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律师陶景洲：情迷法国三十载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陶景洲多年来有机会游历各国，经常往返纽约、香港、东京、巴黎和伦敦，他走遍了欧洲的大部分城市。但无论他去过哪里，在他的心目中，巴黎永远是他心中的最爱。“不仅爱那里的景，还爱那里的人。”陶景洲说，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身影和足迹，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曾担任美国高特兄弟全球董事会成员的陶景洲，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1982年初，陶景洲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通过了教育部的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那时大家都想去美国，但是美国的名额只有两个，还有一个人得去法国。”怎么分配名额呢？考虑到去法国得从零开始学外语，一个教授说：“让年纪最小的陶景洲去吧！”法语强化学习从3月一直到6月，陶景洲只初学了四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他只身一人来到巴黎。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第二天，陶景洲就来到波尔多读语言。一到波尔多，陶景洲就遇到了葡萄酒。那是在食堂餐桌上，学校供给学生们随便喝的VDT(Vin de Table，佐餐酒)2法郎一大瓶。“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喝的！”当时陶景洲还以为葡萄酒就是一种十分糟糕的饮料，不禁格外想念中国的白开水。直到他的导师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明显感到老师家的酒味道比学校的好得多，“连颜色都不一样”，这才纠正了对葡萄酒的偏见。

在法国，语言成了陶景洲最大的难关。只有几个月的法语基础，加上法律这门学科又有很多专业术语，陶景洲在课上“瞪着两眼，啥也听不懂”。除了语言不通，家里经济不宽裕的他，还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陶景洲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他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干劲，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他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陶景洲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占用宝贵的学习时间。两相权衡之下，他觉得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是尽量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陶景洲的留学生活清冷而苦闷，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陶景洲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母亲文化水平也不高。“家里寄来的信，通篇都是错别字，我常常要大声念出来，才知道什么意思。”

留学的时候，有时实在寂寞无聊，又没有条件去远一点的地方旅游，陶景洲便只能出门走走看看。他发现，巴黎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学校附近的卢森堡公园(Palais du Luxembourg)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经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夏天的时候，在公园喷泉水池的边上，周围总是围绕着很多学生和年轻人，或在草地上野餐、小憩，或悠闲地打闹、晒太阳；秋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铺满一地，时不时有一两个慢跑的人擦身而过。而我就喜欢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看书，想想事情。”

陶景洲说巴黎的魅力在于文化底蕴，“在街上走着，一转角，时不时就能和一些名人故居打个照面”。为此，他还专门买了几本书，按图索骥，去追寻这些名人在巴黎的生活足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位于孚日广场的(Place des Vosges)的雨果故居(Maison de V. Hugo)。“当年雨果只是租用孚日广场6号2楼的套间，最初是和他的夫人阿黛尔及四个子女一起入住，但是他们搬入这里不久，和夫人10年的感情就破裂了，之后一直是他的情人朱丽叶陪伴着他。雨果在这里住了6年，他的名著《悲惨世界》的一大半腹稿就是在那里形成的。”雨果去世的时候，全法国下半旗致哀，举国上下，一片悲泣。年轻时的陶景洲，就是在故居挑廊下咖啡馆的一个角落，喝着飘香的咖啡，望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浮想联翩。

三年之后，陶景洲从学校毕业，正当他为实习和工作的事一筹莫展时，法国法律比较学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对他施以了热情的援手。由于丹克教授的推荐，他得以进入一家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因此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他本来只想赚点钱就继续回学校进行行政法的研究，没想到一进入律师行业，他就爱上了这一行。为此，陶景洲甘愿放弃了博士学位。

2014年11月18日，陶景洲参加了巴黎政治学院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1983年，他在那里当听课生，学费400法郎，这是当时的学生证。在那仅仅两年后的1985年，他就在学院马路对面的法国比较法研究所用法语讲授中国法。

在陶景洲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法文法学著作中，他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这样写道：“陶景洲先生无疑要不停地使我们吃惊，5年前的一个普通中国助学金的使用者，说着糟糕的法语，现在已修完法律的高级文凭，并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积极地工作着。他能在北京和巴黎两个社会中应付自如，他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在法国待了十年，陶景洲说他有两件事没学会，一是跳舞，另一件就是吃甜点，但是有一件事他学会了，学会了品红酒，品正宗的法国红酒。

1985年的夏天，陶景洲刚刚开始工作，他花了5000法郎(折合不到1000欧元)买了一辆二手的雷诺，带着当时的荷兰女朋友自驾游。两人从巴黎出发，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往南，到了尼斯再从东部绕回来。他们不上高速路，专挑小路，拿着一本米其林的旅游指南，快到目的地就给旅店打电话订房间。当车开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附近时，漫山遍野都是整齐的葡萄园，有时绵延数百公里。遇到如此美景，陶景洲经常停下车来，和女朋友摆开桌布，从篮子里拿出准备好的三明治，在田间野餐。这是陶景洲第一次知道，波尔多附近有这么多葡萄酒庄园。

在那之后，由于经常和客户、同事、朋友去餐厅，有机会喝到好的葡萄酒，陶景洲才真正爱上了葡萄酒。“很多人总喜欢来问我：‘究竟应该如何品葡萄酒？’我每次都回答说：‘那你先喝1000瓶之后，再来谈吧。’”

喝酒的初期，陶景洲偏爱右岸的圣爱美浓，不仅因为口感比较柔顺，更因为刚开始工作挣钱不多，这个产区的酒价格比较合理。随着酒龄的增加，收入的增长，陶景洲说，虽然喝过勃艮第和其他国家的不少好酒，也依然觉得圣爱美浓的酒很好。

有时候“酒肉朋友”来家里聚会，陶景洲常常会打开酒窖，让朋友们挑选自己喜欢喝的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常常一晚上就能喝掉好几瓶，“有好几瓶珍贵年份的酒就是让他们这么喝没的”。陶景洲笑着说，但是他心疼归心疼，却从来不会不舍得把好酒拿出来给朋友分享。“酒没了可以再买嘛，朋友没了就很难再交新的了，特别是深交的好友。”

由于工作的关系，陶景洲经常要做“空中飞人”，几个国家轮流飞。最长的一次环球旅行，是在2014年10月的时候，他连续飞了14个国家，基本每两天就换一个国家，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有时早上起床，睁开眼，会先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哪里。”

四处奔波旅行，也会让陶景洲吃不消。几年前在巴黎出差时，正好遇上感冒发烧，他刚下飞机不久，就在街上晕倒了。朦朦胧胧中听到路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之后就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了救护车，救护员一边守着他，一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睡觉，别睡觉！”怕他一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What am I doing here?”“就像电影场景里，人临死之前在反悔的一样。”他笑着打趣道。

陶景洲的一年在旅途中结束，又在旅途中开始，他笑着说：“就这么忙忙碌碌的，飞来飞去的，一年也就这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