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覃异之

我的父亲覃异之

作者：覃赞钧口述、周海滨整理

覃异之，这个名字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但是在抗战时期，提及国民党青年军。人们会想起蒋经国，提及蒋经国，人们往往会想起覃异之。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的爱国将领，抗战时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水利部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8岁。
    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并为蒋经国所倚重。但是，1948年，覃异之的人生突然转向，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覃异之去世15周年前夕，2010年8月31日，75岁的覃异之之子覃赞钧在北京西坝河家中向笔者讲述了与覃异之在一起的日子，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一、父亲曾入了共产党，又因故脱离了共产党
    父亲的童年很不幸，六岁丧父，七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
    父亲是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当年10月初，广州国民政府发动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此期间，黄埔军校组织东征宣传队，以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付维玉为队长，由于父亲学过一些客家话，因而也成为宣传队中的一员，随宣传队开往石龙、东莞、惠州一带。东征结束后，由付维玉、陈奇涵、黄锦辉三人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在黄埔军校担任第二期入伍生第四副区队长、区队长，还经常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党课。当时党课由周恩来同志主讲革命形势，恽代英主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萧楚女主讲阶级斗争问题，任卓宣主讲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陈延年等都作过专题报告。 
    父亲曾向党组织汇报打算到叶挺独立团工作。当时的书记阳翰笙对他说：“你是黄埔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还是留在学校工作吧!”
    父亲为什么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呢?是因为当时他在老家养病，和我舅舅住在一起。一次舅舅看了他的日记，回去后就对我外婆说父亲写的日志里有很多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这是要杀头的。我外婆和我外公听后大吃一惊。他们商量说这样不行，就搬家到了武汉。但是当时还是有共产党的人来找我父亲联系，那人是个大夫，也是地下党员。他一来找，家里人就都说父亲不在。时间长了，父亲和母亲结婚之后，孩子越生越多。在国民党那边的官也越当越大，慢慢和共产党没了联系，就算是自动脱离了党关系。 
    1927年“四·一二”时，父亲秘密营救了很多共产党员。“四·一二”前一天晚上，父亲和黄埔军校第十一中队长、共产党员陈选普在一起住。父亲快要睡觉时，值班的陈选普回来说：“还睡觉呢，明天有大行动，要抓共产党。”我父亲很惊讶，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借了陈选普的值班袖标，说出去办点事。他通知了连指导员、共产党员赵克念之后，又匆匆骑上自行车独自跑向高第街，将阳翰笙夫妇及苏怡、尹柏林等送往观音山脚的越秀街，藏在自己的同乡杨庆余家中的一间小阁楼里，使得随后而来的高第街大搜查一无所获。局势稍稳，父亲便在党组织协助下分批将这些人送上轮船，安全抵达上海。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从香港回来碰到阳翰笙，他对父亲说：“你救了我的命啊，要不咱们就见不到了。”

    二、父亲因加入过共产党，被蒋介石逮捕
    父亲在黄埔军校时，我的外祖父敖正邦在黄埔军校教授部当副主任。外祖父是清朝时派到日本留学的小留学生(指那些当年被清廷派到日本去学军事的十五六岁的小孩)。外祖父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之后，恰巧孙中山革命了，他就跟着孙中山了。黄埔军校的教材主要是日本和苏联的教材，所以那些教官有苏联的也有日本的。 
    外祖父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是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半路上轮船出事故烧死了，就剩下四个女儿。 
    四个女儿长大了，外祖父就在黄埔军校里挑女婿。
    外祖父选婿的过程是这样的：他把他选中的人的照片拿来，让四个女儿挑，他的二女儿挑了我父亲。 
    当时，父亲因为加入过共产党，被蒋介石抓了，但是没有证据，于是就先把他关起来。父亲在被关的时候生了病，母亲很着急。外祖父这时候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覃异之这个孩子是我的准女婿，快和我女儿结婚了，并说要保我父亲出来。蒋介石也没有什么证据，就给外祖父回了封信，抬头称“敖老前辈”。因为蒋介石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和我外祖父是同门，但外祖父比他去得早，所以蒋介石就称他为“敖老前辈”。蒋介石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就把我父亲放了。

