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藏书与文献归来记

作者：黄春宇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6年11月4日 

下周一，上海图书馆精心筹备的年度大展就将与读者见面，主角是翁氏藏书、翁同龢日记以及一批翁氏文献手稿。“这是一次纪念，也是一个承诺。”上图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道。时隔半个多世纪，翁氏藏书与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转了一圈又回到上海，浦江之上船来客往，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1904年7月4日，清末著名政治家翁同龢在常熟过世，他所拥有的家族藏书传给了曾孙翁之廉（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也有一部分藏书，基本上被国家图书馆前身之北京图书馆收入）。翁之廉把藏书的精华部分放在天津，夫人强氏看管有方，使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而翁氏故居綵衣堂的藏书则在战乱中散失。翁之廉无后，从弟弟翁之憙处过继翁万戈为子。翁万戈成年后，翁氏藏书便交到了他的手上。“从我高祖翁同龢到现在，这一部分古籍，已经守藏五世，少数的书，从高高祖翁心存算起，那就有六世了。”1947年，翁万戈从美国留学回来，眼看局势动荡，他找了一艘运煤船，把天津的藏书和文献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上海，后来又借助外国人的海轮，将其全部运往大洋彼岸的美国。

此去经年，恍若隔世。直到1985年，这批藏书首次通过美国华美协进社展出，立刻在学术界与文物界引起了轰动。1987年，近代版本学家傅增湘之孙傅熹年赴美国考察中国书画与古籍善本的收藏情况，在翁万戈家中看到了那批漂泊在外、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翁氏藏书和文献。回来后，他在《书品》杂志上发表了《访美所见我国善本书籍简记》，文中盛赞莱溪居（翁万戈在美国东北莱姆小镇的住所）翁氏藏书，称其中九种是近百年来学人想望、不知其存否的孤本秘笈。论版本学上的价值，显然在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内的美国各馆所藏中国宋元刊本之上。

因为工作关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很早就与翁万戈相识。上世纪80年代末，翁万戈为研究陈洪绶回国收集资料，走访了多家图书馆与博物馆。有一天，他带着夫人来到上图拜见馆长顾廷龙，希望看一看馆藏《九歌图》与李廷谟刻本《北西厢》。为翁万戈复印所需资料的是陈先行，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了句：“您的书是从上海带走的，将来最好由上图收藏。”听完，翁万戈笑而不答，夫人则在一旁回道，“若有机会，请陈先生去美国看看这批书”。现在看来，不管有意无意，这番对话为后来双方的合作打下了伏笔。

1996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32册的《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其中所收诸种宋本的出版说明都出自版本学家冀淑英之手。次年春天，翁万戈现身北京，参观嘉德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主办方听闻此事，联系上翁万戈，问其是否有兴趣提供拍品，参加拍卖。翁万戈没有答应，也未拒绝，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了解国内的拍卖行情。

嗅觉敏锐的嘉德公司开始酝酿方案。总经理王雁南找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询问翁氏藏书的价值以及是否应该争取拍卖。汪庆正告之：“这批藏书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任何书画瓷器都不可相比的。”10月，王雁南专程赴美，在莱溪居见到了翁万戈，对其说明来意。临别时，主人将原属七弟翁铭庆名下的一部宋淳熙元年锦溪张监税宅刻《昌黎先生集》六册残本交予王雁南，托她带回国内拍卖。在1998年的春季拍卖会上，这件拍品以111万元人民币成交，平均每册近20万元，较当时市场宋本之均价贵了一倍。听说了这个消息，翁万戈给王雁南发来谢函，正式表态愿意将翁氏藏书整体拍卖或转让给一个第一流的永久性机构。1999年6月，王雁南再次赴美，拜访翁万戈。翁万戈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整批，不能打散；二是收藏单位要有相当

