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信韩氏:清廉爱民,“花满河阳”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李雅芹　张勇

　　渐入晚秋,阳信县商店镇上草木摇落,沙沙作响。春去秋来岁月更替,百姓前来离去,生息繁衍,代代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土地。
　　在当地生民中,尤以大韩村的韩氏家族最为知名。他们自明初始,一直耕读传家,世守道德。居乡者乐善好施、广布仁义；为官者清廉自守、体国为民,在百姓中享有崇高声望。时至如今,一提起阳信韩氏,在当地依然妇孺皆知,交口称赞。
    韩腾被尊“醇厚君子”
　　阳信韩氏本居于河南洛阳东南的挟马营村。在明初争夺帝位的靖难之役中,韩士敬与兄韩士达,随永乐扫北军迁移至阳信商店镇黄巾寨村居住,成为阳信韩氏的始祖。随着韩氏人丁兴旺滋繁,韩士敬由黄巾寨迁出单独建村——大韩村。
　　韩家先从军后为农,仰食于稼穑,用心于读书,“率以耕读为业”。但前几世的先祖,皆资质平平,仅能粗通文墨而已,“弗耀于当时”。至四世韩腾时,家道俨然中落,可读书明理的传统仍沿袭不衰。史载韩腾“性独聪警”,颇好读书。父亲奇而喜之,口授《大学》《大诰》等文,腾诵读几遍即可背诵。然因家境日窘,韩腾的求学之路很快无疾而终。弱冠后,韩腾得配邻村李氏为妻。贤惠的发妻不曾计较韩家的窘境,而是量入为出,积极帮助丈夫料理家务。两人辛勤劳作、节衣缩食,家境有所起色,“稍裕于前”。
　　不久韩腾由大韩村搬至阳信县城居住,成为韩氏县城的支始祖。
　　先富起来的韩腾,没有忘却昔日磨难,对他人的穷苦往往感同身受。他在乡间乐善好施,救人疾苦,被乡民尊为“醇厚君子”。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天下灾害四起,生民不安。是年正月初二,京师大震,其声如雷。天寿山、密云、居庸关、古北口一带,城垣墩台驿堡倒裂不可胜计,人有被压死者。
　　在古人看来,天降灾异,是为了警示最高统治者,令其修德思过,变革朝政损益。然而此时的明宪宗,昏聩怠政,臣下虽多次上书言事,请减免天下税赋,他却毫不为所动。
　　同年夏,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同时爆发大规模旱灾。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的郑时上奏:陕西连年大旱,至今更烈,饿殍满路皆是,有气还未绝者,已被他人割食。左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的叶淇上奏:晋中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举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比比皆是。而在山东登莱之地,亦是殷实之家,举室啼哭,中下各户,延颈待毙。百姓逃亡,饥寒而死者相望于道。
　　呈报旱情、恳请赈灾的十万火急奏折不断递送京师。感受到压力的宪宗,下令免除受旱地区所承担的税粮,并由南京、江西转漕运粮六十万石赈灾。阳信当地官府则开局纳捐张贴告示,言凡能出稻粟救民者皆赐予冠带表彰。
　　虚浮的“冠带”表彰,在大旱之年似乎起不到多少实质作用。告示虽张贴数日,乡间却鲜有应答者。韩腾见此情景,心内忧愤,遂召集士绅汇聚一处,慨然叹曰:“活人,大事也,而况徼恩以为荣乎?即人皆死,吾独晏然,万万无此理。”激昂慷慨的一番表态后,他毅然将家中存粮全部捐出,嘱咐官府好好利用赈济灾民。乡绅见韩腾带头捐输,也积极动用家资捐助救灾,一时捐粟大盛,百姓因而得活者无数。灾年过后,韩腾在阳信的声望大增。逢其出行,灾民相拜于道。
　　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黄河决口于河南金龙口,七月山东复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韩氏族人商议逃难他处乞食安身,韩腾闻讯泣涕曰:“弃尔亲戚坟墓,若将安忍?即他所亦如吾邑,若等又将安之乎?况吾有少蓄,犹可以侥幸旦夕不愈于毙他所乎。”为保住祖宗基业,韩腾将毕生积蓄作为家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众闻其言,亦皆泣而止,后竟亡它虞。”两次旱灾,韩腾不吝钱粮,救助族人县民,名望日隆。
　　而在平时,乡民有债券莫能偿还者,韩腾全部取来悉数焚烧。在他看来,百姓无力偿还,非因耕耘不勤,更多的是天灾频仍、水旱无常,所以他“不忍以歉岁复困汝也”。因为多行仁义,邑人皆德之,大家谈论到他,都不称姓名而唤作“醇厚君子”。韩腾也就以醇庵为号,勉励自己多行善举,为乡民分忧解难。
