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堂
刘口村臧姓的家谱,已经遗失毁坏。居老人们传说,一世祖臧贵当年到达河北后,安家的地方是刘口村西面十多华里的臧村。
臧村现在是保定东郊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村庄,是清苑县北部的行政中心。臧村由西、中、东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西臧村最大,是过去的区政府,现在镇政府的驻地。这么大的一个村镇,以我祖先的姓氏命名,当年一定有其原因。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现在居住在臧村的臧姓族人,数量很少,而臧村的地名却一直延续至今。
家谱记载,一世祖臧贵娶妻邸氏、朱氏、萧氏。之后,三代单传:二世祖臧宣(妻李氏),三世祖臧能(妻张氏),四世祖臧钦(妻马氏,赵氏)。这四代先祖的坟茔,就在西臧村和中臧村之间。后来,臧姓族人多数迁离了臧村,分散到附近的村落,但都尊奉那里为臧家的老坟,每逢节令,派人去祭奠。这样的活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才逐渐减少。臧家老坟旁边有一眼井,井水甘甜。臧姓乡民在附近路过,时常停下来歇息,喝水饮牲口。这时,年长的便会对后生们说:“多喝点吧,这是咱们臧家的井。”
四世祖臧钦养育了三个儿子:五世祖臧大经(妻马氏,赵氏)、臧大纶(妻刘氏)、臧大缙(妻李氏)。臧姓从臧村迁到刘口村是从五世祖弟兄们时开始的。六世祖是大经之子臧应洪(妻王氏,许氏)和大纶之子臧应韶(妻王氏)。我们第七代祖先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清朝康熙年间。臧应洪的儿子臧元会(妻张氏,李氏)和臧应韶的儿子臧元庆(妻赵氏,魏氏,张氏,李氏)先后考中了进士。臧元庆参加殿试之前,有人指点或者说是坑害他,要他在皇帝钦封之后,不要马上谢恩。殿试之后,皇帝连封了臧元庆三个官职,元庆先祖记取那人的指点,都没有跪拜谢恩。康熙皇帝十分惊讶,说道:“莫非此人是个傻子?”
臧元庆这才明白过来,知道坏了大事,无限的气恼涌了上来,一头撞在了金銮殿的柱子上,悲愤而绝。一阵慌乱过后,皇帝为了平息此事,册封臧元庆为“镇殿将军”。
我们家谱上臧元庆的名字旁边,确实写有“镇殿将军”四字。康熙年间有没有金銮殿上撞头自杀的进士,史书有否记载,我没有考证,唯一可以验证此事的,是我们刘口村臧氏后人,的确不乏做事愚拙,性情刚烈之人。
刘口村臧姓的家谱,我只见到过一份一九六三年大水灾后的手抄本。因为当年手抄家谱的同族,系臧元庆的兄长臧元忠(妻庞氏)的后代,只抄录了和他们有关的部分。前几年,族人臧满堂、臧建强等人依照此手抄本整理打印出《臧氏宗派世系簿》一册,内容也只是稍事增减矫正,因为原始家谱的遗失毁坏,无法补充遗缺,臧元庆之后,八到十四代列祖列宗的名讳和延续关系,便没有了记载。
我的高祖名叫臧贯和,是臧贵的第十五代后裔。出生的年代大约在清咸丰年间。成年后,高祖娶妻蔡氏,生有五男三女。可以说是人丁兴旺,兵强马壮,父子们齐心协力,辛勤经营,家道渐渐充裕,不仅添置了土地,还拥有了一座榨油小作坊。
依照乡间的惯例,某年某月某日,高祖燃香设坛,略备薄酒,请来有关人氏,无非是村首族长,左邻右舍,姑舅表亲和一两位粗通文墨的乡人,正式为自家确立了一个名号:进德堂。
华北平原农户的堂号,不象江南一带用于私塾学堂或讲课受业的馆所,也不象西南、西北地区那样作为宗教帮会组织的名称。农民家庭自己拥有一个堂号,犹如当今的公司、商店有了名称,对外交往、借贷、婚丧礼仪时,称谓书写起来方便。拥有一个新堂号,也是一个男人成家立业,并得到乡亲们公认的标志。“进德”二字,用于小家农户,无非是昭示自家的本分,勉励后人敬老爱幼,积德行善。
