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张澜

清末考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革新活动。辛亥革命前领导四川反帝反封建的保路运动，为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在家乡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

1917年任四川省省长。

1925年后任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体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张澜 - 生平纪实

1872年4月2日生。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攻经史，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留日期间，他反对留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倡仪慈禧退朝，还政于光绪，被清朝驻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押送回国。曾先后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等职。1906年回家乡，创办了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南充端明女学、南充县立中学和南充实业学校，实行新式教育。

1911年，张澜和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后，张澜被任命为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加入进步党，任该党四川支部常务委员。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回四川，任南充中学堂校长。

1915年，他联络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响应蔡锷讨袁。讨袁战争结束后，任四川嘉陵道尹，主持川北政务。1917年11月，张澜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20年被四川督军吕起驱赶下台后，在南充继续办学。

1925年，曾担任过张澜川北宣慰使护卫营营长的刘湘，这时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在刘湘主持的四川善后会议上，决定成立成都大学，任命张澜为校长，到1930年去职。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张澜参加了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命为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他促成刘湘派张斯可为代表到桂林签订了“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为代表到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先后派李一氓、罗世文等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系，达成了联合反蒋的协定，壮大了反蒋抗日的力量。

抗战时期，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国民党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一些民主人士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黄炎培等十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黄炎培任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张澜被一致推举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继任主席。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进行过多次会谈。

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骤，使政协取得达成五项协议的胜利。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参加，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又强迫民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但张澜并未被吓倒，他发表了《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

1948年1月，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临时总部，恢复了民盟的工作。张澜在上海虽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但仍积极支持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后来，国民党特务将他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并拟加以杀害。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他才安全脱险。

1949年6月，党中央邀请他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在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张澜 - 精彩人生

阆中缘

一、一生为官的起点——首次赴任阆中

1911年6月到8月，四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把一直奉行民主主义的张澜先生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沿。9月7日，距武昌起义仅仅43天，先生等9人被满清四川巡抚、杀人魔王赵尔丰捆绑起来，枪口抵胸、马刀架颈，企图威逼先生等妥协。当时，他人均“相顾震栗”，唯有先生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慷慨陈词、怒斥屠夫。先生此举不但为川人所敬佩，也被天下志士传为佳话。孙中山先生更是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至少得延后一年半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27日，四川军政府成立。10天后，赵尔丰发动兵变，虽被迅速平定处决，但也足见稳定民主革命秩序的形势之严峻。张澜先生也正是在这种非常形势之下，被推上了当官之路。1912年元旦，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宣告结束。先生心中十分明白川北家乡面临的具体情况，欣然出任“川北宣慰使”一职，随即率领由杨森、刘湘为正副营长的护卫营，前往川北宣慰使署（明清时设于阆中的川北道台衙门）赴任。这时年已四十的文化人张澜，在阆中第一次当起了地方行政官员。

因为这次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它是要用共和体制去取代封建帝制，所以张澜到阆中正式赴任之后，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旧官僚手中，一方面各地的官、绅、兵、匪形成黑恶势力，乘机欺压百姓；另一方面，保路同志军被解散后，大多数人生活无着落，原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大汉蜀北起义军，成员复杂，若不妥善安排，也必然会搅乱社会安定。这些都是十分具体而又棘手的问题，好在宣慰使署所在地阆中，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工作基础较好，其中有些重要成员还是张澜的学生，故阆中形势相对稳定。加之当年2月6日便是旧历春节，年关期间更是容易发生不测之时，所以，张澜先生随即离开阆中，亲赴蓬安等地处理各种有碍革命秩序的具体问题。后来又选择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更为适中的南充为驻节之地。

因此，前些年好多老阆中人一提起这段历史就爱说：“四十岁才当官的张澜，官是从阆中当起的！”

二、在旧中国的最后一次为官——再次赴任阆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南部沿海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通告迁都重庆，全国军政机关人员、流亡学生、难民迅速涌入四川。由于当时四川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生产、经济都十分落后，要承担全国抗日的军需民用，就必须安定民众、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才能发展生产、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1939年11月2日，国民参政会在成都正式成立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年近七旬的张澜先生出于民族大义，不顾年高体弱，率领章伯钧、马亮等人对川北33县进行视察。期间先生曾驻在阆中与学者章伯均等草拟川康建设方案。后期成会下设成都、万县、雅安、宜宾、阆中5个办事处，分别由社会名流李璜、褚辅成、林虎、黄炎培、张澜担任主任。

