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之三：吐鲁番盆地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15

(八)

再查《河西节度使》有：

简介

河西节度使，唐朝在凉州设置的节度使。唐玄宗时，作为十大节度使之一。晚唐以后复置的河西军，是作为唐末五代时凉州一带的官军残余势力。

历史

盛唐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等7州。

     五代

     五代时，河西地为回鹘、党项分占，唯有凉州、甘州、瓜州、沙州常遣使进贡。瓜沙二州是归义军辖地，中间有甘州隔开，只有凉州较靠近中原。梁太祖时曾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而徒有其名，凉州人民自立守将。

     后唐明帝长兴四年（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谦入朝进贡，受明帝召见，奏称：“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郓州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其城今方幅数里，中有县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马使，衣服言语略如汉人。”明帝遂即任命孙超为凉州刺史，兼河西军节度留后。

清泰元年（934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几年后，凉州人逐出李文谦，灵武节度使冯晖遣部下吴继勋代李文谦为留后，时为天福七年（942年）。次年（943年），后晋高祖遣泾州押牙陈延晖携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挽留陈延晖，立为刺史。后汉隐帝乾祐年间（948--950年之间），权知凉州留后折逋嘉施遣使者入朝廷请命，受封为节度使。嘉施是当地土豪。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折逋嘉施到开封卖马，并且请求朝廷派遣将帅官吏，时任枢密使的王峻奏请起用故人申帅厚以左卫将军拜为河西节度使。申帅厚至凉州，推荐押衙副使崔虎心、阳妃谷首领沈念般等以及当地汉人王廷翰、温崇乐、刘少英为将吏，又自安国镇至凉州，设立三州以控扼诸羌，用当地酋豪折逋支等人为刺史，得到朝廷允诺。但是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申师厚又不能安抚，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申师厚为其所迫，命儿子为留后而独自逃归，被贬官。凉州遂与中原断了联系。

复置

自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东进，曾兵临长安城下，后遂以六盘山为界，以西为吐蕃所有，原河西节度使撤销。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杀，吐蕃陷入内乱之中，敦煌一带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在张议潮带领下驱逐吐蕃驻军，并向东向西进军，一度收复了河西一带的唐朝故土，在入朝后被授予河西等十一州观察处置使。朝廷派遣兵卒郓人二千五百员戍守凉州（西凉府），因黄巢之乱而隔绝，而西面则因为甘州为回鹘所夺取与瓜沙归义军阻断，遂自立。

历任节度使

……

阎朝 （从没有担任过河西节度使。771年杀周鼎，自领沙州刺史之事，率军坚守沙州（敦煌），建中二年（781年）被迫投降吐蕃）

朔方军兼领河西节度（唐、五代）

郭子仪唐至德二载（757年）——乾元二年（759年）（以朔方节度副大使兼任河西节度副大使）

……

后续

之后其地为号称的六谷部吐蕃所占，宋朝时曾来请帅，当时宋朝的殿直丁惟清在凉州买马，命以领州事。

今天再来重读康文煜先生的《中古时期新疆的康氏族群》颇感亲切，因为它涵盖了中古时期新疆的康氏族群的全貌。我所能做的只限于充实、丰富此文而已：

《中古时期新疆的康氏族群》

康文煜

     (2011-11-11 14:14:04)

一    新疆史简介

     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被瓦解。随之，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了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镇抚诸国，并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正式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东汉、曹魏、西晋时继续着有效的管辖。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除符秦短暂统一过西域外，西域一直处于诸政权割据的状态，这期间吐谷浑、柔然、突厥先后均有过统治。隋朝时曾收复了西域东部。唐初，打败西突厥后恢复了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逐步控制了天山山脉南部和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同时，回鹘人控制漠北漠南甚至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包括新疆北部。9世纪中叶后，吐蕃和回鹘衰落，西域出现了高昌、黑汗王朝、于阗、西辽等政权。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属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明代，设立哈密卫，对西域地区实施羁縻控制。

     清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更名“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此后，清朝又平定天山以南坐大的回部。从此完全确立了清朝对新疆的稳固统治。鸦片战争后，沙俄乘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不断用武装抢夺、外交讹诈、偷偷蚕食的方式攫取了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为了加强统治，1884年设立新疆省，实行与中国其他省一样的行政制度，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政治中心由伊犁（今伊宁附近）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

二   中古时期新疆的康氏族群概况

     康氏出自康居，以国为氏。据汉书梁书记载，西汉成帝时就有康居人入华流寓河西。近年来在甘肃悬泉治所出土的文献中也有数则康居商人、使者来往内地的记载。另外，在今喀什、阿克苏、库车、若羌等地出土的粟特文文献中，也有康居人的活动记录。这些康居人名多为中亚胡名，确切为康姓的则未见。目前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康氏，出现在5世纪前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的吐鲁番盆地与且末、若羌一带。大体分如下几个时期。

