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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方孝孺
时间：2021-2-01 来源：家谱馆方姓展区
方孝孺（1357年—1402年），浙江宁海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
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福王时追谥“文正”。
人物生平
编辑 早年经历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2] 。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也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
方孝孺半身像 公守法的官吏，在《明史·循吏》有传[3] 。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年幼时十分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4] 。方孝孺五岁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方孝孺当时十五岁，随父赴任。方克勤是明初最有名的好官，清廉简朴，体恤百姓。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济宁的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一郡饶足”。百姓们作歌谣传唱方克勤的事迹，把他比作自己的父母。洪武七年（1374），行省奉旨考核地方官，方克勤为山东行省六府中政绩考核之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方孝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方孝孺与其兄方孝闻扶丧归葬，悲痛欲绝。
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洪武十年（1377）六月，前往浦江，师从明初文坛魁首、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学习。宋濂的门生中的知名文人都不及他。宋濂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赞方孝孺是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认为他才思敏捷、端庄凝重，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超过自己。就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方孝孺反而轻视文辞写作的学问，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5] 。他曾因病卧床，家中粮食断绝。仆人将情况向他报告，他笑着说：“古人三十天仅进食九次，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啊！”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此时，宋濂因胡惟庸案牵连，发配茂县而死于途中，恩师的遭遇让方孝孺痛哭流涕。
步入仕途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吴沉、揭框的推荐，被朱元璋召见。
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方孝孺的才学和言谈举止都令朱元璋感到满意。朱元璋当廷要方孝孺作《灵芝甘露论》一文，方孝孺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一会儿就写好了。朱元璋阅后惊叹到：“异才也！”朱元璋回头问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如何？”揭枢说：“他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点头表示赞同。
朱元璋欣赏他
方孝孺侧身画像 举止就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也就是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还是等他的才干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执政。随后没有授予方孝孺任何官职，按照礼节送他回家[6] 。后来，被仇家连带举发，逮捕到京，朱元璋在案卷上看到他的名字，便释放了他[7] 。
返回故里后，方孝孺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闲居生活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方孝孺都过着一种清贫宁静的读书生活。表面上看，方孝孺忙于著书授徒，并时常在他讲学的石镜精舍与众多好友名士谈古论今，诗歌唱和，生活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他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先后撰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在方孝孺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在他这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方孝孺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除夕夜，他已经三十岁，想到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方孝孺对自己一事无成颇感不安，有诗记云：
三十知未老，已难同少年。
功名谢时辈，心事愧前贤。
早就到了建功立业的时候，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的内心既惭愧又苦闷。这时，他正在生病，诗中写道：
良医难治病，学道不能行。
疟疾何须患，吾心病未轻。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朱元璋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最后，朱元璋碍于朝中大臣的多次举荐，授予其刚入流的从九品的汉中府学教授之职[8] 。以方孝孺的才学和人品，授予他这样的职位，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此时还真没到方孝孺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次年正月刚过，方孝孺就携带家眷踏上旅程，前往汉中赴任。当时汉中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史载“水土暴恶”，但方孝孺毫不为意，坚持跟学生每天讲课讨论。方孝孺的讲学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年后，蜀献王朱椿听说方孝孺的贤名，聘请他当世子的教师。他每次见面，就向世子陈说道德。蜀献王以特殊的礼遇表示对他的敬重，把他读书的庐舍命名为“正学”[9] ，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期间，方孝孺曾特地前往茂州参拜宋濂墓和居丧守孝的宋濂子孙。后来，在方孝孺的影响下，蜀王帮助宋濂长孙宋怿将他的一家和宋濂墓都迁到了成都。
到朱允炆即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朱允炆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他让他讲解[10] 。朱允炆临朝，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朱允炆有时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都担任总裁。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改为文学博士。