    三、父亲的抗战
    有一次，我看见父亲背上有好几个坑，我就问怎么弄的，父亲说是抗战的时候受的伤。父亲光后背的伤就至少有四处。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是父亲第一次和日本人交手，他当时是个团长。那一仗，打得北平很惊动，因为那是国民党军第一次正式和日本军交火，惊动了北平市民和政府，当时的蒋介石还在强调不要乱打。师长关麟征身先士卒，率部冲锋，被手雷炸伤五处，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很多市民前去慰问。
    1938年，父亲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此时他是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的少将参谋长。那时候我也小，和外公及家人在后方。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前方的战报过来，外公看完后拍了下桌子大声说了句“哎呀，异之打得好”。他指的是我父亲在台儿庄时，发现有一个口子，为了防止敌人从此逃跑，父亲带着部队把这个口子堵上，截住了日本人。那次的仗打得特别棒，从那儿回来后不久，父亲就当了一九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 

    四、初到青年军与蒋经国相遇
    父亲与蒋经国有着很深的交往，被认为是少壮派。
    1944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经反复酝酿，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召唤十八岁至三十五岁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从军。陈诚、胡宗南将推荐的青年军各师师长的名单提交蒋介石审阅时，蒋介石亲自将父亲的名字补丁上去。
    青年军的师长都是从各军军长里面挑出来的，他们到青年军任职要压一级，军长必须是中将，团长必须是少将。
    父亲说过，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 
    当时我九岁，对父亲就任师长一事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在桂林乡下，我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写着国民党组织青年军的情况，说大概有九个师，上面的名单上有我父亲的名字。我一看是二○四师师长。
    父亲要到重庆去报到，我们拖家带口去了好多人。除了我们家，还有我四姨爹家，我四姨爹去世得早，所以我四姨妈带着孩子都住在我们家，一共几十口人。后来父亲和母亲商量，他们俩和我大哥、二哥先走，因为他们大些，可以骑马先走。我和刚生下来的大妹妹是后来走的，是大人们用扁担筐子挑着我们走的。
    父亲这次报到去得有点晚。
    负责报到的人说：“你啊，这么晚才来，好多来晚的人都换掉了。为什么把你保留了?因为你是总裁办公室亲点的人，所以才没有把你换掉。”
    父亲是广西宜山人，但是这并未影响蒋介石对他的宠爱。他与桂系毫无瓜葛，又是在黄埔军校毕业。1934年春，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奉令，各抽一个旅参加第五次“围剿”。第二十五师抽去的是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父亲任该旅一四九团团长。蒋介石调父亲参战并在南昌总司令部单独召见了他。父亲对蒋介石所询问的曾国藩生平事迹和语录言行如数家珍，蒋介石对他很满意。接着聊起父亲的家事，知道他父母双亡，由祖母带大。蒋介石当即给他五千块大洋，让他将这笔钱寄回家孝敬祖母，并给这位九十六岁的祖母题写寿匾“国之仁瑞”。自此，父亲对蒋介石唯马首是瞻，而蒋介石也视其为信任的嫡系将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带着我去青年军，会与我一生的爱好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部队不一般。
    这个部队是要帮助小蒋的，部队装备、待遇和国民党其他部队都不一样。服装和徽章也与其他部队完全不一样。服装面料是人字呢，虽然也是布的，但是织出“人”字形。尉官是蓝杠，校官是黄色梅花，将官是红色心。部队是完全的美式装备，并配备有乐队。
    我喜欢乐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家和师部是对门，过条马路就是师部，每天早上我父亲上班，乐队就奏乐，一直到我父亲走进办公室才停。
    但是，父亲对这一时髦的待遇并不是很自在，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说：“别搞这个了，天天搞这个多麻烦。”
    父亲到了青年军后才和蒋经国有联系，以前蒋经国在江西当赣州专员，到重庆以后我父亲就分配到二○四师当师长兼川东警备司令，此后与蒋经国有着亲密的交往，因为年龄差不多，蒋经国又是当时青年军搞政工的，所以联系很紧密。蒋经国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在一块。