之水平，限定在亚洲地区，首选是中国，并且排除了日本；三是要善价。”双方经过数次磋商，最终在9月24日签署了委托拍卖转让协议。

万事俱备，唯欠东风。王雁南回国后率嘉德公司代表就此事先后拜会了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以及启功和傅熹年，张德勤又将此事通告给任继愈和王世襄。12月16日，任继愈约见王雁南，了解转让和拍卖的具体细节，当时冀淑英也在场。很快，国家图书馆便着手起草申请报告，呼吁政府部门予以财政支持。任继愈、启功、张岱年、傅熹年等12位专家学者联名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与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并由他们转呈李岚清副总理。信中写道：“翁氏藏书以国内标准应属国宝级重点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现在是争取翁氏藏书返回祖国的最好机会，希望国家在公开拍卖之前拨款购买。”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材料正式上呈时已经是2000年2月20日。

两天后，翁万戈夫妇携带7个大行李箱抵达北京，里面装着的翁氏藏书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北京方面出现了反对声音，整件事因此陷入僵局。这时，一直在等待机会的上海迅速展开行动。实际上，嘉德公司为了促成转让，避免节外生枝（1995年，在嘉德公司秋季拍卖会上，一册从海外征集而来的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被海外人士以143万元人民币拍走），继北京之后又悄悄地通知了上海。汪庆正最早收到消息，他赶紧向上海市领导汇报，并得到了明确支持。于是，上博与上图两家单位联合向市政府打申请报告，落款的5人分别是上博的汪庆正、陈夑君以及上图的王鹤鸣、马远良与王世伟。鉴于翁氏藏书属于古籍类别，市领导建议由上图收藏，遂要求上图单独提出申请。

在申请报告重新起草之前，上图的领导已经赶到北京与翁万戈碰面，迫不及待地一睹翁氏藏书的真容。翁万戈后来在他的信中回忆：“2月下旬到北京的第4天（2月26日），就得到了同上海图书馆各位领导欢宴的机会。席间馆务委员会王鹤鸣主任开门见山的诚恳发言，上图愿意为这批古籍安家。”次日，由嘉德公司出面，上图与翁万戈达成了转让意向。

作为当时上图古籍部主任的陈先行，很快接到了起草报告的任务。多年以后，回忆往事，依然清晰如昨。在“关于购买翁氏藏书的补充报告”中，他对原来的报告进行了3个方面的补充：首先，进一步揭示翁氏藏书的价值，尤其为那8种宋本分别写了简要说明，强调版本的真实可靠，具有不可替代之文献与文物价值；其次，根据当时的拍卖行情，特地例举了宋元本的市场价格，以说明500万美元只是这批书的起拍价而已，合乎情理（同时也指出，由于多种国宝级版本的唯一性，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此次属场外交易，可避免价格失控的风险）；最后，为强调政府对古籍保护收藏重视的一贯性，特别提到了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两度批拨专款从香港购回陈清华旧藏善本百余种，以及上海政府的经验之举（上世纪50年代拨专款购买吴县潘氏滂喜斋旧藏善本74种，上世纪80年代拨专款奖励张子美先生捐赠其祖父张佩纶保存外家仁和朱氏结一庐旧藏善本400余种等）。

到了3月上旬，翁氏藏书牵手上图基本成为定局。如翁万戈事后所言：“3月初我过上海时专诚拜访上图，又见到王鹤鸣主任、马远良馆长和王世伟副馆长，使我能仔细参观这宏伟的建筑和现代化的设备。过了两天，古籍部陈先行主任带我看到古籍的储藏、急救、精修等等部分，而且告诉我那著名的朱氏结一庐的遗书就在此，使我非常钦佩他们工作的精神和方法。那时我心中已深感这就是翁藏古籍的理想新居。”进入实质性沟通阶段，翁万戈明确表示将翁氏藏书转让给上图，而且愿意少收50万美元转让费用，从原来的500万美元降至450万美元（最初嘉德公司与万戈先生有550万美元的协议，即包括百分之十的佣金）。在得到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后，3月24日，上图与嘉德公司签署转让合同，400万美元由市财政支付，另外50万美元由上图自行承担。

4月12日，上图派人前往嘉德公司接收翁氏藏书，逐种逐册清点并装箱。7个大箱子装在两部面包车上，运到北京老火车站站台后，又被搬进了开往上海的硬卧车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上图还请了两个便衣武警战士贴身同行。次日上午11时，翁氏藏书顺利入藏上图的善本库。