1，高昌诸地方政权时期。

     5世纪前半叶至公元640年，今吐鲁番地区先后出现四个地方政权，即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尤其是鞠氏高昌时期，遗留的原始文献资料较多。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康国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以外，还从事翻译、军人、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等职业，也有一些人担当了政府官员。他们多定居高昌，信仰佛教、祆教、摩尼教，在高昌建有康寺。文书中有康姓人名的资料很多。列举一二，如下：康祈、康酉儿、康申保、康众□、康师保、康致得、康回君、康辐举、康婆居罗、康不粪、康师苟、康酉忠、康阿和儿、康世和、康师儿、康师子、康石子、康安得、康崇相、康众憙、康褥但边、康怀願、康相願、康憙儿、康长受、康客儿、康智明、康旋、康西儿、康怀满、康僧、康海护、康怀满、康禅师、康将、康冬冬、康门陀挂、康善嘉、康阿陀儿、康黑奴、康僧胡、康僧愿、康佛保等等。

     另外，1，交河古城西部的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出土了5方墓志。延昌卅年（590年）十二月康□钵墓表。延昌三十三年（593）三月康蜜乃墓表。延昌三十五年（595）三月康众僧墓表。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十六日康延愿墓志。2，高昌古城东北部的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出土有延昌十四年（574年）的《康虏奴母墓表》、《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延寿七年（630年）《康浮图墓表》，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如节墓誌》。3，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唐麟德元年（664年）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和“唐神龙元年（705年）康富多夫人康氏墓表”。这些康国人家族的墓砖表明：进入吐鲁番的康国人已经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姓名，死后还跟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

     2，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部东来。

     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

     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卅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

     又，p2005《沙州图经》卷第三“廿祥瑞”下，有“蒲昌海五色”条：

     右大周天授二年（691）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状称，其蒲昌海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水清彻底，其水五色。

     由此可知，贞观年间（627-649）康艳典率部落在今新疆若羌一带（若羌，唐初此地名鄯善，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先后筑城4座，分别为石城镇、新城、蒲桃城、萨毗城。从贞观初到武周天授二年（691），康艳典和康拂耽延相继由唐朝任命为石城镇将或镇使。

     3，唐西州时期（640—792年）。

     高昌，唐属西州。这个时期的康氏资料也很多。由于康氏善于经商和崇尚军功，故分别举例说明之。

     ⑴  吐鲁番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录了来自粟特的商团在西州申请过所的情况，这些商胡“从西来，欲向东兴易”，并说到“请将家口入京”。此案卷由4段缀合而成，其中第4段记有请过所的保人、随行亲属、作人、奴婢、牲畜以及保白，内容如下：

　　1　前庭府、伊百姓康阿了(后缺)

　　2　保人伊州百姓史保年卌(后缺)

　　3　保人庭州百姓韩小光年卌(后缺)

　　4　保人焉耆人曹不那遮年(后缺)

　　5　保人高昌县史康师年卅五(后缺)

　　6　康尾义罗施　年卅　作人曹伏磨(后缺)

　　7　婢可婢支　驴三头　马一匹(后缺)

　　8　吐火罗拂延　年卅　奴突蜜(后缺)

　　9　奴割逻吉　驴三头　(后缺)

　　10　吐火罗磨色多　(后缺)

　　11　奴莫贺咄(后缺)

　　12　婢颉‖婢‖(后缺)

　　13　駞二头　驴五‖头‖(后缺)

　　14　何胡数刺　作人曹延那(后缺)

　　15　驴三头

　　16　康纥槎　男射鼻　男浮你了

　　17　作人曹野那　作人安莫延　康(后缺)

　　18　婢桃叶　驴一十二头

　　19　阿了辩：被问得上件人等牒称，请(后缺)

　　20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压良(后缺)

　　21　冒名假代等色以不者?谨审：但了(后缺)

　　22　不是压良、假代等色，若后不口

　　23　求受依法罪，被问依实。谨口。

　　24　垂拱元年四月日

     有学者对此件文书研究后认为，案卷中康义罗施所携“婢可婢支”，吐火罗拂延所携“奴突蜜、奴割逻吉”，吐火罗莫色多所带“奴莫贺咄、婢颉、婢口”，康纥槎所带“婢桃叶”等七人中有六人都是突厥人。从第20行“家口入京”四字推断，康义罗施等人组成的商队是去京城长安的，他们携带的突厥奴婢必定是要到长安市场上出卖的。这说明这类粟特商胡不断东来，而且带着家口入居长安。史料表明，他们往往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坊里中。如长安：康氏延寿里、安禄山亲仁坊、康氏醴泉坊、康阿义胜业坊、曹慧琳通化里、康氏延寿里、康志达永乐里。洛阳：康婆、康武通章善里，康达思顺里，康敬本章善里，唐（康）氏利仁坊，康元敬陶化里，康氏章善里，康智思顺里， 康庭兰 温柔里，康氏 嘉善里。

