言行，主张纠正科举中的不公及“冒滥”现象，而且对已入仕的在职人员也应“革冒滥”。如翰林院国史馆，本应是精英荟萃，显示国家文治水平的机构，相反，让曹元用看到的国史馆却是闲散官吏清谈修养的场所，他们“造次轩轾”，盛气凌人，“三日一诣曹局,揖长官,退囊笔,归素餐,可耻”⑷，如此一群饭桶、“非才”，怎么能担负起编修国史的重任？所以，他大胆提出，应通过“较试，取其优者用之”⑶。已入翰林者本非等闲之辈，从中再择优汰劣，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由刚入国史馆的曹元用提出，更显得难能可贵，足可以看出曹元用在这方面的胆识和气魄。

正是由于曹元用及其他汉族儒士的坚持，科举制度在元朝才得以实行并有所发展。在当时的形势下，曹元用无力完全解决科举考试中的民族压迫问题，更不可能彻底解决科举制度的弊端。但是，他尽力维护“铨选”之法，争取科举客观公正，正确对待落选者，甚至对入仕者再进行“较试”，都是为了“革冒滥”，“得真才”。他为此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特别是关于“士不第非尽劣”的论断，显然是对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的冲击，在整个科举史上也不愧为真知灼见，可以说开了正确对待考试落榜者的先河。不仅“当朝皆叹服其虑之周”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自有其无法湮灭的价值。

更值得称道的是，曹元用为使国家需要的“才德士辈出”⑷，即使在“退居任城时”时，仍不忘身体力行，传道授业。由于他在政界、学界德高望重，因而“齐鲁间从学者甚众”⑷，盛况空前，而且“往往有业成者”⑷，其中以王思诚（兖州人）、宋本（大都人）为代表的优秀者，都成了治国的栋梁之才。

三、集义养气，“以实”应变

在思想上，曹元用信仰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认为“士大夫当以气为主，气盛者神完守固，无施不可以匹夫之微，任将相之重”。在这方面，曹元用将贺知章、李白视为“集义养气”的典范，赞扬备至，尤其欣赏他们“其意与时乖，放怀乎觞咏，狭天地而隘古今，翱翔物表，浩乎自得”⑸的“谪仙”风骨。并且还把贺知章、李白与唐朝权贵相对比加以褒贬：“唐开元天宝间握大权而享富贵者不可胜记，今则云收冰释，磨灭无闻”，而“睐者乃病其骜诞不羁”的贺、李二贤“羁旅游骜之地”，竟然“绵亘数百年而入祠祀瞻仰之肃然如在”⑸。根源就在于贺、李二人“集义养气”重在内心，“盖养于中者厚，及于外者薄也”，外诞而内精，才使他们“脍炙万口，炳日星千年”⑸。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曹元用的是非、价值观念及其推崇的精神境界。

正是由于曹元用从内心深处“集义养气”，才使他慧眼如炬，有着透彻的洞察力，果断刚毅，决不随波逐流。

面对“日食、地震、星变”等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历代皇帝无一不归于天命，而且灾害越重，搜刮越甚，元朝皇帝也不例外。对此，坚决反对“惜费而废礼”的曹元用则提出了“应天以实不以文”的思想，即“撙浮费，节财用，选守令，惜贫民，严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纾民力，慎赏罚以示劝惩”，从上层做起，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做些表面文章，“修德明政”⑶，这才是“弭灾”的关键，救民的根本，也是“切中时弊”的警世之论，更是那些迷恋佛教、矫揉做作者的昏庸呓语所无法比拟的。

元英宗是重用儒学和汉族知识分子并决心进行改革的皇帝，但是由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某些保守的蒙古权贵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嫉恨。以御史大夫铁史为首的权臣，勾结诸王亲贵，于1323年（至治三年）秋，在上都南坡刺杀了英宗，史称“南坡之变”。政变者曾在京师“收百司印，趣(促)召两院学士北上，元用独不行”，曹元用并公然声明“此非常之变也，吾宁死，不可曲从也”。以此表明了他对改革的态度。不久政变者失败，“人皆称其有先见之明”⑶。

四、体气高妙，俊杰风范

曹元用出身下层，祖辈未仕，直到他父亲那一代才担任了湖州路德清县主簿，成为曹家第一个小吏。曹元用自幼“资禀俊爽”，嗜书为乐，“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当其父因“忧其致疾”而心痛地阻止时，他就“以衣蔽窗默观”⑶。“于书无不读，尤究心《易》、《春秋》”⑷，在儒学，诗文上都有较深的造诣。

正是由于博学善文，“集义养气”，才使曹元用出脱为规范的儒士——性格“和易谦厚”且“鲠介”刚毅，气度宽宏，“见事明决”⑶，上朝议事“寻寻据理正言”，在官理政以“至论居默持重”“称首”。他在中书省任职时就坚持周文王关于“罪人不孥”的原则，反对并直接阻止株連家屬的行為⑷。這就使“初不习吏事”的曹元用很快成为他人之师——“吏反师之”⑶。与人相处，曹元用率直诚实，不卑不亢，“交上下不谄渎”，但“人有善极力称道被（佩）服”。“人以急告，必恤之”，即使“与人有分议”，仍然“谋事必为之尽”。至于举止着装，更是“旋辟雅饰可敬爱”⑷，令人倾倒。

曹元用不仅在从政、社交方面显示出一代儒士的大家风范，而且诗文俱佳，在其生前就有很大影响。“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的戴表元⑹就称其文曰：“属辞庄、屈之洁，析理孟、荀之达，而比事左、班之覈”⑺。遗憾的是，曹元用所著《超然集》四十卷已无从见到，我们只能从其现存的一小部分诗作及其在太白楼为任城二賢祠所写的碑文来窥其一般。但仅此也可看出，当年戴表元对曹元用的评价绝非虚夸。

虽然曹元用精于儒学，然而，他又决不是昏倒在封建礼教中的迂腐之徒，而是“谈笑不为礼法窘”。他一生好酒，一旦喝起酒来，立即飘飘欲仙，“酒杯更比乾坤宽”。⑺什么儒教礼法，什么富贵权势，统统置之度外，“肘印累累大如斗，不如介春堂上一杯酒”，官位不长寿，“富贵等浮沤”，“尽把西湖酿春酒，三万六千从此数”——多喝好酒，才能长命百岁。与此相比，他甚至认为终生追求诗文的风致韵绝是无所谓的事，“昨日少年今白首，华构咫尺归荒丘”⑺。这又绝不是单纯谈论养生之道，实际是在展示曹元用洞察时弊后玩世不恭的豪爽神态。为此，他恨不得召集天下仁人志士共同开怀畅饮，“谁能跨海为一呼？八表神游共豪举”。⑺

可是曹元用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来自“汶阳田”桑梓地上的儒生。身在塞上，心系汶水⑻。就在统治者“画戟遥临青琐闼，紫骝解惜锦障泥”，似乎“万井闾阎春浩荡”的时候，他却在“枕流思洗耳”，觉得“南都儿辈应相念，过尽征鸿犹未归”。但自己却是“计拙如工部，文雄愧谪仙。疾目昏如雾，衰髯白胜锦”，很难再为元朝的进一步强盛施展抱负了。不如“当辞天禄阁，归种汶阳田”，过一种“晓日登山屐，秋风下濑船”⑺的农家生活。

曹元用作为蒙元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其政治才能、诗文成就和人格风范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无愧于翰林俊杰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