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沿丝绸之路泊来的姓氏康姓

之一：丝绸之路与沿丝绸之路泊来的姓氏康姓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3.15

(四)

【笔者注】：此处插图二四  围屏线刻左侧第1、2幅（自左而右）拓片（1/6）

正面围屏自左向右第1幅    画面高73、宽27厘米。内容为女主人会见女宾。顶部几朵白云，右侧山上有草。之下一棵垂柳枝条修长。树下女主人会见女宾，女主人头梳多环髻，身着宽博交领长衫，腰间束带，座于单人方榻之上，尖头高靴置于榻下，身后及右侧各立1侍女，身后侍女头梳“丫”形髻，手持便面，右侧侍女“丫”形髻上插步摇，左侧2位女宾装束与女主人基本相同，坐于席上，身后3位侍女1人头梳“丫”形髻，插步摇，手持便面，1人“丫”形髻上插花，双手捧礼盒，1人仅露半身。下部为山石、花草等（图一〇、二六：左、二七：左）。

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2幅  画面高73、宽30厘米。画面内容为骑马出行。上部为树，仅表现树冠部分，枝繁叶茂，树上结一蕉状果实，1只鸟立于之间作昂首鸣叫状。缝隙间刻出远山、流云。树下为男主人骑马出行，主人为一老者，双手执轡，头戴冠，长髯，身着交领宽袍，脚穿尖头靴。身侧随从8人，牵马者走在前面，头戴小冠，上身穿圆领衣至膝上部，下着长裤，脚穿尖头履，3人持羽葆，其中2人头戴小冠，着圆领短衣，1人戴圆形高帽，另外4人均头戴圆形高帽，身着交领宽袍。其下为坡石、水草、溪流（图一一、二六：中、二七：中）。

【笔者注】：下面文字段落内插图二五  围屏线刻左侧第1、2幅（自左而右）摹本（1/6）

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3幅   画面高73、宽30厘米。画面内容为女主人徒步出行。顶部右侧为远山流云，左侧一垂柳，仅刻出树冠部分，枝条修长，1只鸟立于树枝上。右侧为山，山势陡峭，较缓一侧有灌木，陡立一侧有草。出行人物位于中部偏左，女主人形象高大，头梳多环形髻，上插步摇，身穿交领宽长衣，双手执羽扇于袖内。身侧侍女6人，均头梳“丫”形髻，身穿交领宽长衣，1人捧圆形果盒，内放一桃形果品，2人各捧一长方形果盒，2人各执一长柄园扇，扇面装饰华丽，1人执曲柄华盖，华盖顶饰一长尾凤鸟，四周饰以流苏。下部为坡、石、水、草（图一二、二六：右、二七：右）。

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4幅   画面高73、宽31厘米。内容为出行小憩。上部为山峦林木，右侧垂柳仅表现树冠部分，左侧山峦陡峭，缓侧林木茂盛，陡立一侧有草。中部为出行人物，左侧停一牛车，装饰华丽，为双辕，辕下各立一支撑，重顶，下为卷棚顶，后部为封闭式车厢，前部延至车辕之上，顶作棚状，前高后低，上层棚边缘、下层顶部、车门上均饰连珠纹，车厢内饰圆圈及花草文。车右侧2胡人呈坐状，均剪发，主人下巴较尖，身着对襟圆领窄袖长袍，仆人长胡须，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右手握细颈圆腹瓶，左手高举酒杯，作献酒状。其下一牛卧于地，鼻中穿环，双角后逆，正在进食。下部为坡、石、花、草（图一三、二八：左、二九：左）。

【笔者注】：下面文字段落内插图二六  围屏正面线刻第1-3幅（自左而右）拓片（1/5）、

图二七  围屏正面线刻第1-3幅（自左而右）摹本（1/5）、图二八  围屏正面线刻第4-6幅（自左而右）拓片（1/5）、图二九  围屏正面线刻第4-6幅（自左而右）摹本（1/5）、图三〇  围屏右侧线刻第1、2幅（自左而右）拓片（1/6）。

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5幅  画面高73、宽26厘米。内容为饮宴，顶部为垂柳，仅表现出树冠部分。下为一歇山顶屋，建于高台之上，台四周设围栏，屋顶上线刻板瓦、筒瓦。屋脊上立5只长尾鸟，檐下线刻枋木与斗拱，门两侧有挽起的帷帐，屋内后壁有4至5幅山水画。主人坐于屋内矮榻之上，头戴屋顶形冠，面部端庄，一侧不清，长须髯，身着圆领窄袖长衣，外披宽衣，左手端一叵罗，右手似握物。门两侧各立2胡人侍从，部分身体隐于框外，均剪发，身着圆领短衣，右侧1侍从手捧细颈瓶。通往屋子的门道中间置一炉，炉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侈口盆形，下部束腰形底座，座顶部四周挂圆形饰，炉两侧各立一长尾鸟。下部4人均为胡人，身着圆领窄袖长衣，或披发或剪发或头戴圆帽，呈坐状，手持尖角酒杯或捧叵罗或持细颈瓶（图一四、一五、二八：中、二九：中）。