     ⑵  《唐开元一九年(731)正月--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载：

     66  兵曹符,为鸲鹆镇官考,限来月衙,勒典赉案囗

     98  兵曹帖,为鸲鹆镇典别将康囗

     116 兵曹帖为追别将康欢奴考功事

     这是一件天山县开元十九年正月至三月的抄目，盖有“天山县之印”。上引３行是兵曹符帖为镇官别将考功事符目。这３行符目中，第66、116行记载比较明确，第98行后半残缺，但结合66行“鸲鹆镇官考”、 116行“别将康欢奴考功事”，推测内容应该亦是兵曹帖为鸲鹆镇别将康欢奴等官考事。综合这三道符目，情况大概是，开元十九年，兵曹为鸲鹆镇官吏考功事下符给天山县，天山县向鸲鹆镇官兵传达了兵曹命令，之后，鸲鹆镇官吏纷纷呈交了考课材料（即自书考状），唯独别将康欢奴和典某未交。兵曹为此再下帖催促。但不知康欢奴请假还是出差，总之，仍然未交。兵曹为此再次下帖，并强调一个“追”字，口气颇为严厉。

     又，罗振玉定名为《北庭都护府流外官考课簿》的文书，内如如下：

     １　北庭都护府功曹府流外肆品、云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王孝囗

     ２　　　　经考十　西州　　高昌县　　顺义乡　顺义里　身为户

     ３　北庭都护府仓曹府流外肆品、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处忠年册一

     ４　　　　西州　　交河县　安乐乡　　高泉里　身为户

     ５　北庭都护府录事史流外伍品、骑都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曹怀嶷     年册六

     ６　　　　西州　　高昌县　崇化乡　　净泰里　身为户

     ７　北庭都护府户曹史流外伍品、武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张虔礼     年册八  

     再据刘安志《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一文，唐代卫士情况一览表中所列，有：  

文书年代

  姓名

  籍贯

  年龄

  成丁年

  干支

  资料来源

  备  注

  

总章元年(668)

  康海达

  西州

  3 0

  659年

  己未

  《文书7》118页

    

  

永隆元年(680)

  康患隆

  西州

  4 8

  653年

  癸丑

  《文书6》547页

    

  

永隆元年(680)

  康妙达

  西州

  3 4

  667年

  丁卯

  《文书6》548页

    

  

永隆元年(680)

  康佑住

  西州

  3 3

  668年

  戊辰

  《文书6》548页

    

  

永隆元年(680)

  康守绪

  西州

  2 9

  672年

  壬申

  《文书6》551页

    

  

载初元年(690)

  康鹿独

  西州

  40

  669年

  己巳

  《文书7》431页

    

  

神龙三年(707)

  康射毗

  西州

  37

  691年

  辛卯

  《文书7》471页

  户主康阿子男

  

神龙三年(707)

  康婆解盆

  西州

  50

  678年

  戊寅

  《文书7》471页

  户主康阿子侄男

  

神龙三年(707)

  康迦卫

  西州

  57

  671年

  辛未

  《文书7》471页

  逃满十年

  

神龙三年(707)

  康演潘

  西州

  51

  677年

  丁丑

  《文书7》475页

    

  

天宝十载(750)

  康伏吐忿

  沙州

  59

  712年

  壬子

  《籍帐》273页

    

  

        最后，《唐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残文书中，存户主名46人，其中属于粟特姓者24户：计康姓10户、安姓6户、曹姓4户、何姓2户、石姓2户；属于其他胡姓者4户：白姓2户、竹(竺)姓2户；汉姓只有18户。有些姓名如安浮台、康延、何无贺、石浮盆、石浮满、曹莫盆等都是典型的胡风名字。这件文书表明了唐西州康氏聚落的存在，而且“崇化”这个名称，也与这个乡作为胡人聚居地有关系。    

