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的根

追寻我们的根

  梁焕平

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随马戈尔尼使团来到中国的英国人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地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常会对侄子说‘家人之间不必客气’之类的话。”

中国的记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完整的商王世系。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文始祖”黄帝战蚩尤的时代，可说是天地洪荒的时代，我们的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靠口说历史传下来的。唐尧、虞舜、夏禹、而我们梁氏始祖伯益父子助禹治水，位列开基者之一。从结绳记事到始创文字，历史长河洋洋流淌，洪流汇合，汇成今天的中华民族。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其实都是口述历史的先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学者和清朝遗老交谈的记史工作做得相当出色。19世纪从90年代的个人口述历史资料比20世纪50年代的多得多。被梁启超称为中国三大史学支柱之一的家族史料——家谱，是口述史迈向成文史的关健。从古至今各氏先贤编撰家谱可谓不遗余力，前仆后继，此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文革前。自从文革结束，邓小平发动改革以来，情况发生巨变。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帕尔默在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强和自信之时来到中国他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朋友和学生对他们家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祖父的故事，更不要提曾祖父那一辈了。至於他们的父母经历如文革时期的故事，他们仅有一点大概的了解。大多数家族都不愿谈自己的家族史，大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之叹。例外者少之又少。（详见2009年7月27日《环球时报》第15版《中国人不该忘记家族史》一文。）

近代中国的历史穿插了野蛮的遭到侵略的部分，有在大饥荒时眼睁睁的看到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亡的可怕经历，当老人向年轻人讲述这些经历时，当代的年轻人居然毫无兴趣，这些年轻人不想听到有关上世纪祖先的痛苦经历。与中国崛起的力量相比，过去中国人吃的苦对年轻人来说似乎毫不相干。中国传统中的“慎终追远”和以“忠孝”为基础的感恩心态逐步淡化。而现代的欧美国家情况是相反的。欧洲人对口述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后辈们将自己家族人的故事世代相传，不错过每个重要细节。在欧美的博物馆里记錄了数以万计的个人见证。儒家的“立言”传统遭到遗棄后，中国的情况将会继续糟糕下去。这完全和盛世修志、修谱的传统背道而驰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周恩来说：“不能了解自已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会更容易忘记过去的痛苦，更不要说从中汲取力量。现代的中国人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老人经历20世纪的重大事件，如果他们带着自己的痛苦故事离开人世的话，而我们又不即时地去抢救、笔錄，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文化损失。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和见证。无论是充满挫败、伤痛、耻辱、或是光荣的，这份经验，都能给我们未来提供宝贵的借鉴。没有灯塔，便只有回顾；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作为参照的事物。人类的历史反复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一生总是在错误的圈子里打滚；人类不断犯同样的错误；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一再重复上演，如金灭辽再灭北宋，元灭金再灭南宋等重大事件。儒家的“不二过”，显然是一种理想。这充分说明以史为鉴对我们人类是多么重要。伟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珍重历史的民族。令人痛心的是，当代中国经历了两个非常时期：一是文革政府引导的对历史全面否定的时期，其根源是“五四”以来形成的顾颉刚的疑古思潮；二是改革开放非政府引导的对历史的全面漠视时期，其原因是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前者由政府推动，可以由政府进行纠正；但后者不是政府引导，而是亿万民众的自觉行动，规模之大，来势兇猛，至今让人看不到黑暗的尽头，其后果令人担忧。