    五、蒋经国为父亲证婚，父亲被称“太子党”
    父亲在青年军二○四师师长任上时，曾请人编唱《二○四师师歌》以鼓舞士气，同时二○四师的训练也有声有色，引起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重视。蒋经国多次来二○四师视察，对父亲的赏识日渐加深。
    有一次，蒋介石到青年军二○四师检阅，我也跟着父亲去了。蒋介石来检阅部队时有人拍了个照片，蒋介石站在检阅敞篷车的前面，我父亲坐在车的后面。检阅后他们都挺高兴的。蒋经国也夸奖说部队不错。 
    蒋介石的这次视察是在1945年5月，他曾两次对白祟禧说：“还是二○四师好。”
    在送蒋介石的路上，蒋介石问父亲：“你对时局有何看法?”父亲回答：“我估计日本很快就要投降，问题是日本被打败后，我们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八个字：盟美、和苏、防英、制日。”蒋介石对父亲这番话很感兴趣，当即要父亲写成文字材料寄给他。 
    此后，蒋介石还电邀父亲到他身边担任侍从室主任。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借故谢绝了蒋介石的任命。此后，蒋介石提名父亲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让他担任蒋经国的助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青年军里的很多大学生都退伍了，人员不够就整编，把二○四师和二○五师整合到一块，番号改成二○五师，我父亲还是师长。
    1946年9月，父亲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
    后来蒋经国搞了三青团，拉着我父亲一块干，当时蒋经国摘三青团的目的是整顿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太乱了，但是整顿的阻力很大，整顿不下去，三青团就和国民党合并了。合并之后，三青团的中央干事就相应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像我父亲这种带兵的将领，同时有军职、文职，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大代表的很少，因为蒋介石通常把军职和文职分开，不让这样身兼数职。
    在我的印象中，青年军在万县的这段时期，是我与父亲在一起最久、最安定的一段时期，因为那时候没有打仗。 
    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伴随着缺憾――正当父亲的人生顺风顺水时，母亲敖天犀却因患妊娠高血压身亡。
    后来，父亲认识了我的继母谢畹华。
    1947年，父亲和谢畹华在南京的婚礼办得非常隆重。
    我记得有一张特别大的照片，裱在镜框里，蒋经国在旁边证婚。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在“文革”中烧掉了。唉，“文革”毁了不少东西。
    当时人们都知道我父亲和蒋经国走得很近，这其中当然包括蒋经国给我父亲当证婚人。蒋经国在去上海之前，他们这拨人被叫做“太子党”。他们在南京可以说想干吗干吗，谁也惹不起他们。因为我父亲和蒋经国的关系，他们把他也归类到他们里边去了。 
    194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父亲的二○五师于1947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8月，蒋介石电召父亲到南京，“要他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 
    这支调往台湾的部队让父亲遗憾一生，也成为他后来不敢回广西的原因。