我少年时,曾见到家里有一条盛粮食的线织布袋,上面有黑墨槌印的“进得堂臧”四字,想是高祖当年置办的家什。把陈旧的布袋贴近脸颊,先人的体温尤存。
高祖的五个儿子,我出生后,只有四曾祖还在世,已是年逾八旬的驼背老翁。其他四个曾祖,只能从长辈们的叙说中知道个一二。
大曾祖名玉子,大号一元,妻刘氏。他身材魁梧,为人厚道,很受弟弟们的尊重。他会做豆腐;还会蒸馒头,乡邻婚庆丧殡,时常请他去帮忙。
二曾祖名老占,大号儒元,正直侠义。年轻的时候,母亲生病,他步行数百里到山西五台山的寺庙烧香许愿:佛祖如果保佑母亲的病能痊愈,自己就舍身出家。回来后不久,高祖母的病当真好了。在兄弟们的劝阻下,儒元曾祖未到庙里出家为僧,却从此不谈婚娶。农闲时分,其他兄弟在自家的油坊里做事,只有他一个外出给别人打工,做的多是推车挑担,蹬轧车轧棉花一类重活。孤雁单飞,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曾祖名老小,大号朝元,身材矮小,却强壮有力,一手好庄稼活。他去世后多年之后还有村人回忆:当年他带着四曾祖和侄子瑞来,在田里耪头遍高粱。叔侄三人齐头并进,耪过的高粱苗,行距苗距一致,横看竖看,左右斜看都能成行。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赚得声声喝彩。在油坊里,最累的活计是抡油锤,自然非三曾祖莫属。他还是赶车使船的好把式。
三曾祖母耿氏,身材也很矮小,性情十分温和。她是童养媳,很小就到了我们家。我幼年时,她仍在世。
四曾祖名来明,大号庆元,是一个勤劳终生的农夫,农忙倾力耕作,农闲挑担卖油。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妻子。我的这个四曾祖母也姓臧。那个年代中国的妇女,因为缠足,无法从事繁重的劳动,四曾祖母却与众不同,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自家的磨房,筛面粉的箩可以放到一个特制的木箱里,用脚登着晃动。四曾祖母磨半天面,嘴吆喝着拉磨的牲口,脚登着面箩,双手还能纳两双鞋绑子。她去世六十多年后,当年她亲手用秫秸杆制作的蓖帘子,后代人还在使用着。
刘口村一带,有一种生长期短,颗粒极小的小豌豆。洪水退去晚的年头,秋天无法播种小麦,就在来年春天补种小豌豆,以免耽误一季夏粮。植株很矮的小豌豆成熟时,小小的豆荚容易爆裂,只能在上午抢收。两足尖尖的四曾祖母拔小豌豆时,能够把三曾祖那样的健壮男子落在后头。
高祖臧贯和,终生不识字。五个曾祖,只有五曾祖有幸读过几年私塾。五曾祖名峰儿,大号洪元,妻贾氏。他头脑聪明灵活,口齿清楚,明事理,重信义,进德堂和外界交往的事,主要由他承担。高祖过世后,主持家门的不是四位兄长,而是年纪最幼的五曾祖。
进德堂生存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大事:义和团杀洋人,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留名史册的壮举,我的高祖和曾祖都没有参加的份。做为普通的农民,他们的职责就是缴粮纳税。皇帝在的时候给皇帝缴;皇帝被推翻后,就缴给北洋政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
发生在民国三年的一场官司,让我的曾祖们也感受到了时世的变化。
进德堂的田地,多数在村东,其中的一块和臧务本家的地紧挨着。这个臧务本,同姓本家,都是臧贵的后代,只是血缘关系比较远罢了。臧务本读过几年书,说话咬文嚼字,性情怪僻暴躁,外号“大脾气”。他的几个儿子都很年轻,过日子的心劲正旺。那年秋天耕地的时候,为地界发生了纠纷。本来这样的事,在农村是经常发生的。尤其刘口村,秋后洪水退去,原来耕作的垄沟,因为水冲泥淤,早已面目全非,地界往往需要从新测定。
那天,两家在田里耕地的人,因为地界发生了争执。有没有漫骂,动没动手撕打,已经无关紧要。从地里回村后,臧务本年轻气盛的几个儿子,便手持家伙,打上门来。那时,曾祖兄弟们,除五曾祖外,都已经四、五十岁,体能到了暮年,完全不是臧务本家后生们的对手。
