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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武哈氏族群探源
时间：2021-2-02 来源：家谱馆哈姓展区
近两年报纸和互联网上，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崇武哈姓族群探源的文章，文章用了“奇特”、“未解之谜”、“历史之迷”、“族源初探”等猎奇小说的写作手法和新闻噱头的报道方式撰写了这些文章。
它们是：泉州晚报海外版的“奇特的崇武哈姓”、东南早报的“哈氏泉州哈姓是个未解之谜”，和网络文章 “崇武哈姓族源初探”、“历史之迷--哈氏泉州哈姓是个未解之谜”等。
这种奇怪的报道方式，再加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地人们强烈的商业意识、旅游在泉州、惠安、崇武地区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一个词汇，这些文章在“炒作”，而且有“商业炒作”之嫌。
前一段时期，陕西、湖南两起假华南虎照片事件，其原因都是为了商业旅游和地方经济利益，人为制造的“恶性炒作”、达到“违规”、“违法”的地步。
这些文章中，引证了一些地方文史机构和名人的解释，作为报道的依据。
例如：“当地文史工作者多数认为...”、“崇武镇地方史颇有研究的汪芳老人说...”、“据惠安县方志办提供...”、“泉州学研究所的林所长说...”等等。
这些解释或论证中，确实有两项内容值得人们研究和注意：
崇武哈姓的灯号为“金山”，崇武哈姓属哈氏“金山”衍派。
据说清代名将、兴化府（现莆田仙游）总兵哈攀龙（回族人）还曾多次前往崇武拜祖认亲。
如果这两项内容报道有据，崇武哈姓族群也认可的话，那么崇武哈姓族群仍然是中原哈氏宗族的组成部分，但需要考证探讨族群变迁的原因和经过而已。
我考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足以证明“泉州崇武的哈姓与纳哈出无关”。
请阅读我撰写的“泉州崇武的哈姓与纳哈出无关”、“关于木华黎的后人”、
“中原何时以哈为姓”、“哈姓概念几点看法的不同”、“金山人”等考证文章。
崇武“明哈公墓”的古墓碑是明代哈氏族群的公共墓地的墓碑，不是个人的
墓碑，它的样式和祥云图案，明确的告诉我们，崇武哈姓族群，源于明中后期。
1、墓葬不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来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此墓碑是明代的。
2、祥云是中国汉文化（儒家文化）的代表图案，也就是说该墓碑是伊斯兰
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只能出现在明中后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强制元后留华的回回人汉化，大明律制定相关规定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在奏折中，就曾经将来华的回回人分为生回和熟回，此墓
碑的样式即熟回的产物。
3、此墓碑与元后留华的回回人墓碑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回回人的墓葬
不可能在墓碑前有供桌或墓穴。
中原回回人实行深葬，墓穴先在地下挖一个差不多两米见方，0.6米左右深的坑，称大坑，再在大坑中央挖一个适合亡人宽与身高的坑，称子坑，子坑的深度标准是亡人跪着的高度，墓穴中没有陪葬品。
崇武哈姓后人，哈海东、哈泽君、哈盛峰先生，先后多次来函，询问该族群移居和来源问题。
族群变迁，往往和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
明中后期，正是倭寇严重掠扰东南沿海、明廷抗击倭寇取得胜利的时期。
经历史文献查证，在这前后各百年间，崇武地区，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历史是这样记载明中后期倭寇掠扰东南沿海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农历十一月，倭侵莆田、温州、舟山之战。倭二百余入侵福建莆田及镇东卫（福建福清东南），明千户戴洪等战死。
倭又一股五十余入侵浙江温州、平阳县，明指挥祁嵩平阳百户所刘欲等败死。
倭又一股八十余入侵浙江舟山，明参将卢镗率军抵御，指挥闵溶战死。
倭犯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明抗倭惠安之战。
嘉靖三十七年春，新倭大至，犯浙江温台等府，台州之太平县数次被围攻。
四月，倭寇自浙江侵入福建之福州、兴化、泉州等地，皆登岸焚掠而去。
五月，倭攻惠安，明知县林咸率兵据城抵抗，倭败退，咸乘胜追击，至县境鸭山中伏牺牲。倭自海口出海，明参将尹凤引舟师追击，冲沉倭舟七，擒斩七十余人，追至东洋，又斩倭百余而还。
六月，倭复分掠兴、漳、泉等府，攻陷福清、南安二县。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倭寇扰福沿海州县。