　　韩腾在乡间行善举为义事,还教育子侄辈遵循践行,晚辈亦深受感染。道德教化之余,他也把未完成的读书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他曾对儿子韩荆说:“成吾志者,其在汝乎。”他每每劝导韩荆,“专尔心,勿佚游,以成尔学”。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82岁的韩腾病逝于阳信,其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子孙“若等皆宜益加淬励”,要求子孙勿忘砥砺读书的优良家风。
　　正是在韩腾的以身作则下,儿子韩荆为官后体国为民,清廉自守。
    韩荆“官至九卿还有债”
　　韩荆,字廷芳,号信山。在父亲熏陶下,韩荆自幼聪颖好文,为人亦是谦卑恭敬。
　　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举子韩荆赴京师参加科场会试。此年的进士考试,因一桩悬案,引发出一段轰动天下的大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这次会试,明孝宗诏令由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和侍讲学士李东阳共同主持。考试结束后,举人徐经、唐寅预先所作文章,被人举报乃提前得题作弊。给事中华昶立即上书弹劾程敏政受贿泄题。当时考生名次的皇榜还未张贴,孝宗就下令程敏政毋参加阅卷,其所录的考生由李东阳会同众考官共同覆校评定。经过第二次阅卷,徐经和唐寅皆没有被录取。李东阳初定下两人三年内不得参加科考的惩罚,但上书弹劾的言官依旧络绎不绝。面对舆论压力,主考官程敏政,考生徐经、唐寅和给事中华昶皆被下狱。经过调查,徐经的确曾携带礼品拜谒过程敏政,而唐寅也确实为程敏政所赏识,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两人曾出资买题。审判结果是程敏政被勒令致仕退休,徐经和唐寅则罢黜为吏,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华昶则以言事不实调任南太仆主簿。
　　出狱后的程敏政不久忧愤而卒。唐寅则坚决拒绝出任小吏,转而放荡自任,寄情山水书画。徐经回到家乡后,嘱咐子孙勿以科举为念,他置业生产,颇有家资,至其孙徐霞客,遨游山水,著有《徐霞客游记》。
　　科场舞弊的案发,犹如“蝴蝶效应”中轻轻舞动的翅膀,谱写了中国文化和地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徐经和唐寅的仕途到此为止了,而大多数得中者还是要出仕做官的。当年新科进士中,韩荆和大思想家王守仁同榜高中。但二人是否有过接触,却不得而知。韩荆后除任中书舍人,负责书写诰敕,再选任给事中。给事中在明代为监察之官,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外还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诸司执行情况,位卑而权重。韩荆以清廉持重见著,故得为此任。
　　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正月,韩荆赴任太常寺少卿,为太常寺正卿副手,掌宗庙礼仪事。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五月,韩荆升为南太仆寺卿。
　　明朝的南太仆寺并不位于留都南京,而在安徽滁州。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当时的南京兵部在滁州设立统一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以供军用。户养马一匹,一年上交马驹一匹；或养牛,一年上交牛犊一头。后永乐迁都北京,另设北京太仆寺,滁州太仆寺便改称为南太仆寺。韩荆赴任后,立刻着手改革弊政,整顿混乱的经营秩序。他持正不阿,勤奋勉励,政绩卓越。在他苦心经营下,南太仆寺拥有的牛马数量大大增加。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从不受私贿,连官场通行的“常例钱”,也一概回绝。
　　在明代,朝廷给官员所定的俸禄很低,而且常常克扣少发。官员仅仅依靠俸禄,往往生活极为清苦,难以满足交际需要。“常例钱”作为一种潜规则便大行其道。朝廷虽数次严厉打击收受“常例钱”,但因确有所需一直兴盛不衰。至明武宗时,上级向下级索要“常例钱”已是毫无避讳。对此陋习,韩荆谆谆教诲众僚属:“汝以不辞乃恭敬于人乎?恐伯夷叔齐汗颜也!”