“文革”以前，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都视察很多地方，他和我说过他不敢回广西。事情还要从日本投降时说起，那时，家乡的父老乡亲找到我父亲，说他们的孩子要参军入伍。因为当时缺兵源。我父亲就同意了。这个部队没和共产党打过仗，整编后直接拉到台湾了。此后，两岸隔绝，这些孩子没办法回来，父亲因此不敢回广西。因为，那些孩子的家属时常来要人，而父亲却无言以对。这些家属在“文革”时都被打成“反革命”，父亲更是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孩子成了老人，他们来大陆探亲，成了台胞，此时，我父亲才敢回去。
    1947年10月初，父亲应召来到南京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对父亲说：“现在派你到东北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五十二军军长，这是东北行辕陈诚主任要求调你去，你准备准备过去吧。”当时东北战局对国民党军十分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父亲并不想去东北，便登门拜访蒋经国想办法。 
    蒋经国这时正在上海负责经济管制工作，刚从上海到南京，一两天后又要回上海。蒋经国听了父亲的话，答应向蒋介石转达父亲希望免调东北的想法。 
    第二天蒋经国给父亲打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父亲，仍要他去东北。 
    父亲又去找蒋经国，但蒋经国已去了上海。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父亲，“限在10月16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
    事已至此，父亲虽然不愿北上，但是不敢违命不从。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五十二军军长的父亲在东北战场的经历，现在鲜有提及。而我也是在父亲去世时才仔细地去作了了解。
    父亲去世时，他的老朋友李默庵(国民党中将军衔，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来吊唁。我一见李老来了赶紧迎过去：“李伯伯你怎么身体不好还来啊?” 
    李默庵说：“该来的，该来的。” 
    在我和李默庵讲话时，有个人过来碰了我一下说：“你知不知道林彪在东北从来没打过败仗。但是和你父亲没打。”
    我一回头看，那个人不见了。 
    可能也是个国民党将领。 
    于是，我反复回忆父亲在东北的经历。
    父亲在沈阳与林彪交过一次手。当时林彪部队已经把沈阳包围了，我父亲前去解围。五十二军驻扎在葫芦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就准备从葫芦岛往沈阳打。解放军看国民党部队要逃跑，就挡住五十二军，不让我父亲前进。打了一阵以后，整个部队前锋当后卫、后卫当前锋，直奔沈阳，一天就到了沈阳，一下子给沈阳解了围。到了沈阳之后，父亲给陈诚打电话，陈诚特别高兴。其他的部队都是随后两三天才到的。后来，陈诚还把坐骑送给了我父亲。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的恶化局势。1948年2月，父亲的嫡系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在鞍山被歼，而这，坚定了他离开东北的决心。

    六、蒋介石批评父亲擅离战场
    我父亲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他认为只有参加国大会议才有脱身的机会。
于是，父亲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表示想当国大代表。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父亲随即派参谋邓传汉到老家广西宜山竞选，顺利当选为广西“国大代表”。
    1948年4月，当他从东北回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时，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斥责他擅离战场。
    父亲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到11月，在南京待了七、八个月没有任职，直接挂名在国防部。因为他从东北回来当国大代表，他们就问为什么不在前线打仗。就这样审查了将近一年，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是“战局悲观论者”。
    当了国大代表之后，父亲就保他的副军长刘玉章继任，并到他家去劝他。父亲走的时候就对他说，我们这个部队一定要守住葫芦岛。最后东北打散了之后，五十二军整军从葫芦岛全部拉到广州去了，蒋介石特别高兴，当做英雄来对待，因为东北部队从内战以来整军整建制地拉回去是没有的。后来副军长回来之后还对我父亲说：“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全军全部撤回。”
    1948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兼江北指挥所主任。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辽沈、淮海、乎津三大战役连获大捷，渡江作战蓄势待发，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文告，宣称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并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判。其后，李宗仁急于同中共方面直接联系，考虑首先要同距离南京最近的解放军三野陈毅部取得联系，于是决定派李明扬到江北。但是与三野联系，李明扬并没有通行证。
    当时扬州已经解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只有南京首都卫戍总部签发的通行证才能通过，李宗仁派程思远两次找父亲协助办理。随后，父亲支持李宗仁的行动，以派情报人员过江为由，两次将通行证交与程思远，提供了便利。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蒋介石把我父亲放在了南京作为眼线，看着李宗仁的动向，结果我父亲在南京也没办什么事，倒是打着李宗仁的名义放了不少人。
    蒋介石决定在李宗仁身边安插心腹，不让李宗仁的人掌握警察厅，而用父亲，何应钦由溪口谒见蒋介石回来。找父亲谈话：“校长要你兼任首都警察厅长，请你准备接任。”父亲对何应钦说：“我有心脏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请院长代向校长说明。”蒋介石听说父亲执意不肯，也没有办法。 