三月，柯梅之倭出舟山，驾帆南犯，泊于福建之浯屿（金门岛）。
四月，进攻福宁州，不克，移攻福安县，破之。
同时由广州亦有流倭往来诏安、漳浦间，于是福建沿海福、漳。泉等州，无不受倭害。倭进攻福州，不克，围攻一月，始解围去。
五月，倭陷永福县。
七月，倭又自福建流入温州，掠平阳、泰顺等地。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平海卫之战。
明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围攻兴化府城，月余，广东总兵刘显率兵赴援派兵与城内联络，中途为寇擒杀，倭寇冒充明军进城，骗使守将戒备松懈，倭寇即于夜间袭占兴化城。
四十二年二月，倭弃兴化城南下，破峙头（莆田东南），都指挥欧阳深进攻中伏，所部数百人皆战死，倭寇乘胜攻陷平海卫城（福建莆田东南九十里）。
福建巡抚谭纶指挥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三路军队，围攻平海倭寇，以戚继光为中路，刘显、俞大猷为左右路，戚军率军先登城，左右两路继之，大破倭寇收复平海，继又收复兴化。歼倭二千二百，溺水死者无算，并夺回被虏男女三千余。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仙游之战。
十二月，兴化（福建莆田）残倭，联合新倭万余进犯仙游，围攻三日，福建总兵官戚继光率兵进击，败倭于城下，乘胜追击，次年二月又败倭于王仓坪（福建同安境）斩杀数百，坠崖谷摔死甚多，余倭数千逃窜，分据漳浦蔡丕岭（漳浦境）。
戚继光又兵分五路进剿，各持短兵器登崖进攻，俘斩数百。
残倭抢掠渔舟逃出海去，，至是福建倭寇逐平定。
《上述资料源于“明世宗实录”和“中国历代军事战争年表”。》
上述历史资料表明，崇武哈姓族群，在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前后，明朝军队驻边时，迁居到此。
至此明清两代该地区没有什么战事，相对平静。
所以墓地没有发现朝廷给因公殉职文武官员的官方墓碑。
2006年6月4日，台州旅游网，龚泽华的文章“戚继光和谭纶”一文中写道：“第二年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和谭纶兵一起，转战台州，取得桃渚、海塘的胜利。
经过这几场大战，戚继光认识到光练兵不行，还得招兵，招募素质高的士兵很重要。
曹天佑部三千兵经训练后能冲锋陷阵，但一遇强敌便闻风丧胆，甚至弃甲而逃，主要是这些兵来自城镇，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受过倭寇之罪。
谭纶的 500兵招自南京，深受倭寇之害，对倭寇有深仇大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着南京城兜了一个大圈，当时南京城驻军12万，却多不敢迎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
明万历15年，十几名倭寇到南京城外杀人越货，为所欲为。
清·张廷玉等 明史 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谭纶。
这里记载了，明代东南沿海抗倭时期，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谭纶，时任兵部郎中，曾经在南京募兵 500人，抗击倭寇的历史史实。
谭纶经历了闽浙抗倭斗争，累升到兵部尚书，他在南京招的兵，取得抗击倭寇胜利后，根据明王朝当时的政策，安置居留到的东南沿海。
自此戚继光在浙江义乌矿工中，先后招兵一万六千人，组建了取得抗倭胜利的戚家军。
历史文献记载：倭寇并不都是倭国人。
“倭寇”实际上大多数是沿海居民，而头目也基本上是沿海富豪。造成倭患的原因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正如当时负责海禁的赵文华所说的：“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01
而其他靠海吃海的以经营海外贸易的也由于生计或巨额利润的诱惑，进而进行走私或海盗式贸易。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为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02
不仅时人明智者有此认识，就是当局也有此认识。福建巡抚谭纶也说：
“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03
“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04
明代的海禁政策，反而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
01，赵文华：《嘉靖平倭 役记略》卷5
02，谢 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二
03，《明经世文编卷》332《善后六事疏》
04，张 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上述历史资料说明，明王朝要解除倭寇之患，必须做到：
军事上要打击，取得抗击倭寇的胜利。