三  阙载时期 （公元800年至民国

     从公元800年至清乾隆新疆重归中华这段时期，由于特殊原因，在各类书籍中目前本人没有见到此时期的康氏资料。  

     乾隆时期，新疆重归中华。为了保卫、开发边疆，政府除兵屯、流遣人犯、移驻八旗外，便着手组织汉民迁疆。首批移民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上路，来自安西、肃州的206户，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当年冬末到达乌鲁木齐。第二年三月甘州府张掖、山丹、东乐县264户780余口抵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敦煌等三县移民180户到巴里坤认垦。同年稍晚，肃州、张掖、敦煌无业贫民518户到乌。乾隆三十年1765年，肃州、高台的1300户分插于迪化、阜康、昌吉、罗克伦。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767—1769年，肃州、安西、甘州、张掖的1150户分批到达木垒、奇台、东西吉尔玛太、东西葛根和吉布库屯区。有组织的移民活动持续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从落户地来看，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集中于迪化及其附近地区，三十一年1766年起安置重心东移至巴里坤所属的木垒地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后，在全面安置的同时着重充实乌鲁木齐以西的玛纳斯、呼图壁、土古里克等处。有学者认为：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61—1780年，至少有1万数千户、5万余人在有组织的形式下进入北疆耕种落户。这些移民基本来自甘肃河西地区，而这些地区康氏民众又极多，估计此次迁疆移民应当有一些康氏人群。统一新疆后，内地商贾和佣工艺业之人也相继出关谋生，据资料显示，商民主要是山陕商人、江浙商人。山西、陕西康人也颇多、而康氏又善于经商，估计商人中也有康氏。然而，同治年间新疆的变乱，令乾隆以来百余年经营建设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比如，乌鲁木齐、巴里坤是乾隆以来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咸丰七年1857年的户部清册上已有户民31万人之多。浩劫中，“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据同治年间曾到北疆的美国人斯凯勒说，乌鲁木齐约有13万满族人和汉族人被杀。清军再入其地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奇台县承平时，“闾阎相望，比户可封”，兵燹后，“民房官舍均被焚毁，荡然无存”。阜康城荒毁已久，“榛莽丛杂，不便行走”。伊犁也是居民寥落，一望荒凉。  

     左忠棠收复新疆后，清廷继续加强兵屯、民屯外，主动颁布《新疆屯垦章程》，招徕内地民众来疆。例如，光绪年间，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挟眷承垦，络绎相属”，大量分布在北疆和南疆东部地区。这里可略举几例：阜康县汉族农户“十八行省皆有，而北五省人为较多”，绥来县民多系兵燹后重新聚集，“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伊犁宁远县汉民乱时散尽，后来的务农人口“系承平后由关内各处陆续迁入本境落业”。还有奏报说大批难民从山东、直隶远徙新疆，“几于盈干累万”。这些移民，也有回族。史载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经哈密营卡查报：近年因关内粮贵，从甘肃领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不绝于途。这次移民，对以后新疆大体稳定的局势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成功至1944年，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治理，政局较为稳定。1944年，蒋介石调离盛世才，先后任命吴中信、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为省主席。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大军，攻西安，克兰州，占西宁，据银川，进军河西走廊，兵临玉门，10万大军直叩新疆大门。9月，包尔汉与陶峙岳一起通电起义。10月，人民解放军6万人马，在王震将军率领下进驻新疆。新疆历史翻开了大发展、大建设的新一页。当今新疆各地康氏，多是新中国成立后迁入，人数少、居住分散。

荣新江教授在《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中，涉及了唐西州陷落于吐蕃的时间，显得弥足珍贵：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学术,2004.01

2013-08-02 21:55:52

　一、引言

　　以高昌城为中心的西州回鹘王国（又称高昌回鹘、天山回鹘王国），在公元十世纪时曾一度盛行摩尼教，已为近代以来当地出土的文书所证实。近年来，森安孝夫氏在《回鹘摩教史之研究》一书中，对摩尼教在西州回鹘的兴衰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证，使大批零散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落实到确切的年代范围当中。吉田丰氏即将刊布的吐鲁番新出粟特文摩尼教信札，不仅加深了我们认识西州回鹘内部摩尼教教团的宗教活动情况，还使我们了解到这个教团与中亚其他地区摩尼教团的联系。这些粟特文信札的公布，相信会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一般观点认为，摩尼教是随着回鹘西迁在840年以后进入高昌地区的。然而，在此之前吐鲁番盆地是否流行过摩尼教，仍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本文根据笔者近年对吐鲁番地区石窟寺的实地考察和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希图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辨别，去伪存真，以找出摩尼教在高昌初传的痕迹。

二、考古学的反证

     自本世纪初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5窟(新编38窟)发现摩尼教生命之树壁画后，人们已知道这所佛教洞窟中曾经有摩尼教窟的存在。其年代，森安孝夫氏《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认为在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前半。另外，森安氏还新发现了几个摩尼教窟，因为有回鹘文题记为证，其年代也大体相同。

