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四祖司马道信

司马道信：（580-651），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生于永宁县（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其父司马申为永宁县首任县令。 隋唐高僧，佛教禅宗四祖。公元580年4月3日，司马道信出生。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向禅宗三祖僧璨求法，后在吉州符寺受戒，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公元625年（武德八年）于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唐太宗李世民慕其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坚辞不去，被赐以紫衣。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道信传法于弘忍（禅宗五祖），于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坐化，后被唐代宗谥为“大医禅师”。公元1324年（泰定元年）时加号“妙智正觉禅师”。

宗教贡献

定居传法

道信以前的几代禅师，在传法方式上均以“游化为务”。他们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信改变“游化为务”的传统；入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传法宝纪》），采取定居传法的方式。这一传法方式的改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明显，“游化为务”的传法方式，禅师来去不定，很难发展门徒，因而从达摩到僧璨，其弟子寥寥无几。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出现“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徒多达五百余人的盛况。一般说来，要形成一个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独成体系的教义外，还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徒众团体。道信之前，由于“游化为务”无法形成这样的僧众团体，只有在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形成这样的僧团，因而才开始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 

农禅并重

为保障徒众的禅修，道信在双峰山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谈经，莫共人语。”作即“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说明道信及其门徒不是依赖官府供给或檀樾施舍，而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解决饥寒问题。 

按印度佛教风习，出家修道者不事生产，靠他人布施或沿门乞食为生。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僧侣的增多，宋晋时已出现了下层僧侣“或垦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医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现象（见《弘明集》卷六晋释道恒《释驳论》）。虽然如此，达摩及慧可、僧璨几代禅师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风习，奉头陀行，苦行节欲，一衣一钵，乞食为生。道信在双峰山实行农禅并重、自食其力，这在禅宗史上是一创举。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徒众的吃饭问题，为徒众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助于养成僧侣的劳动习惯，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因而在整个佛教史上都具有积极意义。道信开创的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风尚，为弟子弘忍及后来的禅师继承发扬，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弘忍提出“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僧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劳动）提升为禅修，为农禅结合、自食其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至百丈怀海，更将自食其力定为丛林规制。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佛教上传为美谈。 

心净即佛与佛即是心

心净即佛，佛即是心，为道信禅之纲要。《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头就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即是说，依据《楞伽经》中所说诸佛“心”为根本的教理，又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法，修禅者通过念佛使自心成为佛，若心有妄念不清净，则是凡夫。 

道信认为，“佛即是心”，“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这种道理，对于修禅者特别重要，“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这是对菩提达摩“大乘安心法”的重要发展。众所周知，达摩“大乘安心法”的纲要为“理入”和“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所染，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名，名之理入。”（《楞伽师资记·达摩章》）这实际上是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作为修禅者的认识基础，通过“凝住壁观”的方法，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实现了修禅“安心”的目的。道信把“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发展为“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这样一来，一切禅修便归结为对自我本心的体悟，于是人佛、心佛、心性之辨成为禅宗的中心论题，禅宗成为名副其实的“心宗”。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其肇始者应推道信。

解行相扶与守一不移

“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是《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主张的基本禅修方法，是道信禅法的重要特色。道信说：“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作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即是说，在修禅过程中，必须做到对“心”与“理”的明确认识和修持实践的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禅修的成功。古时智敏禅师，不见于史传。据印顺法师考辨，智敏可能是天台智者的误写，因为《宗镜录》卷一百中引有天台智者类似上述的话，道信非常推重智敏的禅法，并加以发挥，提出了“解行相扶”的五项内容：其一是“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　其二是“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其三是“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其四是“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人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其五是“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空门”。 

道信强调指出，“守一不移”只是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守一”达到“一亦不为一”，即外不执空，内不念心，“内外空净”，“心性寂灭”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老子的“窈冥”境界和庄子的万物“齐一”境界。因为老子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境界，“外虽亡相，内尚存心”，“故老子滞于精识也。”庄子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境界，“犹滞于一也”。而“守一不移”的结果，是既不滞于“空”，亦不滞于“心”，一切不滞，一切不执，无所得、无所住，这种境界高于老庄。因此修禅者要采取“守一不移”的方法，达到不守于“一”的清净寂灭境界，决不能停留于“守一不移”的方法上。 

治愈皇太后

公元595年（隋开皇十五年），皇帝的母亲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朝中所有太医都无法医治。皇帝为了拯救母亲的命，命令全国各地张贴皇榜。声称有谁能治好国母病，可官升三级、赏银万两。当时居住黄州府广济县安乐乡景和村响水口（即今湖北省武穴市余川镇十里村吕凹）的道信禅师看到皇榜后，就在十里村吕凹河里、吕凹背后山上采挖菖蒲、田三七、五加皮等药材制成中药，托人送到京城，治好了皇帝母亲的不治之症。后来，皇帝封司马道信为国师，但道信不为官、不为利，愿在余川镇十里修行，并未进入皇宫，也未要皇帝赐的万两银子，皇帝为感谢道信，亲自封道信四祖大医祖师。

广济抗旱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广济县当时久旱不雨，稻田龟裂，饥民遍野。四祖道信率众僧侣一面念《楞加经》和《般若经》，一面上太平山、横岗山采苦菜、米菊、蕨根度荒。同时，道信发动当地老百姓砍柴晒干点火燃烧，使烟雾弥漫至天空，迫使冷空气下降，一个星期后，大雨倾盆，百姓称奇，感念四祖。实际上道信施行的就是现在的人工降雨，可见道信真实大智大悟者也。

降服强盗

公元614年（大业十年）多年之前，余川镇有一次从外地来了一群强盗，手拿着雪白的刀，晴天白日到老百姓家里抢劫财物，四祖道信得知此事，马上找到强盗头目，与他谈判。哪知强盗头目不但不讲理，反而拿起刀要杀四祖道信。四祖道信见状，马上用气功法术点了强盗头目的穴位，使之动弹不得，后来那一群18个强盗见势不妙都狼狈而逃，再不敢在当地危害百姓。后来这18个强盗到十里四祖殿来忏悔，在四祖道信的劝说下，这18个强盗都落发修成正果，成了四祖殿十八罗汉。

人物评价

道信的禅修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包含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因而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道信是中国历代寺院中，第一个被皇帝封为既通佛学又通医学的一代高僧。中国禅宗的弘扬，从来都是命运多舛，在达摩初到中土直到三祖僧璨，禅宗一直处在受人排挤的尴尬境地，直到四祖道信的时代，禅宗终于得了到统治者的认可，也有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四祖道信，是禅宗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开启了中国禅宗兴盛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