对于此次来阆中任职一事，后来有很多人都误以为，先生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已，并分析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先生当时年事已高，阆中交通不便；二是先生当时已经担任过四川省长、大学校长等高级职务；三是先生当时还忙于著述和创建民盟。然而，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笔者通过长期收集相关资料和走访，却发现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民国时阆中县政府建设科农事推行所的职员王道成，他还清楚地记得张澜先生曾对他说过：“前线将士要吃要穿，百姓要安定地生产……抗战不是空谈……”；一位老农回忆先生当年留着长胡子、身穿旧布长衫下乡了解农业生产、摆谈年轻时骑马受伤、后来只好坐滑竿的龙门阵；还有一位老蚕桑工作者甚至还谈及先生当年鼓励阆中蚕种场的技师“把握优势，利用优势、发展优势”的教导，并言及1940年春节，张澜未回百公里外的老家、在阆中办事处过年抓工作的事。后来在档案中查出了1940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二），先生亲手用硬笔给当时的阆中县政府写的一份公函原件。在这封函件里，先生告之县长肖毅安，因先生与顾问曾子玉将于次日离阆赴成都开会，“主任职务爰依规定暂由秘书陈西鸣代行”（附复印件）。确切的证据说明，一些先后离世的老人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也说明“暂由秘书代行”主任职务不仅“爰依规定”，而且还要“相应函达”，证明先生办事严守程序。而当时对五位主任的评价中，唯此老贡献最大，更证明先生在阆中绝非只挂虚名。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先生连任两届阆中办事处主任，过了70大寿，于1942年5月15日从阆中办事处出发去成都出席川康建设期成会会议之后，届满卸任。从此张澜先生与旧官场诀别，在新中国成立前再没有当过官。

所以，张澜先生在旧中国的为官，起于阆中、止于阆中——这真是先生的一段阆中奇缘啊！

抗日救国

张澜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呕心沥血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抗日救国。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在16小时之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鞍山等18个重要城市。仅一个月时间，整个东北全境沦陷，100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同胞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这时，张老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回到故乡南充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32年春夏，他反复向南充中学全校师生宣传国内外形势，正确地分析指出，日寇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大激发了全体师生的爱国抗日热情，并迅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南充街头和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他认为在南充一地宣传不够，应团结动员广大爱国人士及地方实力派以壮大抗日力量，他1932年到重庆，动员四川最大实力派刘湘（曾是张老民国初年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副营长，刘对张老十分崇敬）。应以国家民族之存亡为重，走抗日爱国的道路，望他联系四川省内外抗日力量，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联络粤、桂，站在抗日救国的立场做民族英雄，不做民族的罪人。于是，刘湘遂派人北联冯玉祥，南联李济深等共同抗日。张老为联络南方各省的抗日力量，并在当年四月还亲自率团出川到南方各省及香港等地，会见了胡汉民、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爱国人士，团结起来，联共抗日。

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万人大会，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张老致词说：“今日中国对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国要生存人人必须存必死之信念。日本军人战斗虽猛，但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家，在战略上利在速战速决，如果我们能长期抗战，则日本国内恐慌必然发生，中国一定取胜日寇……我们应坚持长期抗战到底。”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张老万分愤慨，赋诗投寄《新民报》诗云：“华北鲸吞谋以蓄，亚东狮吼睡初醒，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拚痛饮。雄才救国经尝胆，童子勿殇愿执戈，民族复兴堪自信，终须还我旧河山。”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被推为“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会长，为赴国难，张老竭力敦促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李家钰等率军出川抗日。