文革不仅是对历史的全面否定，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否定和终结，完全是自毁长城和自掘祖坟的行为。文革终结传统文化的时候，中国人费了几千年难之又难而建立的道德体系，只需要一夜工夫就瓦解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人心目中逐渐湮灭，精神动力严重缺乏，引发全社会的道德崩溃。被奉为圭臬的机会主义价值观，使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弥漫一种被孔子称为的“乡愿”的气氛（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正气不能伸张，人们见怪不怪，歪风邪气盛行，善恶不分，好坏不明。甚至出现在电视上把人性最丑陋的部分拿出来炫耀的现象。最典型的案例是三地政府不择手段、不顾是非、不问香臭、不分忠奸、掘地三尺，纷纷亮出“西门庆故里”招牌，以西门庆与潘金莲性生活为卖点，以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此举简直就是拿道德和金钱做交易，堂而皇之的提倡“笑贫不笑娼”。这种把西门庆打扮成“成功人士”的“文化英雄”，让人顶礼膜拜，如此以丑为美，以非为是的逐臭之举，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殊不知人之大患在於虚伪，一切都在表演、作秀，言行不一，不诚无物，最后人格分裂。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说的，现在人“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隻眼闭一隻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最讲认真”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全社会弥漫的这种乡愿氛围，是全民攀比、腐败和骄奢淫逸的温床。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精神衰落的现象，使年轻人不懂得该向何处走，这如同被打成植物人的中国人文精神，需要迫切地喚起精神的回忆，找到民族的精神，找到民族的灵魂，追到民族之根，更加激发自己不断努力奋斗。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想像的。中国反传统已经掏空了中国人的心灵，许多中国人轻轻地就突破了道德底线。一旦失去了耻辱感和罪恶感的民族，一个伦理底线崩溃了的民族，即使造成暂时的泡沫式的强大，但它不可能创造真正的文明。一言以蔽之，诚信尽失，斯文何存？一个文明的社会，要求政府对国家负责，官员服务於全体公民的福祉；一个文明的公民应遵守社会的公德，以诚信待人，自尊自爱，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这就需要我们在建设法制社会的同时，改造我们的生存文化心理，在全社会重建道德诚信，才有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

曾有人问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文化有什么用？答曰：“不知道。”又答曰：“文化有什么用虽不知，但没有文化肯定不行。”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文化的阶段。今后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已难称健全之人。重新倡导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延续中国的文脈。由於文革，中国的文脈出现了断裂，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脊椎，一个人的脊椎断了的话，那这个人就完了。现在要来树立起这个脊梁，延续中国文脈，就是要重倡国学，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今重新认识、继承、弘扬的重点所在。汉江集团总经理贺平说：“中国历史上西夏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成吉思汗对其征服的同时，又对文化进行毁灭性破坏，使西夏永无复国之可能。”中亚和中国古代西域一带曾是佛国的世界，但穆斯林崛起后，默罕默德推行“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的文化推进战略，一举把中亚和西域变成伊斯兰世界，使原来文化断根断脈，原有国家全部灭亡。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和侵略东北之时，首先对其实行奴化教育，推行日本文字和日本文化。所以抗战之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中国屹立东方五千年而不倒，一脈相承的文化是其根本原因。

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认为，文化架构中最重要的是理念层次。没有理念或者理念糊涂的社会，问题肯定会层出不穷。许多人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即“所有已经被接受的，都必须再加以质疑。”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价值归零”，“零”代表着回到原点。这种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解脱和解放，让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然而，当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时，将会发现没有任何事是绝对必要或不必要的。如此一来，恐怕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亦非绝对必要，却因为有了自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变成一种负担。最后就会想要逃避自由，甚至逃避自己的生命，而出现忧郁症的现象。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忧郁症。忧郁症患者的特征是缺乏斗志，活得一点都不起劲、不快乐，似乎生命只是无尽的烦恼。后现代社会看起来是一种解放，实则是一变而为虚无主义。在理念被淡化为可有可无之时，许多人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后现代社会中的信息革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信息革命让我们整个生活在影像的世界中，无法判断何谓真实，即使接触到现实情况，也难以确认那就是真实。我们从同一版面不断接触这些信息，久而久之完全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也无从判断是非，所以许多人一离开荧幕，面对现实人生时，会感到枯燥、无聊、乏味，结果又回到由影像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哲学家黎鸣说：更令人忧虑的是，面对现实的广大青少年，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於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他们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燥愤怒的情绪，而没有静观求实的态度，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情色躁动之星……他们承继了中国人固有的从权、从钱、从众、从潮的坏传统。2006年第9期和2008年第5期《经济展望》杂志有人撰文分析：这个社会走的太快了，变得太物资化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小皇帝”和“小公主”一代，他们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为他人或社会考虑。他们的父母服从上级、遵守传统、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们则只听他们自已的。……生活变得如此空虚，简直让他们无所适从，难以面对，最后只有走上抑郁症一途。……中国人缺乏信仰，缺乏精神动力，換句话说是一群不服天条、无所顾忌、恣情纵欲、为所欲为的行屍走肉。更要命的是，现代生活提供的丰富的媒介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遭受铺天盖地的各类信息的轰炸。科学研究发现，海量信息带来的压力让我们将会与他人割断，併将导致注意范围缩小，我们的注意力被切断成为更短的间隔，变得与他人隔绝。这对我们宏观思考和深度思考均不利。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的大脑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得不处理如此多的信息。人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电脑和手机上，处理来自四面八方肤浅的信息，以至於丧失了思考与感知的能力，人们有失去深度触觉的危险。由此可见，人类的确面临了史无前例的挑战。面对挑战，如何回应，答案是只有回溯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等领域，是保存理念的最佳载体。人如果脱离传统资源，根本没有立足点主观地看世界，与人来往也不知自己的立场。人只有从传统文化载体中寻找营养来滋润我们的精神家园。