【笔者注】：下面文字段落内插图三一  围屏线刻右侧第1、2幅（自左而右）摹本（1/6）、图三二  铜器。

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6幅  画面高73、宽29厘米。内容为骑马出行。顶部为山峦、林木，左侧山势挺拔，下为坡缓，林木郁郁葱葱，右侧一大树枝繁叶茂，树下一长尾鸟作振翅鸣叫状。中部为出行人物，左侧3侍从手持长柄仪仗羽扇，1人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短衣，1人头梳“丫”形髻，似为女性，1人仅表现面部。2牵马胡人装束，1人剪发，长胡须，身着圆领窄袖短衣，足穿尖头靴，1人秃顶，长鼻，短胡须，身穿对襟长袍，马2匹，鞍鞯俱全，1匹马头朝里，1匹马头向左，后部隐于框外，似在等主人骑马出行。下部为坡、石、花、草（图一六、二八：右、二九：右）。

右侧围屏自左而右第1幅  画面高73、宽39厘米。画面内容为女主人会见女宾。顶部为远山、流云，左侧突兀峻山，右侧垂柳，山前树下为人物活动场景，左侧女主人坐于方榻上，头梳多环髻，身穿交领宽长衣，长靴置于榻前，3侍女分立身后及一侧，均头梳“丫”形髻，身着交领长衣，1人手持便扇，1人拱手侍立，1人双手前伸似接客人礼物。女宾坐于矮榻上，头梳多环髻，身着宽领长衣，双手端圆盘，作献礼状，身后及一侧3侍女，均属“丫”形髻，身着交领宽长衣，作拱手侍立状。下部为坡、石、溪流、花草，1只猛兽在溪边，似低头饮水（图一七、三〇：左、三一：左）。

右侧围屏自左而右第2幅  画面高73、宽39厘米。画面内容为女主人会见女宾。顶部飞鸟、流云、远山，其下左侧一大树，右侧山上林木葱郁，山下一植物长叶，中间花蕾正含苞待放。树下为女主人会见女宾，女主人坐于方榻上，头梳“丫”形髻，身穿宽长衣，长靴置于榻前。身后及两侧立5侍女，均头梳“丫”形髻，身着交领宽长衣，2位手持便面，1位手持圆盘，2位作侍立状。2位女宾坐于矮榻上，均属多环髻，着交领宽长衣，身后立4位侍女，均头梳“丫”形髻，身穿交领宽长衣，其中一位手持方形盒，另外3位作侍立状。下部为坡、石、溪流、花草，1只猛兽正饮水溪边（图一八、三〇：右、三一：右）。

榻板线刻  主要位于榻板正面及两侧。画面布局基本相同，上下两道连珠纹，中间波浪状缠枝莲纹，间饰动物、云气、莲叶等纹。榻板正面图案，正中为一兽首，与门楣的兽首相同。两侧波谷之内对称置四神图案，波峰之下置莲叶、荷花图案，其中四神中白虎较为奇特，1只似狮，1只似怪兽。左侧缠枝莲间饰变形莲叶纹、动物纹，动物形象为山羊、骆驼和猛兽，动物多隐于变形莲叶之后。右侧图案与左侧图案基本相同，唯动物形象为雄鸡、猛虎、怪兽和凤鸟（图一九、二二）。