刘湘在张老的劝说鼓励下，遂派顾问王干青（中共党员）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在抗战爆发后第三天就电请蒋介石，请缨抗敌。并通电各军政首脑，望共赴国难。张老劝说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快速出川抗日，8月蒋介石先委任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10月改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22集团军总司令。由川陕大道出川，增援晋东北，刘湘兼23集团军总司令，由川鄂大道出川，增援平汉铁路前线。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在少城公园，举行欢送川军出川抗日的万人大会，张老、尹仲锡、邓锡侯、刘湘、孙霍、潘文华、房式遵等都出席大会，张老致词，他热情激昂地说：今天中国对日战争，是唯心争生存的战争……我们应坚持长期抗战到底。他勉励出征将士应共甘苦，长官与士兵应打成一片，抗战力量更能团结与巩固，川军将士代表纷纷表示“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表达了川军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信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建立抗日民意机构，实行抗日民主，成为抗日民众一致呼声。在国民参政会上，张老曾多次阐述团结抗战的主张，成都举行川军出川抗日欢送会上，张老提出官兵团结一致是部队杀敌致胜的重要条件。希望开赴山西前线的川军要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

10月初，张老在接受报界采访时，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联络国际和团结各党各派，坚持抗战”的建议。他利用参政会的讲坛，围绕“抗战建国”主题，积极开展活动，为团结抗战，凝聚和增强抗战实力，提出很多建议与意见，支援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中指出的“深感各民族存亡，系于目前之斗争。成则俱生，败则俱亡，吾整个民族不分党派，不分职业，惟有精诚团结，艰苦奋斗，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始能免沦于奴隶灭亡之境，而跻于自由平等之域……”这充分符合张老要求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但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4月和6月又秘密颁发“限制各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张老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心急如焚，他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果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11月23日，为就抗战建国大事，探讨其政策是非，以促行动团结为宗旨，张老邀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30多位参政员在重庆青年会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支持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反对一切内战。张老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大声指责了蒋介石种种反共措施，妨害抗日。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集中力量，坚持团结，共御外侮，在中共支持下，3月19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重庆“特园”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张老身为主席，领导民主同盟与中共密切配合，相互结成亲密友党关系，共同为中国抗日，团结、民主、进步并肩战斗。

1945年8月14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降临人间，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山城重庆与全国各地一样到处呈现出一派“抗战胜利大喜临，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动人情景，张老这时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彻夜未眠，他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发表讲话说：“从甲午年起，中国被日本欺压了52年……今天中国胜利了，这胜利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血泪换来的。我想在朝在野的人士，听到这胜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万分欢庆之余，必都有一种沉痛的回味，这胜利真是来得不容易啊！”

“四勉一戒”

著名的爱国人士和教育家张澜，一生为官，廉洁自律。他写有座右铭“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民国初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应酬从不开支公费，因而欠了一身债，离职时还是其母亲卖掉了仅有的八亩薄田才偿清债务。张澜任四川省省长时，夫人刘慧征仍在南充乡下割草、放牛、养猪、种田。

抗战时期，张澜担任过建华中学的校长。有一次，学校训育主任在纪念周会上给学生讲话提到“蒋委员长”四字时，学生马上变稍息为立正，张澜怒斥道：“你们在做什么？提到中华民国不立正，提到中华民族不立正，真是岂有此理！”师生闻之，均为校长的大义凛然而肃然起敬。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澜被蒋介石监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当时，他的生活十分清苦，虽然他手上有一笔只有刘文辉等少数几人知道的1700万元巨款。这笔钱是民盟的活动经费，作为民盟主席的张澜有权动用，但张澜没有挪用分厘。

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张澜一如平时，穿着一身旧布长衫就上了天安门，以致毛主席都笑着对他说：“表老，你太俭朴了，现在你是国家副主席了，还是应该穿好点。”开国大典后，毛主席派人专门为张澜送去呢中山装和大衣，张澜舍不得穿，放在箱内长期保存，死后还给了国家。

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他的三女儿张硕延希望父亲向有关部门打招呼，把她分配到农科院或外事部门工作，得到的却是前述“四勉一戒”那样的批评教育。张澜的四女儿张惠延在东北学习结业后，希望能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回北京，也受到父亲的严厉责备。