     最近，另一位关注吐鲁番摩尼教洞窟的学者晁华山氏，发表了他的初步考察报告《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宣称在吐鲁番吐峪沟、柏孜克里克、胜金口三所石窟中，找出数十个摩尼教洞窟。他根据洞窟形制、壁画题材等特征，把他认为的吐峪沟摩尼寺、柏孜克里克北区寺划在第一期，即公元650—850年间;而柏孜克里克中、南区寺和胜金口南、北寺，属于第二期，即850—1000年。克林凯特（H.-J. Klimkeit）氏基本上接受了晁氏对摩尼教窟的判定。

     经过晁华山氏多年的勘查，吐鲁番石窟寺中存在着较今天所知更多的摩尼教窟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把这样多的摩尼教洞窟的年代定在650—850年之间，也就是唐朝灭掉麴氏高昌国后十年到西州回鹘汗国建立前夜，除了作者提到的论据外，似乎还应对相关的佛教洞窟和文献记载加以考辨，因为这一说法与前人把这些洞窟作为佛教遗迹加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有不少抵触之处。

     按照常理，如果一个石窟在某个时段里有摩尼教窟存在的话，它同时应当留下来一些住在那里的摩尼教徒所使用的宗教文献，而且也应当为近代以来的吐鲁番的考古发现所印证，正如我们相信柏孜克里克石窟在高昌回鹘时期有摩尼教窟，而吉田丰氏将刊的柏孜克里克出土摩尼教信札，完全印证了考古学的结论。

     以吐峪沟为例，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确实在这里获得过一些摩尼教文献，然而据系统考察过这批收集品的出土地情况的宗德曼（W. Sundermann）教授指出，吐峪沟出土的摩尼教文献都是840年后回鹘占领高昌以后的产物，与高昌城中α寺出土摩尼教文献相比，从其利用汉文佛典背面书写的情形看，吐峪沟文献甚至晚到1000年以后。因此，吐峪沟的出土文献对摩尼教洞窟在这里的早期存在提出了质疑。

     关于晁氏指称为摩尼教壁画或洞窟的那些吐峪沟石窟，贾应逸、宫治昭、山部能宜诸氏结合佛教文献和克孜尔石窟壁画等，给予了它们的佛教来源的明晰解说，其举证的佛教文献，要比相关的摩尼教文献更接近画面和石窟的内容。对比之下，我们不能不倾向于回鹘西迁以前的吐峪沟是佛教石窟的看法。这里就我们考察所见和文书资料略加补充。

     吐峪沟第42窟即晁氏所说的N2号摩尼教窟，他断代在700年左右。窟中有禅室四，其中左手第一耳室绘有晁氏所谓阴阳人图，被认为是反映摩尼教明暗二元论的形像。据笔者考察时所见，此图两旁有坐禅式的僧人像，其一下部有朱笔题记:“开觉寺僧智会(?)”。按开觉寺数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1)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末，题记中有“开觉寺学”，表明此寺为卜天寿所属的寺院学校。唐朝时期佛寺兼有教育职能，但未闻以胡人为主体的摩尼教寺有教授汉文化的事情。(2)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有神龙之后至开元之前（707—713年）的《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其中有“开觉寺参拾伍束”，其他出草者均为佛寺或道观，证明开觉寺是位于西州高昌县范围的佛寺。(3)大谷文书1001号，亦有开觉寺名，从上下文看，应属唐西州佛寺。由此可见，吐峪沟的画像题记应是高昌县开觉寺佛僧的题记，其旁的阴阳人图，也很难说是摩尼教的图像。

     上举所谓摩尼教洞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洞窟，而是开凿于一所石窟寺石窟群中，如果这个别的洞窟是摩尼窟，则其旁边的其他洞窟也应有关联，换句话说，即反映了摩尼教寺院和教团的存在。

     吐峪沟石窟，从麴氏高昌国到唐朝西州时期，都称作丁谷寺或丁谷窟。日本中村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中，有《唐西州丁谷僧惠静状为诉僧义玄打骂诬陷事》，其属佛寺，似无疑义。更重要的是，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山窟二院条记:“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廿里。寺其（基）依山构，揆？疏阶，鹰塔飞空，虹梁饮汉，岩蛮（峦）纷糺，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遰，下（则）轻溜潺渓。实仙居之胜地，谅栖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据罗振玉考证，《图经》是对乾元以后至贞元陷蕃以前（760—791年）西州的记录。《西州图经》是官府修的志书，所记最为准确。由此知八世纪下半，丁谷寺是附有禅院的僧寺无疑。事实上，吐峪沟出土的大量属于唐朝时的汉文佛典，也反证摩尼寺在唐朝西州时期很难在此立足。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情形相似，这里在唐朝时被称作宁戎寺，上举《西州图经》山窟二院又记:“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即高昌县）界山北廿二里宁戎谷中，峭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层）蛮（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偎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见有僧祇，久著名额。”既有僧祇，摩尼窟似亦不会开在佛教窟寺当中。