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让方孝孺心怀感激，他忠心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推行仁政。建文帝自幼生长于宫廷，受到传统儒家教育，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与太祖朱元璋持不同见解，首先就是改变朱元璋事必躬亲的做法，适当地放权给大臣们，而且他还注意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建文帝以仁义礼治为主要指导思想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后来被史家称为“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刑狱。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德治思想与建文帝的执政原则不谋而合。在方孝孺的参与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建文帝宽刑狱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国的囚犯人数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裁并州县，精简机构，更定官制，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个内容，而且历时比较长，直到建文四年（1402）还在持续。建文帝在经济方面也有所举措，一是减轻江浙地区的沉重赋税，二是准备推行井田制。方孝孺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限于条件，井田制最后并没有真正实行。建文新政实行几年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而且赢得了民心，年轻的皇帝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削藩。各地诸王拥兵自重的局面，让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虽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11] 。
两朝际遇
这要从明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谈起。朱元璋经过前期的统一战争，大明江山已经稳固，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逐渐显现出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将领也大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些人中的淮西勋贵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极力排挤其他大臣，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是皇帝朱元璋决不允许的。他遵循以猛治国、重典驭下的政治方针，为强化皇权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凡是妨碍皇权专制统治的人物一概铲除。朱元璋以胡、蓝党案为切入点，几乎诛杀了全部的开国功臣。方孝孺倡导的是“以仁义治国”，他的理论和观点与洪武朝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虽然朱元璋对他的才学和人品比较赞赏，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说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就是精当地指出了方孝孺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饱学之士一生都没有等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相比，方孝孺无疑是幸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还得到了重用。此时的大明王朝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励精图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经相当巩固，皇权已经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认为自己已经给皇太孙朱允炆扫平了一切障碍，虽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但是表面上还是个太平盛世。更何况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奉行仁义治国的理念与方孝孺如出一辙。君臣二人关于崇尚礼治、实行仁政的观点更是完全一致。此时无论是从政治环境来讲，还是从统治者自身来看，都给方孝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绝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够得到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辅佐建文
建文三年（1400年），燕军攻掠大名府。朱棣听到齐泰、黄子澄已经奔窜的消息，上书请求朱允炆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停止军事行动[12] 。方孝孺建议：“燕军长期驻扎在大名府，天气暑热降雨，他们应该会不战自疲。火速命令辽东诸将进入山海关，进攻永平府，真定府诸将过卢沟桥直捣北平，燕王他一定回军救援。我方以大量军队追随燕王之后，可以取得擒拿他的结局。现在他的奏事文书恰好送到，应暂且给以答覆，文书往返时间超出一月，就会使得他的将士心 意懈怠。我方商定合击的态势，进而消灭燕军，就不会很费事了。[13] ”朱允炆表示赞同，命令方孝孺起草诏书，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岩乘车马疾行，答覆燕王，完全赦免燕王的罪行，让他罢兵回归自己的属地。又写下传布的谕旨数千字交给薛岩，拿到燕军之中，秘密散发给众将士。薛岩到燕军中，他将谕旨藏匿起来，不敢出示给将士们，燕王也没有尊奉诏令[14] 。
建文三年（1400年）五月，吴杰、平安、盛庸派遣军队扰乱燕军粮饷运输线。朱棣又派遣指挥武胜上书朱允炆，伸诉以前的请求。朱允炆想要应允，方孝孺说：“此时若停止军队作战，以后就难以再次凋动集中了，愿皇上不要被燕王所迷惑。”朱允炆便杀了武胜来，拒绝朱棣的请求[15] 。不久，燕兵抢掠了沛县，烧毁粮船。这时候，讨伐河北的军队疲乏无功，而德州运送粮饷的道路又被断绝，方孝孺以此深感忧虑。由于朱棣的世子朱高炽性情仁厚，他的弟弟朱高煦则狡狯谲诈，又得到朱棣的宠爱，曾想夺取世子的地位，方孝孺采纳学生林嘉猷献上的离间计，造成他们内部变乱[16] 。于是将这一建议禀报朱允炆，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着有皇帝玺印的书信，前往北平赐予燕世子。世子收到书信没有启封，连同张安一起送往燕王军前，方孝孺的离间计谋无法实行[17] 。
建文四年（1401年）五月，燕军到达江北，朱允炆下诏征集各地军队。方孝孺说：“事情太紧迫了。派人前去以割地向燕王作许诺，拖延几天，东南一带征募的军队会渐渐汇集，北方军队不善于驾舟操揖，决战于江上，胜负还是难见分晓的[18] 。”朱允炆派遣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王军中，陈述割地议和的条件，燕王不听。朱允炆命众将调集水军于江上，而陈瑄率战舰投降了朱棣，燕军便渡过了长江，时间是六月乙卯日[19] 。朱允炆忧虑畏惧，有人劝他前往别的地方，图谋复兴。方孝孺坚决请求守卫南京城池以待援军，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乙丑日，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朱允炆自焚。这一天，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20] 。
被诛十族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
方孝孺像 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至此，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22]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23] 。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或者另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24] 。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25] 。