三、结论

康业墓实现地区发现的第3座粟特人墓葬，出土的墓志与围屏线刻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据墓志文记载，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先祖康居国王族，父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年）由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胡国豪族等举荐为大天主，北周保定三年（563年）卒，父死后业继任大天主，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卒，享年60岁，死后增诏为甘州刺史。业有三子，长子汳休延、次子盘陀、三子货主。墓内出土遗物及线刻内容反映了北朝时期中西双方的友好往来。出土的金币保存完整，图案、文字清晰，为东罗马查士丁王朝时期铸造的金币。墓志中明确记载墓主祖先为康居人，康居国位于今泽拉夫珊河南岸的撒马尔罕，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粟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康居人深目高鼻，长胡须，擅经商，男子剪发，女子梳髻，信仰拜火教、佛教。墓主儿子名称“汳休延”、“盘陀”，应是典型的胡名，“延”字在粟特语中作“礼物”讲，兼有“荣典、庇佑”之义。以“延”字结尾的男名在文献中较为常见，如曹破延、何破延、曹炎延、安了延等。次子“槃陀”，“槃”粟特语中意为“奴”、“仆”，也是常见的胡名，如曹槃陀、安畔陀、何畔陀等。“货主”是与商品贸易有关的名词，正体现了粟特人“善商贾”的习性。围屏线刻中有3幅画面反应胡人活动场景，即正面自左而右第4-6幅，人物多剪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衣，也有着对襟长袍者，另外榻板侧面的连珠纹等也有异域风格。围屏线刻画面布局独具特色，景深一般分三至四个层次，顶部为远山、流云、飞鸟等，具有写意性，以示远处；人物身后的背景多为峻山、树木，具有写实性，山上的树木枝叶均形象生动，人物活动多在山前、树下，从发式、衣着至举止、表情，无不细腻传神；下部多为坡、石、溪流、花草等，为近景。自上而下，由远及近，层次井然。各部分所在画面中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其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山、树所占的比例最大，约占画面的十分之四，有的甚至占到近十分之五，人物活动则占画面的十分之三。从各部分所占比例可以看出画面中人物比例仅三成左右，而人物活动的背景约占七成，不难看出绘画者对人物或当背景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山水画的萌芽期，尽管有关山水画的著录、论述不少，但独立的山水画作较少见到，该墓围屏上的线刻画作虽然不是山水画，而它在构图上对人物活动背景给以充分地表现，当是山水画的萌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发掘：程林泉  张翔宇  袁长江

         绘图：冠小石  胡安林

         摄影：王保平

         执笔：程林泉  张翔宇

[1]、陕西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七期。

           （责任编辑：李缙云）

      康业墓葬石棺线刻围屏、安伽墓石雕围屏、史君墓石雕围屏等，对墓主人是粟特人的证明；他们生前宴饮、会客、出行、围猎、胡旋舞等，生动形象的反映了粟特人聚落的内部形态。

三、包括粟特裔康氏在内的粟特人聚落、部落里的种族构成

2006年在我接触的第一篇文章常永海等先生的《源自古都朝歌的姓氏--康姓》（以下简称“常文”）中，说：

     据《隋书》所载：“突厥亦有康姓”。突厥是指公元六世纪于金山（在今新疆境内的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部落。西魏时在今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政权，有文字、官制、刑法、税法等。隋之前疆域最广，东至辽海（泛指辽河流域以东至海地区），西达西海（今里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过贝加尔湖。势力曾经推到了我国广大的北方草原和西北广大地区。唐朝西域突厥族康姓，移民西北和四川进入中原，最后成为汉族康姓，像隋唐之际突厥大将康鞘利就是一例。

     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按着学者们的观点应当说是康国人康鞘利混迹于突厥族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吐谷浑中的康合毕、康万琳等；沙陀部落里的康义诚等也是。

     请看樊文礼先生沙陀部落里的粟特裔康氏：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作者：樊文礼　　时间：2007/11/25 13:27:00

【内容提要】：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浑、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即对这一集团的形成经过以及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代北集团、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李克用。

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1]。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本文即拟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分进行一些考察。

  一、代北集团的形成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1、朱邪执宜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  

     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6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

      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

     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2、朱邪赤心（李国昌）阶段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迁往代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5]。然而就在沙陀迁到代北地区后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建言“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处沙陀”[6]。所谓“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是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领属它的河东节度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7]；或以衙将出任朔州刺史，兼当地军使和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8]；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朱邪执宜、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

     李国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鄜坊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是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他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力，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它比一州刺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9]，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10]。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李国昌的卒年，《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旧五代史》卷25上《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书·沙陀传》作光启三年(887)。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这并不重要，因为李国昌在世时，代北集团的核心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

     3、李克用阶段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 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

     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了对代北地区的经营，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朔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国昌）虽因镇压庞勋功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鄜坊、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却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史称段文楚被杀之后，唐朝廷曾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然而“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14]，即说明李国昌父子欲将整个代北地区据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对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谋到底是谁而产生怀疑。

     旧史将杀害段文楚的策划者和主谋归结于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则是被动被推上台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记载此事为李克用所为，如《实录》说：“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 [15]。《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载：“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结合日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的情况，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划杀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因为杀害唐朝地方藩帅，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对李克用有所避讳。

     然而，唐朝廷尽管是“皇威不振”，却也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唐任命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令其谕李国昌：“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16] 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广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唐以吐谷浑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李克用不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这在代北集团即沙陀的发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李友金行至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谓监军陈景思：“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17] 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又对陈景思说：“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陈景思“然之，促奏行在”[18]。

     李友金为李克用的“族父”，他从行至绛州又返回代北，从兵力不足“未可轻进”到“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最后不得不请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着为唐王朝平“乱”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怀疑。王夫之说李友金在广明元年六月降唐时，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19]，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不过，李友金希望沙陀势力再度复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利用为朝廷平“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顺地请李克用出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为众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没有辜负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