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的传奇

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享有盛名。

轻徭薄赋

1850年，年近六十的骆秉章被咸丰皇帝外放湖南，位居湖南巡抚，在太平军起事之秋，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湘军和清廷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担任湖南巡抚还是四川总督，骆秉章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

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他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澧、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骆秉章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 　　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四川，骆秉章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面对朝廷的错误能够坚决抵制，这彰显了骆秉章作为一代名臣“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原则、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

封疆大吏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政湖南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虽然骆秉章远离京师，但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再世孔明

多年辛劳征战使骆秉章眼疾加剧，骆秉章多次请辞回家，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予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要求其继续任职。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骆秉章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孔明与韦皋是四川民间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骆秉章逝世后，湖南和四川民间均自发建起宗祠，供世人瞻仰和纪念。

廉洁奉公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

治蜀平乱

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著名的古文学家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英雄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