海禁要解除，让沿海人民能出海谋生。
募兵进驻沿海，防患于未然。
处于倭患战乱时期，朝廷募兵，南京的哈氏族群，应征是正常的。
上述查证分析，可能就是历史真相，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它们是：泉州晚报海外版的“奇特的崇武哈姓”、东南早报的“哈氏泉州哈姓是个未解之谜”，和网络文章 “崇武哈姓族源初探”、“历史之迷--哈氏泉州哈姓是个未解之谜”等。
这种奇怪的报道方式，再加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地人们强烈的商业意识、旅游在泉州、惠安、崇武地区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一个词汇，这些文章在“炒作”，而且有“商业炒作”之嫌。
前一段时期，陕西、湖南两起假华南虎照片事件，其原因都是为了商业旅游和地方经济利益，人为制造的“恶性炒作”、达到“违规”、“违法”的地步。
这些文章中，引证了一些地方文史机构和名人的解释，作为报道的依据。
例如：“当地文史工作者多数认为...”、“崇武镇地方史颇有研究的汪芳老人说...”、“据惠安县方志办提供...”、“泉州学研究所的林所长说...”等等。
这些解释或论证中，确实有两项内容值得人们研究和注意：
崇武哈姓的灯号为“金山”，崇武哈姓属哈氏“金山”衍派。
据说清代名将、兴化府（现莆田仙游）总兵哈攀龙（回族人）还曾多次前往崇武拜祖认亲。
如果这两项内容报道有据，崇武哈姓族群也认可的话，那么崇武哈姓族群仍然是中原哈氏宗族的组成部分，但需要考证探讨族群变迁的原因和经过而已。
我考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足以证明“泉州崇武的哈姓与纳哈出无关”。
请阅读我撰写的“泉州崇武的哈姓与纳哈出无关”、“关于木华黎的后人”、
“中原何时以哈为姓”、“哈姓概念几点看法的不同”、“金山人”等考证文章。
崇武“明哈公墓”的古墓碑是明代哈氏族群的公共墓地的墓碑，不是个人的
墓碑，它的样式和祥云图案，明确的告诉我们，崇武哈姓族群，源于明中后期。
1、墓葬不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来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此墓碑是明代的。
2、祥云是中国汉文化（儒家文化）的代表图案，也就是说该墓碑是伊斯兰
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只能出现在明中后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强制元后留华的回回人汉化，大明律制定相关规定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在奏折中，就曾经将来华的回回人分为生回和熟回，此墓
碑的样式即熟回的产物。
3、此墓碑与元后留华的回回人墓碑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回回人的墓葬
不可能在墓碑前有供桌或墓穴。
中原回回人实行深葬，墓穴先在地下挖一个差不多两米见方，0.6米左右深的坑，称大坑，再在大坑中央挖一个适合亡人宽与身高的坑，称子坑，子坑的深度标准是亡人跪着的高度，墓穴中没有陪葬品。
崇武哈姓后人，哈海东、哈泽君、哈盛峰先生，先后多次来函，询问该族群移居和来源问题。
族群变迁，往往和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
明中后期，正是倭寇严重掠扰东南沿海、明廷抗击倭寇取得胜利的时期。
经历史文献查证，在这前后各百年间，崇武地区，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历史是这样记载明中后期倭寇掠扰东南沿海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农历十一月，倭侵莆田、温州、舟山之战。倭二百余入侵福建莆田及镇东卫（福建福清东南），明千户戴洪等战死。
倭又一股五十余入侵浙江温州、平阳县，明指挥祁嵩平阳百户所刘欲等败死。
倭又一股八十余入侵浙江舟山，明参将卢镗率军抵御，指挥闵溶战死。
倭犯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明抗倭惠安之战。
嘉靖三十七年春，新倭大至，犯浙江温台等府，台州之太平县数次被围攻。
四月，倭寇自浙江侵入福建之福州、兴化、泉州等地，皆登岸焚掠而去。
五月，倭攻惠安，明知县林咸率兵据城抵抗，倭败退，咸乘胜追击，至县境鸭山中伏牺牲。倭自海口出海，明参将尹凤引舟师追击，冲沉倭舟七，擒斩七十余人，追至东洋，又斩倭百余而还。
六月，倭复分掠兴、漳、泉等府，攻陷福清、南安二县。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倭寇扰福沿海州县。
三月，柯梅之倭出舟山，驾帆南犯，泊于福建之浯屿（金门岛）。
四月，进攻福宁州，不克，移攻福安县，破之。
同时由广州亦有流倭往来诏安、漳浦间，于是福建沿海福、漳。泉等州，无不受倭害。倭进攻福州，不克，围攻一月，始解围去。
五月，倭陷永福县。