相交毛泽东

毛泽东与张澜相知在1919年，相见在1945年。

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泽东的思想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晨报》的总编辑，张澜是《晨报》的董事长。当时张澜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有省政府办事处，他第一个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上发表文章，公开赞扬共产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晨报》是全国四大报纸之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深得进步青年的喜爱，因此张澜电成了进步青年中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吴玉章创办法华教育学会和资助留法勤工俭学，没有经费，张澜商得教育部长傅增湘的支持，将川汉铁路役款利息6万多元(银币)予以资助。当时毛泽东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负责人，他非常敬佩张澜的爱国主义精神，张澜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个有志向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所以说他们相知在1919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谈判。当时受特务的控制，去迎接的人不多；74岁高龄的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铭枢、章伯钧、邵力子，梁漱溟等各界人士及中外记者百余人亲赴机场迎接。毛泽东一下飞机，见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胡子老人，知道是张澜，不待周恩来介绍，就走过去与他握手，连声问好。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位于上清寺的“民主之家”特园看望张澜(特园是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一见面，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对张澜的问候，然后向张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假戏，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演，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国共谈判应有第三者参加。蒋介石要是真有谈判诚意，化干戈为玉帛，那就符合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与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左舜生、鲜英(鲜特生)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苦飞等出共领导人。毛泽东高兴地说：“这里是民主之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就要为民主和自由奋斗，还要建立一个民主之国”。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到特园与张澜长淡：他向张澜介绍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共同商淡了西南大后方的问题，以及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等问题。张澜向毛泽东建议公开国共谈判内容，让各党派和全社会了解和支持．促进谈判早巳成功，并由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欣然采纳。张澜的公开信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是言行一致的人，第三次到”特园”之时，两入关门谈了3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了心中的话：第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张澜号召西南地方实力联共反蒋：第二，希望张澜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张澜都一一答应了。张澜向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四川，如果不是杀人过多，早就站住脚了。”毛泽东说：“我们纠正了。”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回延安不久，张澜为了实践对毛泽东的诺言，他将和中共已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龙云、刘文挥、潘文华亲自吸收加入民主同盟，成为秘密盟员。并将登记表焚烧，以资保密。并联合龙、刘、潘3人以及邓锡侯等人支持民主运动，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抵制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1949年5月29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张澜致电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于6月1日回电张澜表示感谢。电文称：表方先生(张澜字表方)、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北平，极表欢迎(罗先生指罗隆基)。

1949年6月10日，张澜由上海脱险到北京，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慰问。过了两天，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吃饭，车到中南海，毛泽东亲自出来迎接，扶他下车，扶他上梯坎。席间，张澜向毛泽东祝贺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并说，只用3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共产党的本领大得很。毛泽东谦虚地笑着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多大超人本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身份出席，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出席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赞扬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惧进的。”

在解放初的9个月中，张澜接到四川寄来的几百封人民来信，信中提出了各种意见和要求。他把内容综合起来，在碰头会上交给毛泽东．时过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采纳了张澜的建议。在建立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权力机构安排主要人员时，毛泽东主动征求张澜的意见。张澜推荐了一些非中共人士的专家、教授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政府各部门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予以采纳。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张澜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你的秘书念给你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敬意。”1月28日，毛泽东再给张澜一信。信云：表方先生：西南区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支、残余匪众已不足斗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的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顺致敬意！”

1952年4月2日，是张澜80岁生日，毛泽东为他专函祝贺寿辰。函云：表方先生：欣逢先生八十高寿，谨致衷心的祝贺！毛泽东请刘少奇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并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张澜祝寿，到会数百人。

1954年制定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张澜一起亲自研究。毛泽东关切地说：‘‘表老多年来希望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在这次筹备制定过程中请多提建议”。夏天，中央开会时，毛泽东知道张澜年老怕吹风，每次都打招呼不开电扇。张澜见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热得衣服都湿透了，很是过意不去，表示歉意。毛泽东劝他说：“敬老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衰老不要客气了。”当时张澜作为副主席工作繁忙，每天早上8点钟去中南海上班，经常要到晚上9点或10点钟才回家休息。日子一久，毛泽东发现张澜年老多病，身体虚弱，劝他不要天天上班，在家多休息。外国元首和国庆观礼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中药和滋补药品，毛泽东部派人送给张澜。有一次．毛泽东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送给他的6支100多年生的野人参分送了两支给张澜(张澜逝世后，这两支人参由他女儿张茂延捐赠给了四川省中药研究所标本室)。毛泽东还抽调他的卫士小高来作张澜的警卫员，并吩咐把六国饭店的炊事班长老宋调到张澜家作炊事员。

