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育体系的创办者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南开教育体系的创办者，将奥运概念引入中国的先驱者。著有《东北经济地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等。 甲午战争后，晚清北洋水师军心涣散、士气低落。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上层大臣多是卑躬屈膝，下层官兵则是麻木迟钝。刘公岛上，穿戴笔挺的英国兵，正用鄙视的眼神看着身着“勇”字破军衣的中国兵。这让一位面容坚毅的年轻人再也受不了了。他脱下军服，穿上长衫，执起教鞭，立志办学。这位军人出身的教育家，就是张伯苓。 年轻时的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他在这所军事院校里，不仅锻炼出强健的体魄，而且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张伯苓十分认同严复的观点，认为在激烈竞争的时代，要重视学问的实际应用，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并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正是在对严复教育主张的由衷敬佩下，张伯苓身体力行，直至自己也做了教师，甚至做了校长，依然对严复执弟子礼，并多有请教。 经过刘公岛之行的刺激，张伯苓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他思来想去，认为光靠练兵来增强国家实力未必恰当，“改造国民的办法，就是办教育”。于是，张伯苓离开海军后，接受了严氏家馆的聘用，开始教英语、理化和数学。 张伯苓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学生们听他有声有色的讲解，跟着他一起进行课堂讨论，看着他操作照相设备，享受着他营造的轻松和谐氛围。学生们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张伯苓，他仿照水师学堂的体操器具，请人制作哑铃和棍棒，教学生跳高、角力和跳木马，甚至带着学生用扑克牌做游戏。在后人看来，“伯苓先生的教学方法，即使早在那个时期，就能称之为‘现代教育’”。 毫无疑问，张伯苓的早期教育实践以及他对新式教育的最初探索，对后来南开教育体系的创办影响巨大。张伯苓正是从这里出发，形成了他自身的教育认知和理念。 在严氏家馆任教两年后，张伯苓接受了津绅王奎章的邀请，兼理王馆。3年后，严王二馆合并，成为“私立中学堂”，时年28岁的张伯苓成为校长。两年后，学校在“南开洼”筹建新校舍，并于次年迁入新址，改称“南开中学堂”。自此，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开教育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步迈出，并不容易。对外，张伯苓要面对旧学势力对新学的蔑视和攻击，还要面对政治动荡、社会不稳的时局。南开中学堂在短短几年内，就被迫停课七八次。对内，张伯苓要平复亲友的议论，因为天津当时的风俗是“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还有人认为，南开谐音“难开”，是个不好的名字。但是，张伯苓没有丝毫气馁。他常对师生们讲：“我有一种自信之道。”他还说：“（南开）这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好。我们要打破难关，以求开拓”。与此同时，张伯苓还应邀担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并把该校的美国教育方式引入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把自己定位为“保姆”，把学堂定位为“小孩儿”，用抚养幼儿的方式办学兴校。在他的努力下，私立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诞生，录取了周恩来等96名学生。之后，张伯苓又陆续开办了南开女中，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1928年，南开小学部设立，4年之后又创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整个南开教育体系渐渐变得完整而有力。此后，不论是战争的洗礼还是政局的磨砺，南开教育体系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不屈的生命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伯苓的呕心沥血。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张伯苓首先下的功夫是“狠抓德育”。他在建校初期就设立“修身班”，并将其列为必修课。“修身班”没有教材，而是在每周三下午集合学生，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由张伯苓亲自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授。他还倡导“容止格言”，要求南开学子：“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除去德育，张伯苓对智育非常重视。他多方聘请优秀名师，还倡导学实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张伯苓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报社、机关、军队、监狱等进行考察与调查，使学生不仅获得真知，而且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实干之人、能干之才。 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令人仰止。张伯苓认为，不认识体育的人，不能当校长。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几乎参与了当时中国所有重大的体育赛事。在张伯苓的积极倡导下，南开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名扬海外。如在1935年，以南开队员为主力之一的中北足球队，荣获“爱罗鼎杯”比赛冠军，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个战胜洋人而夺冠的足球队。 张伯苓十分重视戏剧教育和音乐美育，他的关于德、智、体、美的理念和实践，为后人留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宝贵教育财富，为近代教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