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得以传世。 [26]
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福王时追谥“文正”。
人物生平
编辑 早年经历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2] 。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也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
方孝孺半身像 公守法的官吏，在《明史·循吏》有传[3] 。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年幼时十分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4] 。方孝孺五岁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方孝孺当时十五岁，随父赴任。方克勤是明初最有名的好官，清廉简朴，体恤百姓。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济宁的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一郡饶足”。百姓们作歌谣传唱方克勤的事迹，把他比作自己的父母。洪武七年（1374），行省奉旨考核地方官，方克勤为山东行省六府中政绩考核之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方孝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方孝孺与其兄方孝闻扶丧归葬，悲痛欲绝。
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洪武十年（1377）六月，前往浦江，师从明初文坛魁首、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学习。宋濂的门生中的知名文人都不及他。宋濂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赞方孝孺是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认为他才思敏捷、端庄凝重，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超过自己。就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方孝孺反而轻视文辞写作的学问，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5] 。他曾因病卧床，家中粮食断绝。仆人将情况向他报告，他笑着说：“古人三十天仅进食九次，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啊！”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此时，宋濂因胡惟庸案牵连，发配茂县而死于途中，恩师的遭遇让方孝孺痛哭流涕。
步入仕途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吴沉、揭框的推荐，被朱元璋召见。
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方孝孺的才学和言谈举止都令朱元璋感到满意。朱元璋当廷要方孝孺作《灵芝甘露论》一文，方孝孺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一会儿就写好了。朱元璋阅后惊叹到：“异才也！”朱元璋回头问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如何？”揭枢说：“他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点头表示赞同。
朱元璋欣赏他
方孝孺侧身画像 举止就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也就是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还是等他的才干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执政。随后没有授予方孝孺任何官职，按照礼节送他回家[6] 。后来，被仇家连带举发，逮捕到京，朱元璋在案卷上看到他的名字，便释放了他[7] 。
返回故里后，方孝孺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闲居生活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方孝孺都过着一种清贫宁静的读书生活。表面上看，方孝孺忙于著书授徒，并时常在他讲学的石镜精舍与众多好友名士谈古论今，诗歌唱和，生活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他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先后撰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在方孝孺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在他这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方孝孺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除夕夜，他已经三十岁，想到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方孝孺对自己一事无成颇感不安，有诗记云：
三十知未老，已难同少年。
功名谢时辈，心事愧前贤。
早就到了建功立业的时候，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的内心既惭愧又苦闷。这时，他正在生病，诗中写道：
良医难治病，学道不能行。
疟疾何须患，吾心病未轻。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朱元璋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最后，朱元璋碍于朝中大臣的多次举荐，授予其刚入流的从九品的汉中府学教授之职[8] 。以方孝孺的才学和人品，授予他这样的职位，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此时还真没到方孝孺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次年正月刚过，方孝孺就携带家眷踏上旅程，前往汉中赴任。当时汉中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史载“水土暴恶”，但方孝孺毫不为意，坚持跟学生每天讲课讨论。方孝孺的讲学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年后，蜀献王朱椿听说方孝孺的贤名，聘请他当世子的教师。他每次见面，就向世子陈说道德。蜀献王以特殊的礼遇表示对他的敬重，把他读书的庐舍命名为“正学”[9] ，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期间，方孝孺曾特地前往茂州参拜宋濂墓和居丧守孝的宋濂子孙。后来，在方孝孺的影响下，蜀王帮助宋濂长孙宋怿将他的一家和宋濂墓都迁到了成都。
到朱允炆即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朱允炆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他让他讲解[10] 。朱允炆临朝，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朱允炆有时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都担任总裁。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改为文学博士。