     另外，柏孜克里克新出两块贞元年间立的造窟碑记，也提供了当时宁戎窟寺的情况。一块是1984年发现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崖前废墟中（位于第80号窟西侧），据内容可题为《节度使杨公重修宁戎寺窟功德记碑》，据柳洪亮氏的考证，功德主“节度使御史大夫”杨公即贞元二年至七年（786—791年）任伊西庭节度使御史大夫的杨袭古，因此碑立于其任职期间。碑文中有对住持僧之颂词，云“戒珠月满，法镜冰开”;“或方道安，或喻支遁”;其为佛寺无疑。另一块是1989年发现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崖前废墟中，可题为《麴氏修功德记》，周曜撰，立于“贞元敦牂”岁，即贞元六年（790年），是高昌王族后裔麴氏某上人在宁戎窟寺等处修佛事功德记。碑中讲到麴上人“开一窟，以为法华精舍”，“凿悬崖，创营龛窟;持莲华，复立精舍”，“于诸窟堂殿彩画尊像及创造什物，具标此石”，更能说明贞元时宁戎窟寺佛教繁盛的景象。

     此外，我们统记并检索了所能见到的吐鲁番汉文文书，这是记载唐朝西州时期当地情况最详细和具体的史料，加之传世史籍的记录，都看不到任何摩尼教在高昌地区传布的痕迹。照常理讲，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华，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献解天文人大慕阇，都可能经过高昌之地而传教。尽管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摩尼教可能的存在，但从现存材料里，看不出属于唐朝西州时期的摩尼教流行的痕迹，更难说摩尼教教团的存在了。

三、文献学的证据

     自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出土了大量写本残片，其中包括帕提亚文（Parthian）、中古波斯文（Middle Persian）、粟特文（Sogdian）、回鹘文、龟兹文（Kuchean）、汉文的摩尼教文献，其中的回鹘文写本和部分突厥化的粟特文写本，明显是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产物，而其他中古伊朗语材料，却很难判定年代。恒宁（W. B. Henning）认为粟特语摩尼教文献的年代不早于八世纪，不晚于十二世纪，而以九、十世纪的可能性最大。这一观点为大多数中古伊朗语研究者所接受，但以之来做历史研究，尚嫌过于宽泛。

     迄今为止，学者们提到过的较早的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有如下几件:

     1. M 1（MIK III 203），最早由缪勒（F. W. K. Muller）发表，是用不规范的中古波斯文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的一叶，其中说到这部诗集始抄于761/762年，但未抄完，一直保存在焉耆（Ark）的摩尼寺中，到ai t ngrid qut bulm alp bilg uyghur qaghan在位时，才最终抄成。这位回鹘可汗，缪勒指为824—832年在位的漠北回鹘的昭礼可汗，但更可能的是与昭礼称号相同的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题记列举了一批北庭、高昌、龟兹、伽师（疏勒?）、拨换、焉耆、于术（一作温宿）等天山地区诸城镇的各级官吏名，其中既有不少是带有突厥回鹘系官名或称号的回鹘人，如北庭主人Beg Kunki、高昌主人Tapiglig将军;也有一些是带有唐朝官称的汉人，如北庭的大将军节度使、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这一方面证明了此时漠北回鹘汗国控制这些地区的史实，同时也表明这些地方统治者对摩尼教的支持，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诗集题记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很可能透露了摩尼教在那里的存在。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基本确定年代在808—821年间的一件摩尼教文献。

     2.IB 6371（T.II.D.135），是缪勒所刊摩尼教赞美诗题记的另一叶，其中发愿请求天使庇护Uluｒ iliq tngrid qut bulmrdmin il tutm alp qutluｒ küluq bilga uyghur qaghan及其部从。缪勒比定这位回鹘可汗就是762/3年第一次把摩尼教立为国教的牟羽可汗（759—779年在位）。宗德曼和克林凯特都接受了这种看法，并认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从祈愿的语气看，此件并不见得就写于牟羽可汗时期，因此不能肯定它就是最早的吐鲁番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但从其内容和形制来看，把它列入最早的一批摩尼教文献中，应当没有问题。

      3. M 112与M 119，是两封粟特文信札，其中提到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来的两个对立教派——Mihrīya和Miqlsīya徒众到高昌后，与当地教团发生的联系。由于其在摩尼教传播史上的重要性，恒宁早在1936年就对其做了考释，并据教派分裂的时间710—740年和其终止期880年，认为写本年代在763年回鹘信奉摩尼教至840年西迁之间。宗德曼翻译并深入探讨了两封信的内容，并把年代定在八世纪初叶两派开始分裂到九世纪末叶吐鲁番突厥化完成的中间，较恒宁更为宽泛。而克林凯特则采用了恒宁的观点。既然该教派结束于880年，则其教徒到达吐鲁番的年代，既可在此前，也可能在此后，但不会太晚，否则他们可能已融入当地摩尼教团中了。因此，880年以前的可能性更大些。