　　七年南太仆寺为官,韩荆尽心尽力,南太仆寺面貌亦是焕然一新。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十月,韩荆因政绩优异转任南京太常寺卿。次年三月,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更总理南京粮储之事。
　　当时的南京,负责征收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上海)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此时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江浙一带,所以这四地所缴纳税粮几乎占全国一半。总理粮储之事,按例一般由南京户部侍郎兼任,此时由韩荆来负责,正是看重他清廉任事的品质。
　　当时的北方京师,正处于“大礼议”的激烈党争中。京师的许多职能部门官员因言获罪,或廷杖或贬谪,政府工作陷于停顿。而在南京,因为所受波及较少,官场较为平静,官员尚能安心处理政务。
　　出身农家的韩荆,亲眼目睹水旱中百姓的痛楚,对官吏搜刮敛财也深有体会。负责总理南京粮储事务后,韩荆多次深入民间,了解苛捐杂税的现状和危害。他将调查所得写成折片,上言曰:“浙江应天苏州等处徵解本部定场马草一百三十余万包,每包例折银贰分贰厘,岁输银辄余六千五百余两,俱系小民多纳之数,近年旱涝相仍,宜严行扣革,以后止徵解一分八厘为则。”在韩荆看来,既然征收的马草有盈余,就该减少征收,这样不仅避免物资浪费,也可减轻百姓负担。但在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下,这项建议被束之高阁。
　　韩荆任职最高监察、弹劾机关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监督百官、考察吏治自然责无旁贷。面对上级不法事,韩荆亦是不畏权势,据理力争。南京户部尚书邹文盛,用低价强行收取马草从中渔利。韩荆探知后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年十月上书朝廷指斥其事,邹文盛被下旨诰责。
　　次年韩荆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因年老致仕。他退休后一个月,南京户部开始重新审议数年前其提出的“徵解本部定场马草”疏,经覆议决定从之。
　　韩荆宦海浮沉多年,历任太仆寺和太常寺,还任过总理粮储事宜、工部右侍郎职务。太仆寺负责收马事宜,油水充足。而工部,更掌管天下营造交通,参与“竹木抽分”(从贩运竹木中抽取一定额度税款),享受一定的财税征收权。可令人惊奇的是,韩荆致仕回乡时,竟囊中羞涩,毫无余资。对此窘境,韩荆倒是乐观豁达,还作诗以自嘲:“官至九卿还有债,年登七秩尚无孙。”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正月,韩荆病逝于阳信,朝廷赐祭葬如例,崇祀乡贤。韩荆近八旬而卒,其父亦寿八旬有余。至八世韩玮时,中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进士,授贵州安顺府太守,当时邑人赞韩氏为“积善之家”,尊重崇拜。
    仆代主死　节义千秋
　　有明一代,韩氏家族在阳信生息繁衍,平静的生活直到明末被战火彻底打破。
　　神宗末年,东北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政权,成为明王朝的强劲对手。双方在东北展开争夺,互相交锋,明军败多胜少,东北局势风雨飘摇。
　　明军只能依凭坚固的关宁防线,在宁远附近与清军反复拉锯。清军迟迟无法攻克关宁防线,便决定借道蒙古部落翻越长城攻击明朝腹心地带。
　　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开始,后金军十一年中四次入塞,甚至三次直逼北京城下。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十月至次年五月,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军从黄崖口出击,进犯蓟州……后入山东地界,攻克莱州、登州、青州府、莒州、沂州、德州等地,又回师攻沧州。数月间“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降城六”。此次入塞抢掠,清军抢掠得盆满钵满,共得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清军一路纵横千里,兵锋止步于南直隶海州一带。
　　在滨州地界,清军用降将孔有德等人试制的红夷大炮,击穿武定府城防,大肆烧杀抢掠,又纵火焚烧阳信县城,百姓死难逃亡无数。名望显赫的韩氏家族,因聚众对抗清军入侵,更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韩氏家族成员四处逃亡,其中十世韩同谕逃往沾化,为沾化韩氏始祖。
　　相传在逃亡途中,清军紧追不舍,誓要将韩氏族人屠戮殆尽。因为平时对仆人甚为体贴,虽在逃难途中,亦有忠仆相随。九死一生的危难之际,仆人料定两人同行必无生还,便坚决要求自己伪装成主人,掩护韩同谕逃出生天。面对清军屠刀,忠诚的仆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韩氏。