1954年5月底的一天，午饭时，大家刚入座，张澜对着满堂的亲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了"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事。也捋着长髯、轻言细语地说：“五一节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主席说，我现在已是82岁高龄了，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于国家已无什么贡献了，请主席允许我辞去现有职务、安心养病吧！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毛主席‘乞骸骨’。毛主席听后严肃地对我说：‘表老你不能辞！我是你们大家把我推上主席职位的，你们要是辞职不干了，我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主席又面带微笑地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张澜叙述这事后，笑着说：“哈哈！我成了一杆旗了。”

这件事给大家印象十分深刻。张澜还说：“几天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又衔毛泽东主席之令到办公室拜访我，转达主席之意挽留我，劝我取消辞意。我为了感谢毛主席盛情也就不再坚持了。”

1955年1月27日，张澜因患重度动脉硬化症和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指示尽力医治，调集了北京著名中西医会诊，用了当时最好的药物医疗，又请来苏联专家会诊。2月9日张澜逝世，终年84岁。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的张澜灵荫守灵一小时，并向张澜的夫人刘慧征及其子女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张澜 - 人物评价

四川人民称其为“川北圣人”：护国讨袁的功臣蔡锷莅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电荐张澜为嘉陵道道尹。8月14日张澜正式受命道尹之职，走马上任。他努力收编安置散兵游勇；采取有力措施，肃清盗匪，惩治贪污；并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当时，川北浚川源银行曾发行200万元兑换券，因军饷挪用，无法兑换，致使人心不安。张澜到任后，经与地方人士商议，妥善解决了兑换问题。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张澜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称为“川北圣人”。

蔡锷称其为“管仲”：蔡锷在电荐张澜为嘉陵道尹的同时，还派杜步云持亲笔信与张澜联系，信中指出：“蜀将有延仪，二将不睦，但有管夷吾在，吾无忧矣。”延仪即三国时期蜀将魏延、杨仪，暗指刘存厚[1]、罗佩金[2]等在川护国军将领正在争权不和；管夷吾即管仲，以此盛赞张澜贤才，意在请张澜出面调解诸将之间矛盾。

四川知识分子认为：“海内盟员皆后辈，蜀中学子半门生”，张澜可谓桃李满天下，在社会各界都有他的学生，职位或高或低，影响或大或小，这为开展民盟工作准备了十分重要的人缘条件。而张澜在四川老百姓中留下的亲民爱民，关心民苦的形象，十分有利于民盟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扩大民盟在百姓中的影响。此外，张澜本身无党无派的身份，使他能较好地在盟内起到协调和制衡各党派的作用。

陈毅评价：1955年在民盟上海支部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列出了张澜一生中几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第一是张澜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满清卖国政府的保路运动”。在赵尔丰的淫威面前，“张澜主席不为威武所屈，虽刀锯在前，还是以理力争。”“以后就一直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第二是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张澜主席又挺身而出声讨袁世凯，在西南一带影响很大。”第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他始终反对蒋贼的投降阴谋，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第四是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内战，不参加也不承认蒋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谓‘国大’会议。这种态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间接地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其意义非常重大。”陈毅在致辞中还举出张澜为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诚实无欺，无论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一点虚伪，因此，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计生死与反动派作斗争。第二是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因此才能坚持正义，永远与得人心者在一起，坚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陈毅最后说：“以先生一生事迹来说，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人能如此，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胡耀邦评价：1980年民盟中央举行迎春茶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张澜，他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觉得他身上的这两条，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

丁关根评价：张澜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赞誉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张澜 - 民主之澜

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北京和润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28集电视连续剧《民主之澜》 ，于2010年3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开播。

《民主之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原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顽强奋斗的一生为主线，真实再现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思想、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和清正廉洁的作风。该剧在展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创新中国历史画卷的同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