回上海的火车上，陈先行一夜未睡，思绪万千。在这批翁氏藏书中，有赫赫有名的《集韵》《邵子观物篇》《施顾注苏诗》等，都是怡亲王府的旧物。怡府藏书一向秘不外传，迨至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导致怡府没落，藏书流落厂肆，时捷足先登买得其孤本秘籍者，乃聊城杨氏、吴县潘氏、仁和朱氏及常熟翁氏四大藏书家。潘、朱两家之书大都相继归属上图，翁氏之书的补充，如同失散已久的亲人重逢。上图老馆长顾廷龙曾以为明州本《集韵》已亡佚，极力推荐出版钱氏述古堂影抄本，并亲自撰写跋文。现如今述古堂影抄之底本重现世间，并且是由上图收藏。

细数翁氏藏书，人们都在追捧《集韵》，陈先行却更看重宋本《长短经》——“它犹如未经雕琢之璞玉，虽然目前人们认为其价值未能与《集韵》比肩，但视其版式、字体、避讳诸端，不同于寻常南宋浙江刻本面貌，颇疑其刊刻于北宋，亟待作深入研究。除去释氏之籍，当今存世南宋刻本不下千部，而北宋刻本则屈指可数，若《长短经》果真北宋所镌，则单此一部书便值450万美元，其余权作万戈先生赠与者可也。”

“我在这好似天涯海角一样的美国东部山林间，梦想到已经告别的家藏古籍，免不了断续的怀念，更为它们重返祖国有说不出的欣慰。”翁万戈不负先人托付，将颠沛流离的家族藏书安置妥当，此时他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那便是高祖翁同龢日记手稿的去留。相比常熟的翁同龢纪念馆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同为候选的上海图书馆无疑是更理想的管家，毕竟翁氏藏书保存于此，而古籍文献集中起来便于人们的整理和研究。之所以等待了十多年才作出捐赠日记手稿的决定，或许是留恋不舍，或许是缘分未到。2010年，在侄子翁以钧的陪同下，翁万戈来上图参观馆藏宋本展览，看到自家的藏书被保护在德国制造的恒温恒湿展柜之中，并且陈列于展厅最为醒目的位置，92岁的耄耋老人既兴奋又激动：“上海图书馆把书保存得这么好，不但进行研究，还把它们拿出来为公众服务，看来我10年前的选择完全正确，这里是最好的归宿。”

转眼又过了5年，新的机会终于来了。黄显功最早是从远东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处获悉，翁家打算在国内找一个“好人家”，把翁同龢日记手稿无偿捐赠。听闻此讯，黄显功让徐忠良赶紧联系翁万戈的侄子翁以钧，表达收藏意愿的同时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翁万戈要求有意收藏的单位准备一份2000字的材料，介绍各自的优势。上图很快拟好了“答卷”，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翁万戈，结果对方表示收不到。情急之下，黄显功专门编了精美的小册子，一共印了8本，其中一本用国际快递寄往美国。小册子用繁体字排版印刷，以便于翁万戈阅读，有一项是翁氏文献“回家”与“团聚”计划——“自2000年‘翁氏藏书’入藏上图以来，本馆已对此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展览、宣传、研究和出版，发挥了‘翁氏藏书’的文献价值与社会价值，践行了本馆‘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宗旨。我们热切期待《翁同龢日记》稿本等翁氏文献回归上海，继续入藏上海图书馆；我们深情期盼翁氏文献回归故土，谱写中华典籍的光辉篇章。”为了迎接翁氏文献的“回家”与“团聚”，上图方面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拟定了包括“专题收藏”、“专题研究”、“专题特展”、“专题服务”等细致方案。比如“专题收藏”就注明：将对翁氏文献设立“翁氏专藏”，集中收藏，集中保护，全部特制（汉代）金丝楠木书盒予以储存，所有文献均予以数字化复制保护。