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让方孝孺心怀感激，他忠心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推行仁政。建文帝自幼生长于宫廷，受到传统儒家教育，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与太祖朱元璋持不同见解，首先就是改变朱元璋事必躬亲的做法，适当地放权给大臣们，而且他还注意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建文帝以仁义礼治为主要指导思想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后来被史家称为“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刑狱。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德治思想与建文帝的执政原则不谋而合。在方孝孺的参与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建文帝宽刑狱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国的囚犯人数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裁并州县，精简机构，更定官制，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个内容，而且历时比较长，直到建文四年（1402）还在持续。建文帝在经济方面也有所举措，一是减轻江浙地区的沉重赋税，二是准备推行井田制。方孝孺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限于条件，井田制最后并没有真正实行。建文新政实行几年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而且赢得了民心，年轻的皇帝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削藩。各地诸王拥兵自重的局面，让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虽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11] 。
两朝际遇
这要从明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谈起。朱元璋经过前期的统一战争，大明江山已经稳固，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逐渐显现出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将领也大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些人中的淮西勋贵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极力排挤其他大臣，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是皇帝朱元璋决不允许的。他遵循以猛治国、重典驭下的政治方针，为强化皇权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凡是妨碍皇权专制统治的人物一概铲除。朱元璋以胡、蓝党案为切入点，几乎诛杀了全部的开国功臣。方孝孺倡导的是“以仁义治国”，他的理论和观点与洪武朝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虽然朱元璋对他的才学和人品比较赞赏，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说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就是精当地指出了方孝孺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饱学之士一生都没有等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相比，方孝孺无疑是幸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还得到了重用。此时的大明王朝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励精图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经相当巩固，皇权已经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认为自己已经给皇太孙朱允炆扫平了一切障碍，虽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但是表面上还是个太平盛世。更何况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奉行仁义治国的理念与方孝孺如出一辙。君臣二人关于崇尚礼治、实行仁政的观点更是完全一致。此时无论是从政治环境来讲，还是从统治者自身来看，都给方孝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绝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够得到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辅佐建文
建文三年（1400年），燕军攻掠大名府。朱棣听到齐泰、黄子澄已经奔窜的消息，上书请求朱允炆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停止军事行动[12] 。方孝孺建议：“燕军长期驻扎在大名府，天气暑热降雨，他们应该会不战自疲。火速命令辽东诸将进入山海关，进攻永平府，真定府诸将过卢沟桥直捣北平，燕王他一定回军救援。我方以大量军队追随燕王之后，可以取得擒拿他的结局。现在他的奏事文书恰好送到，应暂且给以答覆，文书往返时间超出一月，就会使得他的将士心 意懈怠。我方商定合击的态势，进而消灭燕军，就不会很费事了。[13] ”朱允炆表示赞同，命令方孝孺起草诏书，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岩乘车马疾行，答覆燕王，完全赦免燕王的罪行，让他罢兵回归自己的属地。又写下传布的谕旨数千字交给薛岩，拿到燕军之中，秘密散发给众将士。薛岩到燕军中，他将谕旨藏匿起来，不敢出示给将士们，燕王也没有尊奉诏令[14] 。
建文三年（1400年）五月，吴杰、平安、盛庸派遣军队扰乱燕军粮饷运输线。朱棣又派遣指挥武胜上书朱允炆，伸诉以前的请求。朱允炆想要应允，方孝孺说：“此时若停止军队作战，以后就难以再次凋动集中了，愿皇上不要被燕王所迷惑。”朱允炆便杀了武胜来，拒绝朱棣的请求[15] 。不久，燕兵抢掠了沛县，烧毁粮船。这时候，讨伐河北的军队疲乏无功，而德州运送粮饷的道路又被断绝，方孝孺以此深感忧虑。由于朱棣的世子朱高炽性情仁厚，他的弟弟朱高煦则狡狯谲诈，又得到朱棣的宠爱，曾想夺取世子的地位，方孝孺采纳学生林嘉猷献上的离间计，造成他们内部变乱[16] 。于是将这一建议禀报朱允炆，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着有皇帝玺印的书信，前往北平赐予燕世子。世子收到书信没有启封，连同张安一起送往燕王军前，方孝孺的离间计谋无法实行[17] 。
建文四年（1401年）五月，燕军到达江北，朱允炆下诏征集各地军队。方孝孺说：“事情太紧迫了。派人前去以割地向燕王作许诺，拖延几天，东南一带征募的军队会渐渐汇集，北方军队不善于驾舟操揖，决战于江上，胜负还是难见分晓的[18] 。”朱允炆派遣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王军中，陈述割地议和的条件，燕王不听。朱允炆命众将调集水军于江上，而陈瑄率战舰投降了朱棣，燕军便渡过了长江，时间是六月乙卯日[19] 。朱允炆忧虑畏惧，有人劝他前往别的地方，图谋复兴。方孝孺坚决请求守卫南京城池以待援军，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乙丑日，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朱允炆自焚。这一天，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20] 。
被诛十族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
方孝孺像 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至此，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22]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23] 。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或者另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24] 。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25] 。
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得以传世。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