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华亭状元唐文献

清正端直不傍门户

据《松江府志》记载，唐文献状貌沉静、纤瘦，羸羸若体不胜衣。后来，唐文献被授为翰林院修撰官，其意不傍人门户，为清廉自持谨守本分而已。座师如娄江王文肃、虞山赵少宰，教习如山阴朱文懿等人，都是当时的达官名流，唐文献也不曾入其门庭，拜为门生以寻靠山。在万历朝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唐文献能够做个孤臣，确实是难能可贵。上述诸老，也都佩服唐文献为人，赞叹他刚直有气节，非谄媚之徒可比。

唐文献中状元以后，朝廷派使节至华亭报喜，其族弟到京城道贺，对唐文献说：“邻家有豪宅华屋，标价三千两白银出卖，非兄长这样的状元郎，住着也觉不趁。”唐文献叹息说：“人多买田宅，大概都是为子孙计。子孙尚且难保，更何况子孙能长保富贵吗？这个邻家曾也是名门之后，我们正当为其叹息，怎么能觊觎他的田宅呢？”中状元做高官购置田宅，这在当时几乎是当然之事，唐文献能够淡然处之，可见其清廉。

唐文献又告诫族弟说：“吾家先祖为布政使的时候，住在北门外总管堂内，其房屋至今尚存，极其狭窄逼仄，估价只得银九十两，就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了。今世事虽已变迁，但是前人风范，我等不可不知。士大夫子孙能不流落坟庵草屋，已经是大幸了。我等自当努力，以后你们往昆山、南京时，必须事事简素，稍存儒雅之意，亦是故家子弟的风度，舟不必大、仆不必多，衣服饮食不可奢侈，否则将为有识者所笑。亲友中不驯雅者，也当远之。”

当时的惯例是，翰林编修做九年，然后升侍讲学士，再九年而升修撰。也许，正是因为唐文献的刚直性格，不擅长投机钻营，所以以文状元出身，居翰林院九年，而未得到升迁，这在当时的官场极为少见。有人为其鸣不平，唐文献笑道：“状元如我这样的确实少见，但是做官正如吃甘蔗，下面的未必不佳。”松江名士陈继儒听闻之后，说：“这正是唐文献自得之语，不知者，便以为此语不可解。”

皇太子朱常洛出阁读书，唐文献被授为太子讲官，不久升春坊学士，再升詹事府少詹事，每次授课完毕，则作揖出宫，并不深结太子党羽。其刚直的性格，也影响到其族中子侄，据《南吴旧话录》记载，唐文献授官时恩荣还乡，有人劝其侄唐允振自荐攀附，唐允振笑说：“芝兰玉树，方不负谢傅门庭，吾叔素以清正闻名，我若效无耻之徒，前去攀附，非但折了自己气节，同时也污了叔父名节。”后来，唐允振也中乡试解元，可见其家风如此。

唐文献讲课时，留心明朝掌故及名臣风节，因此善用比喻委婉陈述，深得皇太子朱常洛赞许。万历三十一年（1603），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这一年，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妖书案”发，沈一贯为打倒内阁次辅沈鲤、礼部尚书郭正域，便借机弹劾两人，进行污蔑。唐文献虽未被波及，但是为护忠良，仍旧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不顾及自身的安危。

爱惜忠良摧抑权幸

“妖书案”的发生，其本质上是储君之争，太子朱常洛母亲出身卑微，寄养于王皇后名下。然而，当时郑贵妃受宠，子以母贵同时母也以子贵，万历帝有心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然而，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却坚持立长孙朱常洛，郑贵妃虽然受宠，也是没办法。其时，李太后年事已高，王皇后身体孱弱，按照万历帝的想法是，等到两人仙逝，立郑贵妃为皇后，再改福王朱常洵为太子，也就水到渠成。

谁知，这一年《续忧危竑议》一文，在京城广为流传，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明言皇上立皇长子为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立福王朱常洵。指名道姓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戴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为保太子，谋取内阁大权，而出此下策。 

郭正域与沈鲤、吕坤三人，博通经籍，勇于任事，有经济材略，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其中，郭正域是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沈鲤与吕坤也都主张立朱常洛，因此皇帝也怀疑他们与“妖书案”有关。被污为“主谋”的郭正域先被罢官，离开京城的途中被逮捕。唐文献与同僚杨道斌、周如砥、陶望龄，一同前去拜见沈一贯，仗义执言责以大义，愿弃官与郭正域同死，“妖书”一案得以平息，郭正域、沈鲤得以保全。 

同年生给事中李沂上奏弹劾宦官张鲸，被万历帝下旨廷杖，唐文献甘冒同情罪犯、得罪张鲸的危险，搀扶着李沂送其回家，并出资为其买汤药调护。荆州推官华钰被诬抗貂税下狱，唐文献全力周旋，使华钰得以免死。后来两人无恙，又见到了唐文献，均泣拜于地感激莫名。唐文献在官时，仗义救人，维护忠良，为时人称道。然而，唐文献对权贵却傲然如霜雪，对忠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唐文献平日以清流自诩，在任礼部侍郎期间，更是以主持风化、奖惩人伦为念，时常携带纸笔，凡间名臣风节，有会心处，即书之于纸上。每当感触时事，念及痛心之处，往往捶床叹息，有不胜感愤之态。故其进退，皆有依据，奸臣小人不敢犯。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唐文献卧病在家，有权贵路过其门，至其卧室中，欲以大事相托，其实是想走走门路，谋取一点私利。后见唐文献正气凛然，竟然不敢明说而最终离去。

唐文献前后做官共十九年，其裘马仆从务为节俭，与当时权贵大不相同。无论冬天大雪盖地，夏季烈日当头，都不曾请病告假。布衣贫贱之交想见，必定相慰劳一如起初，遇到贫困的亲朋，也时常送衣食，出金钱。在任礼部侍郎时，维护考纪、校改试卷，都一丝不苟、十分公正，期为国家得人才，而不为权幸开门路。《松江府志》赞曰：“公为剔奸搜弊，抑绝倖门，吏人凛凛如对神明而负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