进德堂的宅子是一座小四合院,宅门被砸破的时候,进德堂的男人们都躲进了屋里,女人和孩子更吓得连气都不敢出。臧务本家的后生们冲进了院子,其中最强壮的一个手里还拿着一把刀。他们砸毁了院子里的一些东西后,直奔正房北屋。说时迟那时快,三曾祖轮着一根棍棒,突然从南屋窜了出来。第一棍打中了持刀者的手臂,刀落到了地上。又接连几棍,臧务本的儿子们头上脸上就都挂了彩。年轻的后生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阵势,赶紧落荒而逃。
两天之后,村首通知:臧务本家告了官,县里要来人勘察现场,验明证伤。那场殴斗,不管理在谁家,臧务本家的人受了伤,却是事实。这时候,四曾祖挺身而出,拿起一块砖头,用力砸在自己的头上,顿时鲜血喷流。四曾祖也不让擦洗,直到县里来人察验完案情之后。察验的结果是:两家都有人受伤;进德堂提供了臧务本家的凶器,那把被三曾祖缴获的刀,物证上算是胜了一码。
案子还没有判决,又传来了令曾祖们恐慌的消息:臧务本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某村的举人家,举人答应介入这场官司,人情已经托到了县里。曾祖们情急之下,只好尝试着去求助张治和的儿子张竹庭。
南刘口村东南五里,府河对岸的老河头村,紧傍保定去安新县城的大道,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店铺林立,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张治和家是老河头的首富,不仅有耕地数顷,还经营着酿酒作坊、药铺和车店,生意做到徐水、北京。张治和行医,大凡付不起医资待的贫穷乡人,都分文不取,还馈赠药品。给小儿看病,更是认真,病儿便溺滴洒到自己的长衫上,面无愠色,诊病下方依旧,人称“张善人”。张治和的大儿子张竹庭曾经留学日本,人称“洋秀才”,算得上方圆几十里有影响的人物。
进德堂这样的小户人家,和张治和家非亲非故,按说是求不动张家的人情。曾祖们急病乱投医的因由,是张治和家长年吃进德堂油坊的棉油。那时还没有提炼棉油的技术,棉籽榨出油后,就直接食用,因为颜色黑黑的,所以也叫黑油。张竹庭家人口多,雇工多,大车店来来往往的客商也多,每隔十天半月,进德堂的油坊都要给张家送一担油。两桶黑油挑到张家,也不过秤,记上帐,就径直倒进伙房的油缸,成色保证好,分量绝对足。生意虽然不大,几十年交往下来,大家心里自有度量衡,靠得是诚实和信用。至于后来我母亲的姑姑嫁到了张家,成为张竹庭的弟媳,我家与张家成为了亲戚;张治和、张竹庭父子因为多行善事,“土改”时虽被划为地主,却也并没有遭受多少虐待,并为其留下了一些房屋用具。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一两天后,得知张竹庭在家,二曾祖和五曾祖挑了一担油,到了张家。先到伙房交割完毕,后到上房拜会了张竹庭。五曾祖说明了来意,张竹庭略有沉思后,抽出一张自己的帖子——相当如今的名片,让五曾祖拿他的帖子到县里找某某某。
县里开庭之前,二曾祖、四曾祖和五曾祖三人,赶到了保定城里,那时清苑县府还没从保定迁出。进城之后,才知道县太爷的衙门已经没了,断案在警察署。将张竹庭的帖子送到了某某某处后,五曾祖又让二曾祖赶回刘口村,买了几十条鲜活的大鲤鱼,连夜运到保定,送给了警察暑的伙房。
开庭审案的时候,按照民国的规矩,不需要下跪了,原告被告一帮人照旧跪到地上。案情是勘察过了的,两家纠缠的焦点集中在四曾祖受伤的情节上。臧务本的儿子们,都咬定四曾祖是自伤。做为被告,进德堂一方主要是由头脑灵活,口齿清楚的五曾祖对答。就在真伪难辩,僵持不下,五曾祖也无法驳倒对方的时候,一向口纳的四曾祖,再一次挺身而出,一手撕下头上血迹斑斑的布条,指着自己的伤口,对原告和审案的人大声嚷道:“外边院子里有砖,你们哪个砸各人(自己)一下试试?”