　　韩同谕虎口逃生,历经磨难迁居到沾化前郭庄、后郭庄,过着窘迫的生活。等到安定下来,他立刻为仆人修建陵墓,要求子孙必须世代祭拜。
　　大韩家村民韩吉田说:“每次去沾化祭拜祖先,按习俗都要先祭拜那位死去的仆人。不仅是我们,在沾化的同族祭拜,也要先祭拜感谢节义千秋的仆人,感谢他为韩氏一族留下生的希望。”
    韩天骥“花满河阳”
　　清军镇压了各地反抗后,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分散到沾化的韩氏,也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他们一边务农稼穑,一边诗书传家,秉承清廉自守的家风。
　　百年岁月转瞬即逝,到乾嘉年间,韩氏又出了一名清廉为官的能吏韩天骥。
　　《沾化县志》有载:“韩天骥,字逢伯,作祯孙也。今黄升帑枣园村人。生而颖异,年未十岁,过目成诵,以拔贡膺乾隆庚子乡荐,学使钱箨石、典试赵鹿泉两先生交誉之。”
　　县志中所说的钱箨石,即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钱载,历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库全书》总纂官。赵鹿泉,为赵佑,乾隆年间督江西、安徽、福建、顺天学政,官终都察院左都御史,尤精通制举业及古文。韩天骥受到两位文章大家的“交誉”,足见文才学识之高。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韩天骥科举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韩天骥授任江苏沭阳县知县。韩天骥到任沭阳后,让家人接其母至官所尽孝。临行前,老母嘱托家人“勿忘携吾之纺车”。子已为官,母仍纺纱,可见其母之勤劳,亦知韩氏之清廉贫苦。
　　韩天骥任沭阳,恪尽职守,勤政爱民,白天坐堂平狱,晚上伏案读书,于历史兴亡中寻求治乱之道。因为学问纯粹,声名遐迩,朝廷命他充任江南省乡试同考官。乡试期间,他阅卷勤勤恳恳,对于请托求进之徒,则一概拒纳贿赂,始终两袖清风。百姓见韩天骥广施惠政,无不欢欣鼓舞,称为“民父母”。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七月上中旬,黄河水盛涨,徐州道下属的宿南厅汪洋一片,“河面宽至十余里”。二十二日,睢宁周家楼二堡“无工处所土堤漫水”。八月初一日,“周家楼迤上之郭家房无工处所”,土堤也陡蛰过水,均注洪泽湖。八月十六日,铜、沛以北苏家山石坝,因漫滩水大,堤身“刷塌三十余丈,泄水下注运河”。决口经抢堵于当年十二月初五日合龙。
　　黄河洪水泛滥成灾五月之久,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中。朝廷派员巡视赈灾,经调查知沭阳受灾最重,拨款二万两银以赈济。韩天骥与县丞牛暹要求各乡登记受灾人口,上报受灾情况,根据受灾轻重发放赈银。次年春二月,韩天骥和牛暹下乡视察,了解钱粮发放情况。二人访查细致入微,探知钱粮多被乡长、里长贪污挪用。为惩戒发难民财的基层贪吏,韩天骥在沭阳展开了“官种民田”行动。在韩天骥的督促下,当年沭阳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存粮殷实,老百姓因而渡过难关。
　　几年光景,原本号为难治的沭阳已是人员辐辏,熙熙攘攘,百姓安居乐业。可当时的清王朝,康乾盛世的景象已经不再,天下是匪乱频繁,朝廷又清剿乏力,帑银(国库税银)被盗被抢之事接连发生。有一次,韩天骥准备将收取的税银向江南省巡抚衙门所在地江宁府(今南京)递解。韩天骥深恐税银途中被劫,冥思苦想得万全妙计。他派人将原木凿空,将税银放入,诈称木排,顺流放下。本以为机密不为人所觉,然而却被其妾弟偶然知晓。妾弟好酒,每至酩酊大醉则狂言不止。韩天骥木排藏银一事为其所泄,税银也于途中被盗贼劫取。韩天骥无意失银,负有直接责任,被朝廷罚俸三年以示惩戒。
　　帑银被盗,韩天骥深以为耻。他将故乡村庄命名为帑枣园,以警示韩氏后人,做事务求机密,莫忘失帑银之失。
　　虽有失帑之过,一心为民、广施惠政的韩天骥,仍是赢得百姓欢呼爱戴。离任时,士民百姓争相送别出境,手捧《花满河阳图》献上。明朝文学家张岱在《夜航船》中曾说:“潘岳为河阳令,公余植桃李花,人称曰‘花满河阳’。”当年西晋才子潘岳被下放河阳为县令,他发现河阳虽临近首都洛阳,百姓却很穷苦。他深入民间搞调研,决定发动群众广种桃李,一来绿化荒山,二来增加收入。随着桃李之花开遍河阳,累累硕果丰厚收益亦接踵而来。百姓深受其利,也就有了“花满河阳”的美称。花满河阳,既是对环境美好的称述,亦是地方官善治的雅称。
　　韩天骥归乡后,以教授子侄读书为业。《沾化县志》载其“居家课士,以科目显者六十余人。所著有《式毂堂制义》百篇,《集杜》二卷,《姓氏新编》二卷行于世”。韩天骥教授门徒,以涵养道德为首要,强调读书明理以提升修养。在他的教导下,韩氏子弟中有功名者(庠生以上)就有二十四人,其中贡生三人(韩宝锷、韩岱锷、韩肇杰)。帑枣园也有了才子庄的美称。
　　“文革”时,兴起破“四旧”之风。当地百姓发掘韩天骥陵墓,发现墓中随葬品寥寥无几,且都是平常之物,侧面佐证了韩天骥为官清廉。
　　现在的韩氏族人,分散于海内外各地。每到特定的时段,他们都会来到阳信和沾化,会聚一堂,共同参拜自己的祖先,铭记祖先的遗训,传承韩氏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