七月，倭又自福建流入温州，掠平阳、泰顺等地。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平海卫之战。
明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围攻兴化府城，月余，广东总兵刘显率兵赴援派兵与城内联络，中途为寇擒杀，倭寇冒充明军进城，骗使守将戒备松懈，倭寇即于夜间袭占兴化城。
四十二年二月，倭弃兴化城南下，破峙头（莆田东南），都指挥欧阳深进攻中伏，所部数百人皆战死，倭寇乘胜攻陷平海卫城（福建莆田东南九十里）。
福建巡抚谭纶指挥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三路军队，围攻平海倭寇，以戚继光为中路，刘显、俞大猷为左右路，戚军率军先登城，左右两路继之，大破倭寇收复平海，继又收复兴化。歼倭二千二百，溺水死者无算，并夺回被虏男女三千余。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仙游之战。
十二月，兴化（福建莆田）残倭，联合新倭万余进犯仙游，围攻三日，福建总兵官戚继光率兵进击，败倭于城下，乘胜追击，次年二月又败倭于王仓坪（福建同安境）斩杀数百，坠崖谷摔死甚多，余倭数千逃窜，分据漳浦蔡丕岭（漳浦境）。
戚继光又兵分五路进剿，各持短兵器登崖进攻，俘斩数百。
残倭抢掠渔舟逃出海去，，至是福建倭寇逐平定。
《上述资料源于“明世宗实录”和“中国历代军事战争年表”。》
上述历史资料表明，崇武哈姓族群，在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前后，明朝军队驻边时，迁居到此。
至此明清两代该地区没有什么战事，相对平静。
所以墓地没有发现朝廷给因公殉职文武官员的官方墓碑。
2006年6月4日，台州旅游网，龚泽华的文章“戚继光和谭纶”一文中写道：“第二年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和谭纶兵一起，转战台州，取得桃渚、海塘的胜利。
经过这几场大战，戚继光认识到光练兵不行，还得招兵，招募素质高的士兵很重要。
曹天佑部三千兵经训练后能冲锋陷阵，但一遇强敌便闻风丧胆，甚至弃甲而逃，主要是这些兵来自城镇，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受过倭寇之罪。
谭纶的 500兵招自南京，深受倭寇之害，对倭寇有深仇大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着南京城兜了一个大圈，当时南京城驻军12万，却多不敢迎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
明万历15年，十几名倭寇到南京城外杀人越货，为所欲为。
清·张廷玉等 明史 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谭纶。
这里记载了，明代东南沿海抗倭时期，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谭纶，时任兵部郎中，曾经在南京募兵 500人，抗击倭寇的历史史实。
谭纶经历了闽浙抗倭斗争，累升到兵部尚书，他在南京招的兵，取得抗击倭寇胜利后，根据明王朝当时的政策，安置居留到的东南沿海。
自此戚继光在浙江义乌矿工中，先后招兵一万六千人，组建了取得抗倭胜利的戚家军。
历史文献记载：倭寇并不都是倭国人。
“倭寇”实际上大多数是沿海居民，而头目也基本上是沿海富豪。造成倭患的原因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正如当时负责海禁的赵文华所说的：“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01
而其他靠海吃海的以经营海外贸易的也由于生计或巨额利润的诱惑，进而进行走私或海盗式贸易。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为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02
不仅时人明智者有此认识，就是当局也有此认识。福建巡抚谭纶也说：
“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03
“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04
明代的海禁政策，反而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
01，赵文华：《嘉靖平倭 役记略》卷5
02，谢 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二
03，《明经世文编卷》332《善后六事疏》
04，张 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上述历史资料说明，明王朝要解除倭寇之患，必须做到：
军事上要打击，取得抗击倭寇的胜利。
海禁要解除，让沿海人民能出海谋生。
募兵进驻沿海，防患于未然。
处于倭患战乱时期，朝廷募兵，南京的哈氏族群，应征是正常的。
上述查证分析，可能就是历史真相，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