案子当庭判决,原告败诉。臧务本的两个儿子被拘押起来,限定期限,交钱放人。
输了官司,原本殷实的臧务本,卖光了田地和房产,带着儿子们下了关东。臧务本有个弟弟,无儿无地,在北刘口街上开了一间水房卖开水,土改后才分得了住宅土地。四十多年以后,臧务本的二儿子,当年血气方刚的后生,已经成了白发的老汉,从东北回到刘口做了他叔叔的继承人,并老死在北刘口村。可以据此想象:臧务本父子们下关东以后,混得景况一般。张狂卤莽的性情到了哪里恐怕也行不长远。
因为一场纠纷逼得同一祖先的乡邻远走他乡,臧务本的后人如果能够读到我的这些文字,请接受我代表曾祖们的道歉。
事情过后,四曾祖对家里的人说:用砖砸自己的头,也有学问,右手拿砖要砸头的左侧,才不易被人识破,说书人讲的故事里有的。全家都没想到,平日只知道干活,沉默寡言的四曾祖还有这般智勇。
五曾祖则感慨道:“前清的举人还不如民国的洋秀才呢!”从那以后,进德堂的男人们都剪掉了脑袋后头的辫子。
高祖臧贯和在世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大伙里干活,大锅里吃饭。高祖去世二十多年后,曾祖弟兄五个依旧傍在一起生产生活。五曾祖洪元主理对外事物;管理家务的是公道又能干的四曾祖母。每顿吃什么饭,由谁来做,都是四曾祖母决定。各个小家庭到大伙房里去打饭,也是四曾祖母掌勺分配,长幼尊俾,亲近疏远,好坏稀稠,大小多少,刹是要许多心思。添置器具家什,缝制衣服被褥,礼尚往来,年节庆典,都要处理得当,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兄弟们成年后,仍旧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好处,可以避免某个小家庭因为灾荒、疾病而破产。在社会动荡,没有任何保障的清末民初,人多一些的大船,比个人操纵的木筏要安全得多。但是我相信,进德堂我们那些祖辈们,即使按照他们的标准,生活得并不愉快,更谈不上幸福。
民国的时候,北洋军阀执掌北京的政权。保定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大本营。腐败的政府,频繁的战乱,苛捐杂税粮草军饷,庞大的费用,最终都要由象我的曾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承担。蔡东藩的《民国演义》里,写了布贩出身的军阀曹锟,五千大洋一票贿选大总统,十万大洋娶小妾的情节。近来有一系列回忆北洋政府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先生的文章,记述风流倜傥慷慨大方的张公子,如何把自己用金条购置的陆机、李白、杜牧、范仲淹的手迹捐献给了国家,送给中央的领导。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放大镜里,曹大总统的银圆,张公子的金条,都浸有我曾祖们的血汗。
捐税的繁重,生产力的低下,进德堂一百多亩田地,也只能维持个温饱,日子过得十分节俭。四曾祖老年时曾经回忆:他当年在府河用网拉鱼,吃午饭时,要把干粮扔给对岸的哥哥。干粮飞到半空,竟然被风给吹散了,原因是干粮里掺的米糠麸皮太多了。高强度的劳动,低标准的生活,曾祖父曾祖母们用汗水和生命支撑着进德堂。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九二八年秋后,进德堂终于要分开了。那时全家共有男女老幼二十五人,一百多亩地,三处房宅,一匹马,一头牛,一架车。油坊已经关闭,另有场院、碾子、磨棚。磨棚旁有一棵一百多年树龄的大桑树,每到夏季,树上就长满甜甜的桑葚。
分家的程序,按俗规由姑舅表亲主持,田地、房产、器具的分割,弟兄们抓阄决定。说起进德堂的房产,实在有些可怜,三片宅院的面积,总共不到一亩,十六间狭窄低矮的房屋。因为涉及今后几代人的恩恩怨怨,我有必要把曾祖们分到的房产,详细地介绍清楚:大曾祖分到南边的一座小院,三间土坯房;二曾祖的是西边的旁院,三间北屋和曾经做过油坊的南屋;老宅子是个小四合院,归了三曾祖和四曾祖两家;五曾祖分到的是磨棚和碾房,不能居住,暂时栖身于小四合院的北屋。
大曾祖有两个儿子:长子瑞来,次子瑞祥;二曾祖终生未婚;三曾祖和四曾祖只有女儿;五曾祖也有两个儿子:长子瑞生,次子瑞云。中国传统的宗法是绝幼不绝长,大曾祖的次子臧瑞祥过继给了二曾祖;五曾祖的长子臧瑞生过继给了三曾祖,次子臧瑞云,则过继给四曾祖。读过私塾,聪明能干的五曾祖,在强大的宗法面前,也无能为力,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也没有落下。原本团结和睦的进德堂,分家之后,生出许多悲愤与凄凉。
确定了继嗣关系,财产也分割完毕,写好地契文书,各家自己开火做饭。“进德堂”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