     4.Mannerheim Fragment E，是用粟特字母写的中古波斯语文书，其中提到“AyTngrid Qut-bulm Alp…Uyghur Xan已登上本国宝位……全力支持……整个宗教”，宗德曼氏认为回鹘可汗称号的缺字可补“bilga”，因而可以比定为M 1中的回鹘可汗，即缪勒所说的昭礼可汗（824—832）。而茨默（P.Zieme）氏则补以“qutlur”，以为是高昌回鹘时代的可汗。此件用中古波斯语书写，且称号较西州回鹘时代的可汗称号简单，宗德曼氏的看法较为可取，但如同M 1的可汗一样，他也可能是指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

     5.T II K Bundel Nr.D.173，这件文书用回鹘文书写，虽然不属于伊朗语文书，但它记载了摩尼教在高昌的早期情形，故附于此。文书记Tngrikn ｕｉｒｕｒ　ｂｕｒｕｒ xan于羊年到高昌，与摩尼教师慕阇讨论摩尼教团的问题。早年，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田板兴道诸氏认为这位可汗是牟羽可汗（759—779年），羊年指767年丁未。后来，安部健夫、森安孝夫等氏考定为怀信可汗，羊年是803年癸未。其说可从，因为767年当大历二年，吐鲁番仍是唐西州辖地，不在回鹘汗国控制之下。这件文书或许是晚出回鹘文材料，但它却提供了摩尼教在高昌地区出现的最早年份。

     以上五条材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高昌摩尼教情形的最早记录，年代集中在803-880年之间，揭示了摩尼教在高昌流行的早期情况，即摩尼教主要是来自西方，在丝路北道一些据点已经立足，在高昌也渐有势力，以致西州回鹘可汗也来问教。

     四、历史学研究

     如果我们把上述材料放在吐鲁番历史发展的框架中，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它们都集中在803—880年之间，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到德宗贞元初（785—792），西州一直在唐朝的直接控制下，上引贞元碑及其他吐鲁番出土建中、贞元时期的文书表明，直到贞元六年前后，西州社会仍较安宁。关于此后西州政权的转移情况，史籍记载不太明了，森安孝夫、陈国灿两氏均有考证，澄清了不少混乱的史实，但也有些问题仍有不同看法。西州政权从唐朝转为吐蕃还是回鹘所有，于本论题关系至为密切，以下略做补考。

     关于西州陷于吐蕃的年代，《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记为“贞元七年”。然而，敦煌写本P.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有如下文字:

     此《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近刘和尚法讳昙倩，于安西翻译。至今大唐贞元九年，约卌年矣……其经去年西州顷陷，人心苍忙，收拾不着，不得本来。乃有同行僧广林，先日受持，昨于沙州，略有讽诵。僧俗忽闻，欣欢顶戴，咸请留本，相传受持。今次居甘州，未有闻者，遂请广林阇梨，附口抄题，将传未晓。未闻之者，普愿弘持，广令流布。癸酉岁七月十五日，西州没落官甘州寺户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大仆卿赵彦宾写，与广林阇梨审勘校，并无差谬。普愿宣通，作大利益。其广林，俗姓田氏也。乙亥年秋，得向西元本勘，头边阙三纸，来不得，余校竟。

     这篇题记包含了许多可贵的信息，值得再讨论。题记写于贞元九年（793年），其所说的“去年西州顷陷”，按汉文原意并参照作者被吐蕃掳为甘州寺户一点，可以认定是西州于贞元八年曾陷于吐蕃之手。作者赵彦宾原为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杨袭古?)手下判官，为吐蕃活捉后，被迁往甘州为寺户，其间曾逗留沙州（敦煌）。他在贞元九年癸酉岁，与同是西州来的僧广林阇梨共同勘校此经抄文，到乙亥年（795年，贞元十一年）秋，又得到机会回到西州对勘原本。题记的最后一句，应当是后来补写的，我们虽然不清楚赵彦宾等如何离甘州向西勘本，但这件文书留在了敦煌，说明确实是做到了的事。