对于上图所做的一切，翁万戈再次被打动了。2015年11月，他的女儿专程从美国来到上海，实地考察上图的收藏条件、研究团队以及服务理念等。经过认真比较和权衡，翁万戈又一次选择了上图，但双方还需要当面约定一些事情。办理出国手续需要翁万戈签字的邀请函，谁曾想，上图一直没有收到这份文件，最后等了将近一个月。12月17日，黄显功、陈先行等一行五人抵达莱溪居，在他们登门之前，翁万戈在家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对照清单把翁同龢日记手稿重新盘点了一遍。宾主相见时，翁万戈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讲述自己对这

批文献的爱，言辞恳切，令人动容。本来上图的这趟美国行只是看一眼翁氏文献，双方的正式交接约定在2016年，但是体会到赴美签证事宜的复杂和繁琐，老先生临时改变了主意：“算了算了，既然这次来了，你们就带回去吧。”12月19日，47册《翁同龢日记》、12包《翁氏文献丛编》手稿经过逐一清点，收入上图的善本库。时隔15年，与“翁氏藏书”重新团聚。今年3月，天津的翁家后人翁铭庆又把一批翁家文献转让给上图，包括一册翁同龢日记、家谱资料、以及翁同书的档案等，进一步充实了翁氏专藏。

上图的年度大型展览即将开幕，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翁同龢日记》（另外三本分别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的评价是“价值连城、弥足珍贵”。

首先是史料价值极高。到目前为止，翁同龢日记是唯一一部反映1858—1904年间（即清朝咸丰八年至光绪三十年）晚清最高统治集团政治内情的实录。在40多年里，其他大臣亦有日记，如《王文韶日记》、廖寿恒的《抑郁斋日记》、曾纪泽日记，孙宝暄的《忘山庐日记》等，但是他们任职范围有限，或局限于部务，或偏于经办某些事件，史料价值有限。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他们的日记内容多与地方有关，不及中央，于清朝高层政治运作而言，无从知晓。即便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了不少市井新闻，无法与翁同龢日记相比。在翁同龢日记中，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包。如重大决策、人事变动、军事外交、条约签订、科举考试、对外交涉、宫廷内幕、书房教育、帝后生活，文化礼仪等。除了中央高层，地方省道府厅州县均有涉及，尤其是吏治民生。谢俊美做过不完全统计，翁同龢日记中与作者来往之人约有1300多个，地方大小官员约占一半。从来访者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赠送的特产和书画，以及器物银两的馈赠留退，日记均作了如实记录，此外还包括了他们的身世、字号、功名、特长，所议及的官员操守、行政优劣及公事处理的看法、评价等。

其次，日记的内容几乎包括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海军建设、黄河决口、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换句话说，这本日记就是一部反映晚清中国政治生活的实录。由于位高权重，翁同龢在日记中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英法联军在礼部大堂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全过程。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制造各种借口勒索清政府，翁同龢以代表身份，被迫向俄、法、英、德借款，这些经历都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翁同龢日记也是一本晚清社会的小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天气变化到治病药方，均有涉及。此外，翁同龢还留下了“军机处日记”、“洋务小卷”、“随手记”等专项日记。

第三，翁同龢日记是关于晚清统治高层议事的唯一留存史料。特别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各部院档册文献资料遭到损毁，后来清政府又在1903年下令将残存档册文献一并销毁，重新纪事。作为第一手资料，翁同龢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资料的缺失。

翁同龢日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因为有删改的痕迹，也引来了争议。一部分是他生前隐居山居期间，为避祸而删改日记，特别是戊戌年间举荐康有为的内容以及与变法有关的文字；另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张元济、翁之熹为师讳，为祖讳，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日记时故意隐去那些“不合时宜”的部分，比如对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不恰当评语。正因删改之故，长期以来，学界的一部分人对翁同龢日记敬而远之。谢俊美认为这样做其实没有必要，除了已知的删改，其他所载内容大致不谬，“信而有征、尽可使用”。

（本期专题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常熟翁同龢纪念馆，以及华东师大谢俊美教授、天津翁以钧先生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