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郡建康郡

十六国时期前凉国置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高台西南。南北朝时期北朝魏废黜。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王孝杰曾于今高台东南置建康军，后其地归入吐蕃(今新疆)。

“建康”作为地名，本是有“六朝故都”之称南京的古名，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么，远在西北边陲的河西骆驼城，又为何在同时期亦称名“建康”呢？西晋后期，由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相互残杀而引发的“八王之乱”，上演了一出出惨痛的政治闹剧，埋下了王朝倾覆的祸根。这时，北方高原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纷纷率军南下，相继烧掠了作为西晋都城的洛阳和长安，俘获了西晋怀帝和愍帝。公元317年，晋室琅邪王司马睿率众南渡，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势力集团则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地方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在这十六个小王国中，以河西为活动中心的政权有五个：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史称“五凉”。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带给百姓的是生灵涂炭般的灾难。中原大批灾民携家逃难。据史书记载，当时追随晋室南迁的流民有90万之众，北方每8人中就有1人南迁。在西北，“秦雍之民死十八九”，（《魏书•张寔传》）与灾难深重的山东、河北等地不相上下。在河西，自公元301年任凉州刺史的安定（今平凉）人张轨效法汉代窦融保据河西后，平定叛乱，安置流民，稳定政局，创立了“前凉”政权。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载：“中州避难者，日有相继，轨乃上表请合秦雍流人于姑臧（今武威）西北，置武兴郡”。这种新置郡县安置流民的做法自张轨之后的张寔、张茂、张骏时期都未曾间断。张骏主政时期，前凉国势最为强盛。《资治通鉴》载：永和元年（公元345元）“十二月，张骏伐焉耆，降之。是岁，骏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又据《魏书》：“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建康、西海、湟河、晋兴、广河合十一郡为凉州”。河西建康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

        这是旧史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时代。少数民族贵族把推翻晋王朝和屠杀汉人搅在一起，从而引起了中原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拥晋与反晋，实际上变成了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贵族之间的斗争。在割据政权林立的北方，前凉是当时汉族集团建立的唯一政权，从张轨到张骏，一直奉晋室正朔，被誉为“四世忠于晋”。“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123）河西成为当时战乱的“后方”之一。骆驼城地区作为前凉政权的腹地，是走廊中部开发较早的绿洲，地势平坦，灌溉便利，有发展规模农业的自然条件，而大批流民的涌入则为开发这一地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人力因素，使得该地很快成为前凉政权的“粮仓”。为标榜骆驼城对前凉政权的贡献，张骏把这座雄居走廊中部的重镇命名为“建康”，使其与东晋都城同名，成为张扬前凉国力，团结汉族人民来抗击民族压迫的一面旗帜。

       增置建康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政区政策的影响。各割据政权为虚张势力，安置官吏，将汉魏以来的旧有郡县“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宋书》卷三五）这种大肆分置地方政区的做法造成了州郡县数的急剧膨胀。史载，魏晋南北朝300年间，南方州数增9.5倍，郡增1.3倍，县增0.3倍，北方则州增16.6倍，郡增4.6倍，县增0.6倍，使得“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卷四）两汉时的张掖郡前汉辖8县，后汉辖10县，而五凉时的建康郡仅领表是、乐涫二县，辖区之小可想而知。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侨置州郡县的政策。流民大批南徙，东晋、南朝政府就按他们的原籍州、郡、县名称建立州郡县来管理他们，使历史上的北方地名移入南方。北方也不例外，建康郡的设置就是将南方地名移入北方。李暠主政西凉时期，还将张掖、武威等地名移入敦煌附近，以安置从这些地方逃往敦煌的流民。我们至今还未能证实五凉时期的建康郡有大批南方流民迁入，但据骆驼城出土的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墓志牍得知，墓主人高俟之妻名叫“朱吴桑”，从名字看，她很可能是南方人。

        今天，漫步在饱经沧桑的古城内，遥想当年它曾名建康郡的历史，其蕴涵着辉煌、艰辛和苦难的历程犹如一座斑驳的无字碑，让探寻丝绸古道奥秘的人们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