     森安孝夫氏论证了791年吐蕃与回鹘北庭之战后，虽然北庭争夺战中回鹘失败，但其后不久，回鹘即控制了天山东部地区，从北庭、高昌，一直到焉耆、龟兹，均入漠北回鹘汗国势力范围。其说甚是。具体到西州，赵彦宾题记似乎透露出，贞元八年陷蕃后，很快又得恢复，因而才使得贞元十一年的向西校勘原本成为可能。无独有偶，笔者曾在静嘉堂文库所藏梁玉书（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中，找到一件残文书，存字一行:

       　　贞元十一年正月日　　　录事(下残)

     录事为唐地方官府之下级官员，且文书形式严整，与此前唐朝官文书无异。据此，颇疑贞元八年西州陷蕃后，唐朝的统治秩序很快得以恢复。《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北庭之战后，接着说:“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犹为固守焉。”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形。无论如何，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书都记有贞元十一年时西州唐朝官吏的行迹，是应予充分重视的。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敦煌写本P.2132《金刚般若波经宣演》卷下几条不同时间写的题记:

       　　建中四年(783)正月廿日，僧义琳写勘记。

       　　贞元十九年(803)，听得一遍。

       　　又至癸未年(803)十二月一日，听得第二遍讫。

       　　庚寅年(810)十一月廿八日，听第三遍了。

       　　　　　　　　　　　　　　　　　　　义琳听。

       　　常大德法师说。

     据P.2041《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题记:“广德贰年（764年）七月四日僧义琳于西州南平城城西裴家塔写讫故记。”义琳是西州和尚。沙州自贞元三年（786）陷蕃后，不再使用唐朝年号纪年，而此处之贞元十九年文书，虽然发现于敦煌藏经洞，但应当是在西州写成，后来携至沙州。这条贞元十九年/癸未年交替使用的题记，暗示着唐朝势力最终被取代的时间，这次的替代者不是吐蕃，而是回鹘，因为上举T II K Bundel Nr.D.173回鹘文文书，恰好记载了回鹘可汗于803年到高昌。把前后两个事情联系起来，不难认为803年漠北回鹘可汗的高昌之行，除了其宗教使命外，还有某种政治意义。

     一个地方宗教的变化，并不因政治的突然变化而马上转变。贞元年间的西州显然佛教仍占居统治地位，但从803年回鹘可汗来高昌访问摩尼教师的情况看，摩尼教在此前已经有所发展。然而，西州政治的变化情况与众不同，它先被吐蕃短暂占领，后经唐人的一度重据，最后为回鹘所有。我们知道，吐蕃每攻占一地，往往把当地的官僚和高僧等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士迁往别处，吐蕃占领西州虽短，但显然做了这种迁徙工作。上举敦煌文书所记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大仆卿赵彦宾、僧广林阇梨、僧义琳等，P.2732《绝观论》题记中的“西州落蕃僧怀生”，均属此类。世家大族、官吏、高僧是汉文化以及汉化佛教的传承者，他们的离去，使得西州汉文化的根基被抽空。相对于西州而言，敦煌之所以可以保存更多的汉文化，原因之一就是在降蕃以前，与吐蕃订立了“勿徙他境”的盟誓。西州佛教教团中领袖人物的迁徙他境，必定削弱了西州佛教的势力，而此后的事实表明，摩尼教的势力借机而起，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一批伊朗语文书为何集中在803年以后出现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讲，摩尼教虽然早在694年就传到中原，但因为唐朝政府很快意识到该教教义易为反叛者所用，于是在723年下令禁止该教传布。安史乱后，摩尼教在漠北回鹘汗国被立为国教，于是在回鹘的庇护下重新在唐朝境内公开传教。《唐会要》卷十九记大历三年(768)，唐朝“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为‘大云光明’。六年正月，敕赐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回鹘之摩尼教徒得以立足唐朝两京和南方商业发达地区，但未闻在西北有何发展。元和元年（806）以后，回鹘摩尼教徒频繁往来，有的一年再转，摩尼教必借此广泛流传。这一摩尼教流行的极盛期，也正好是出土文献所见高昌摩尼教初传的年代。

     五、结语

     吉田丰氏刊布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出摩尼教信札，为我们研究高昌回鹘摩尼教团及其与外界的联系，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但现存的材料中，能够证明高昌回鹘王国以前摩尼教存在的史料并不多，笔者在此对考古文献两类材料略加考辨，以期判别出最早的一批高昌摩尼教文献，并把它们镶嵌到合理的历史画面当中去。

     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州时期，佛教兴盛，摩尼教很难在丁谷、宁戎两寺窟建立自己的窟龛。摩尼教在高昌的出现，与792年吐蕃占领西州后迁走高昌官吏及高僧有关，佛教的衰落为摩尼教的兴起提供了时机。803年漠北回鹘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团立稳脚跟，并渐渐广泛传播。到840年回鹘西迁高昌后，更立为国教，摩尼教最终迎来十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