    七、想办法释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父亲建议由李宗仁给南京首都卫戍总部下达释放政治犯的手令，自己亲自负责执行并做好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动员工作。
    这时，在南京的共产党靠一个名叫胡梓的人与父亲取得了联系。胡梓的姐姐与父亲的妻子是同班同学，胡梓则是国民党海军的军官。南京地下党希望父亲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父亲此时也正在协助李宗仁策划落实释放政治犯。李宗仁同意父亲的意见，并下达了手令。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接到手令左右为难，一方面不敢得罪代总统，另一方面又害怕蒋介石追究责任，父亲与张耀明共事多年，父亲主动请缨来办这一棘手之事。张耀明批示“请覃副总司令核办”。
    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通过在南京首都卫戍总部的一个书记员告诉父亲：“没有刑事罪的都可以放出来”。父亲让军法处长对照名册圈出无刑事罪记录在案的在押犯。
    父亲按照李宗仁的命令释放了在南京关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其中包括罗隆基的好友浦熙修。
    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听到情况后很生气，责问张耀明和我父亲，为何放走那么多人。我父亲就搪塞说：“没有办法，是总统签名下的手令要放的人。”汤恩伯只好下令把其他南京在押政治犯全部移押上海。

    八、暗助王晏清起义
    “你在南京怎么不起义呢?”我曾经问父亲。
    父亲说：“我下面的团长都叫蒋介石为校长，我根本就动不了。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蒋介石就会知道。一般起义的都没有嫡系部队，因为根本调不动。”
    虽然父亲没有率部队起义，但是他支持了一个将领的起义。这个人就是王晏清。
    1949年3月23日上午，张耀明对父亲说：“据稽查处军统方面的情报，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
    “王晏清是军校的学生，又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会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父亲谨慎表态之后，在当天中午就和王晏清进行了交谈。
    王晏清面对父亲的探问守口如瓶。
    父亲就暗示他，事情已经泄露，要他小心防备，并要他赶快逃走，然后立即让他回去了。 
    王晏清出门不久，父亲就接到汤恩伯打来的电话，汤恩伯命令卫戍总部将王晏清扣押。父亲回复汤恩伯说：“王晏清已回师部，已电赵霞军长就近办理。”
    放下电话，父亲就出门去找王晏清。此时的王晏清还在门外找自己的汽车，父亲告诉他“上边已下令抓他，要赶快逃走”。
    当天晚上，王晏清与九十七师参谋长李宗琳及该师二八九团团长杨救州，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举行起义，率领八千余官兵开到江北江浦县的桥林镇。蒋介石得知后，连忙命令印几万份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官兵返回原防者有重赏，割王晏清头者赏五万银元。由于王晏清提前仓促起事，这支部队是由蒋介石的嫡系警卫旅编成，大部分官兵逃回了江南，到达解放区的只有王晏清及随从一百多人。
    王晏清起义虽未成功，但作为国民党“御林军”，这次的起义大动军心。蒋介石从溪口打电话查问，军长赵霞也因此被撤职查办。面对汤恩伯的追查，父亲回答说：“谁也没有指示我要关押王晏清，我见他是总裁亲自任命的人，才叫他回家听候通知，随传随到。哪里会料到他会变节呢?”
    1949年4月22日下午，南京首都卫戍总部接到汤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有人建议二十八军工兵营在撤退时破坏南京下关火车站及轮船港口码头。父亲此时建议“暂缓执行”，并征得了张耀明同意。当晚，解放军加紧进攻城外据点，国民党掩护南京党政军要员撤退。23日清晨，李宗仁由明故宫飞机场登机飞往桂林。在送走李宗仁之后，上午11时左右，父亲搭乘空军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飞往上海。