“人身难得，真法难闻，中国难生”（《内经》）。了解祖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考古学家苏秉琦概括）的灿烂历史文化后看出我们做了中国人，是何等的幸运。黎东方先生说：“我们的物质上的根，是一个大而且美的国家；我们的精神上的根，是祖先的极长久的历史，这历史有五千年的文字记錄加以证实，又有已经掘出的六十万年以来的石器、骨器、陶器作为证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有稳定机构，有安全生活，有辉煌的艺术，优美的文字，与极多科技发明的大国。……我们要永远记住祖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善良之语、所作的善良之事；我们也必须谨言慎行、以求无愧於我们的祖先。……中国需要现代化，但不是变成一个西方型的国家。倘若想把中国变成完全西化的国家，那是永远办不到的事；即使办到，也不值得去办。”尽管西方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佛教的中国化即是明证），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拒绝西方文化或者全盘西化都是行不通的。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国要复兴，中国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要做受人尊敬的人，而不只是要做有钱有势的人。有钱人併不稀奇，有价值的人才值得我们敬仰。中国人要光耀门楣，但也要承上启下。父母年纪大了，生病了，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功名暂时放在一边，因为以后功成名就的时候，可能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再想回来服伺父母也已经晚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不远游）。有天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把父母陪好，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有人问研究梁氏文化有什么用？答曰：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教你如何赚钱，相反有时还要求你舍财取义，甚至毁家为国。但以忠孝为核心的梁氏文化的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係，促使人把自已掌握的技术用到正道上来。这是包括梁氏文化在内的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梁氏人文无用之大用。假如我们心灵中没有诗意和品味，我们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一片沙漠。北大教授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就是研究梁氏文化的意义所在。

作为研究家族史的重要载体——家谱，由於时代久远，历史记载稀少，特别是在当代经过文革的政治风暴的不良后果，最严重的是使丰富的谱牃文献等珍贵史料，湮没得百不一存。这对於历史的研究，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件无可弥补的损失。有着“文献名邦、衣冠望族”（文天祥《梁氏合修大宗谱初序》）的梁氏，随着老人的纷纷棄世，有关梁氏家族史处於湮没无闻、模糊不清的状态下。在此，一切有良知的梁氏子孙，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抛棄门户之见，长幼之分，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献计献策，尽心尽力，重新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重振“江南望族”（阮元《梁氏宗谱序》）梁氏的历史声望。

　　有鉴於以上严峻形势，为此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梁其彦宗长於1997年发起编纂《中国梁氏通书》的倡议，立即得到全国广大宗亲的响应。江苏邳州梁传岷宗长以顽强的毅力奔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发动。浙江苍南梁奕川宗长倡议点校整理梁氏文化文献，进行有计划的出版的建议，得到宗亲的大力支持，如得到浙江奇珍兰花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品富等宗贤的鼎力推动。这就是本书出版的缘由。本书由梁奕川宗长亲点亲校，付出的艰辛的努力和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果没有梁奕川宗长这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绝对没有本书的出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梁祥济教授对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大学刘立人教授在本书部分墓志铭标点和诗文出典都做出了贡献，在此鸣谢。本书梁肃部分材料参照了西北师范大学胡大浚教授点校的《梁肃文集》和甘肃省平凉地委组织部李春茂注释的《梁肃文集注释》，在此特别鸣谢。全国梁氏宗亲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没有他们开明的精神，本书出版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恕不一一致谢。

（2009年9月24日 梁煥平於武汉市江岸区麟趾新村46号503室，邮箱：lianghuanp@163.com   QQ：1499687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