    九、父亲对自己的老上级说，要在香港养鸭子 
    父亲从南京撤到上海之后，汤恩伯还要我父亲和他一起干，我父亲没回复。
    汤恩伯又告诉父亲：“明天蒋委员长要在吴淞口的军舰上开会，你要去参加。”
    我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凶多吉少，心想自己在南京放了那么多人，现在去开会，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
    5月1日，蒋介石召集汤恩伯等在上海的高级军官开会，父亲没有到会，请汤恩伯代他向蒋介石说明，他要去广西接家眷赴香港，再去台湾。
    我父亲在南京时，杜聿明等人的家属都去了台湾。当时确实也有飞机来接我们这些家属去台湾，但是父亲对他们说：“我家属走了，不在南京去广西了。”因为他当时和李宗仁有联络，准备在广西起义。所以，我们就去了广西。在广西，父亲传来消息说，广西现在局势有变化，李宗仁不起义了。于是父亲又把我们接到了香港。
    5月10日，父亲乘飞机经广州回到广西宜山九渡街老家。不久，他冲破特务的监视，趁大雨龙江水涨，夜晚乘船到了柳州，获得陈纳德的帮助，全家人坐上飞机抵达广州。6月，父亲携带家眷到了香港。
    在香港，一些国民党将领在一块准备起义(即“香港起义”)。这也意味着父亲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决裂。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我父亲的老上级、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关麟征从广州到我家来找父亲。我记得很清楚，早上我们一上学，关伯伯就来了，一直到我们晚上放学回家了关伯伯才走。这样待了一个礼拜，天天和我父亲谈，让我父亲和他走。
   关麟征给父亲指出了两条道：一是和他去广州，并宣布父亲为陆军副总司令。二是到台湾陆军军官学校当校长。
    但是，父亲两条都没同意。 
    我父亲就是不干，意思是就当个老百姓了，说就在香港养鸭子。
    这回答让关麟征很生气。
    他说：“别说养鸭子，养鸡你也养不好。”说完扬长而去。
    说来也奇怪，关麟征还真说对了，我父亲在香港郊区养的几百只鸭子，一下水，头一歪，就接连死了不少。鸭子养不下去了，就把剩下的鸭子送人了。
    1949年12月，除了父亲和继母，我们全家从香港来到北京。
    中共派人把我们一家拉了回去，因为要穿越台湾海峡，坐的是英国货轮，先是停靠仁川，后停靠天津。我父亲和继母没有回来，还留在香港做策反工作。
    在香港，父亲住在一个葡萄牙人的家中，他往返于香港、金门和台湾之间获取情报。1950年10月，从情报中得知，台湾特务组织已经了解父亲的活动情况。继续留在香港太危险，党组织决定让父亲离开香港。
    父亲大概是1952年回来的。 
    其实，父亲在回北京之前，先去的是广州。1951年，父亲被派往广东省新会县协助土改，六个月后回到北京。父亲应傅作义邀请，在水利部参事室工作，傅作义时任参事室主任。傅作义去世后，父亲继任为主任。 

十、平安度过“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我家目标不大，当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四的一个小院，平时也不和别人联系，我父亲上班是汽车接汽车送，别人都不知道我家是干嘛的。“文革”期间周总理想了个招儿，就是给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国民党将领的家每家发了一个清华红卫兵已检查过的证明，证明这家已经被检查过了。有人去，就给他们看看，也没什么事。但是杜聿明就遭罪了，因为他是战犯，大家都知道，也没法保护，然后就把他抓起来让他扫地什么的。
    我父亲猫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每次我回家老远就在胡同外面看，看见贴大字报的我就不敢回家，因为“狗崽子”也得陪着受罚。我都是进门之前先看看。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我家还是平安度过了，这得益于周总理帮了不少忙。
    父亲晚年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现在做了一些事情，给一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旧部、下属、同事进行了平反，了了我的心愿。”后来大陆和台湾的老兵都来看他，我家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成了一个联络站。
    生活中，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
    我曾经问父亲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父亲说，年轻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玻璃杯。蒋介石一开会没有别的杯，就是玻璃杯往那一放，一杯白开水。下面开会的人谁也不敢喝别的东西，于是父亲就习惯了不喝别的。

（原载《名人传记》2010年第11期）